一家2010年就被吊销、2024年正式注销的出版公司，却在全国演唱会门口持续“出版”新专辑。散场后，“工作人员”向沉浸在余韵中的歌迷递来“亲笔签名”碟片，粉丝信以为真，回家却发现光盘无法播放。
演出市场繁荣，假专辑却屡禁不止。为何套路频频上演？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这条灰色产业链上游盗用已注销公司名义，中游组织者批量制作假碟、采购假马甲，下游利用兼职学生流窜作案。通过实地暗访，记者揭开演唱会假专辑的真相。
网友投诉：多地演唱会现假专辑骗局
2023年佛山古巨基演唱会散场后，还沉浸在演出余韵中的林先生，在场馆门口遇见了兜售专辑的“工作人员”。对方声称专辑收录了歌手彩排视频，林先生信以为真随即购买，回家却发现光盘无法读取。次年，在广州观看陈奕迅演唱会后，林先生在返程地铁口，再次遇到身着红马甲、自称工作人员的销售人员，沿用相同话术推销专辑，他买回家后，同样无法播放。
林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在社交平台上，类似投诉比比皆是——
2024年8月，江苏薛之谦演唱会内场出现冒充工作人员兜售“彩排专辑”的情况，有网友买回家后发现，碟片仅为几首MP3格式的歌曲，该网友还表示，同月在北京张杰演唱会也遭遇了类似情况；2025年5月，有网友反映，在佛山观看韦礼安演唱会后，于出口处购买到假碟。
记者梳理社交媒体案例发现，此类假专辑的销售点呈多样化特点，除散场通道、场地外，甚至延伸至内场观众席。有些售假人员还能将桌椅搬进场馆，极具迷惑性。产品方面，专辑封面多沿用当场演唱会海报，碟片内容常为空白，或私自刻录的歌曲。
这一现象并非近几年才出现。早在2018年，就有受访者表示，在周柏豪珠海演唱会买到假碟片。只是在2023年演出市场大繁荣后，问题才更多地凸显在社交媒体上。
在接连受骗后，林先生复盘了受骗原因：演唱会散场时，观众情绪高涨，希望通过实物留存记忆，因此对“亲笔签名”等字样缺乏抵抗力；加之销售人员身着马甲，极易被误认为官方工作人员，而散场时环境昏暗嘈杂，消费者难以仔细辨别专辑做工，多重因素叠加，让消费者极易落入陷阱。
记者暗访：158元买假签名专辑
3月7日，记者走访了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
当晚郭富城演唱会在此举行，开场前，从地铁口到会场的必经之路上，分布着多个兜售“纪念票”的摊位。销售人员身穿红色或粉色马甲，摊位上支着红色桌布，悬挂的“演唱会纸质票兑换处”牌子上，赫然印着大麦、猫眼等平台的Logo，极易让消费者认为“这是官方的”。
穿粉、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售卖“纪念票”
记者随机询问多个摊位，对方话术不一，有的声称“与大麦官方合作”，有的直接自称“官方”，也有摊主坦言这只是“个人打印的纪念票”。
打印座位号的机器
记者花费10元，虚构了一个座位号和票面价格，工作人员手持小型打印机，输入信息后，现场制作出一张纸质票。票面印有大麦Logo及二维码，扫描后虽能跳转至大麦小程序，但细看之下粗制滥造痕迹明显，正规纸质票会明确标注具体区域及确切日期，而这张“纪念票”仅标注"3月7-8日”。
当晚9时许，演唱会散场，大量观众沿着通道涌向地铁站D口。就在D口前的主通道旁，两名身穿红色马甲的女生搭建起简易折叠桌，桌上摆放着专辑与海报。上前询问时，对方主动推介：“一套168元，今天晚上唱的歌都在了。”见记者犹豫，随即抛出优惠：“海报之前卖一百，现在免费送，没上场之前我们都卖298元。”对方强调这是"彩排时候录制的"，海报签名则是"彩排的时候在后台签的"，属于“粉丝福利，限量享受”。
演唱会散场时，在主通道旁，有两名身穿红色马甲的女生在兜售专辑与海报
记者以15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光碟
针对身份疑虑，她们先是声称自己是“演唱会志愿者”。随后记者询问“你们是大麦的？”，对方又毫不犹豫回答“对”。记者尝试讲价，对方同意减免10元。在确认“家里电脑、DVD机都能播”后，记者以15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然而，带回家发现，光盘无法播放。
记者购买到的郭富城专辑
演唱会门口购买的专辑无法播放
“出版方”：一家执照吊销了十余年的公司
这些看似互不关联的案例背后，却指向同一个“出版方”。记者核对发现，包括林先生、多位网友以及记者本人在内购买的专辑，封底无一例外都印着“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发行”。
然而，记者核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生命轨迹早已终结。据媒体报道，其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企查查显示，2024年9月正式注销。记者进一步核对假专辑封底的版号发现，该编号实际对应的是美国歌手LadyGaga2010年发行的专辑，同样由新时代出版。
企查查显示，该公司于2024年9月正式注销
记者根据假专辑上印着的地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899号远景大厦”实地走访。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名为“泊寓”的公寓楼，一楼是早茶店。楼体上虽仍清楚写着“三元里大道899号”，但泊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早在2018年就改造成了公寓。所属的沙涌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证实，该栋大厦以前是商业楼，但现在“全部是住人的，没有办理公司的”。
记者根据假专辑上印着的地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899号远景大厦”进行实地走访
一家没有电话、没有地址、吊销十余年的出版公司，却源源不断地“出版”最新专辑。从江苏到北京，从佛山到广州，这种荒诞的“死而复生”背后，是一场横跨多年的骗局。
专辑上的地址变成了早茶店和公寓
“工具人”：兼职群体也是受害者
如果说“新时代”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那么像小陈（化名）这样的兼职学生，就是被推到台前的“工具人”。在这条售假销售链条里，兼职群体也成了受害者。
大学生小陈回忆，她在兼职群看到“演唱会周边工作人员”招募，日薪95元加提成。因不懂行，她抱着“长见识”的心态报了名。到达现场后，所有兼职都领到了一件红色志愿者马甲。小陈曾询问是否正规，对方一口咬定：“我们是官方这边的。”据她观察，当天现场穿着同样马甲的兼职人员，足足有上百人。
销售人员都穿着统一的红色马甲
演唱会临近结束时，小陈等少数人被要求上交身份证，随后被带进内场区域售卖专辑。"身边有那种长得高高壮壮的男的看着我们。小陈说，工作人员都要统一口径——这些专辑是明星排练时在后台签名，由工作人员拿出来售卖的。“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就以为是真的。”
在售卖过程中，也有资深粉丝当场质疑，说周深任何一演唱会都不卖专辑，这些专辑是哪里来的。小陈察觉不对劲，但在身份证被收，人身受限的情况下，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推销。那场演出中，她售出了约二十张专辑。“之前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兼职只招女生？现在大概猜能到，因为女孩子比较好控制。”
演出结束后，事先谈好的95元工资被克扣至90元，提成也没给，招聘人员也不再回复信息。直到小陈在社交平台曝光此事，对方才主动联系，称“造假是老板的事，我只是打工的”，变相承认造假事实，并想花50元让小陈删帖。小陈拒绝了这一要求，她表示，宁愿不要钱也不想让更多人受骗。
小陈说，她至今仍因自己成为诈骗帮凶而感到愧疚：“我一想到别人因为我买了专辑，就感觉我也是那个加害者。”
乱象探因：违法成本低但维权成本高
消费者即便找到像小陈这样的现场销售者，也难以进一步溯源至造假源头。为何假专辑销售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核心在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取证门槛高等多重困境。
首先，上游链条中，责任主体“查无此人”。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程轶圣律师指出，制假团伙盗用已注销的公司名义，不会留下可追溯的真实主体，既不会被“正版公司”起诉，也不会触发正规出版方的防伪稽查机制。“一旦事发，执法机关不可能去找一家‘不存在的公司’负责。”而链条末端的销售者，大多是被忽悠的兼职学生，“所有责任只能落在现场销售者身上，团伙大大降低了出事风险。”
其次，取证与立案存在难点。记者在暗访中发现，销售点多为流窜选址，售卖完郭富城假专辑后，工作人员迅速收摊，轻装上阵坐地铁离开。程轶圣介绍，这种流动式、短时性的售假，散场后迅速撤离，证据极易灭失，执法部门难以现场取证。加之单个案件涉案金额较低，通常难以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就广州而言，诈骗金额需达到6000元方可立案，其他地区多为3000至4000元。”警方难以主动以诈骗罪介入打击。
最后，维权成本劝退消费者。程轶圣坦言，违法成本极低，而维权成本偏高，消费者往往因金额不大、程序繁琐而放弃维权，“这在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行为。”
破局之道：明确牵头部门，打通多案合并渠道
面对乱象，各方并非没有行动。大麦网客服向记者明确回应，平台不会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售卖周边，与各类现场销售也无任何合作关系，建议消费者发现不实售卖“可以举报或报警处理”。此外，大麦网页面底部设有官方举报邮箱。
记者查询发现，部分演唱会入场须知中也有特别提醒。以小陈兼职的那场演唱会为例，歌手工作室曾发声明称“本场演出无任何官方海报、专辑、签名照售卖，请歌迷朋友谨防上当受骗”。多位网友也表示，现在很多演唱会开场前，会循环广播提醒。歌手光良甚至亲自在社交平台辟谣，回复晒出“签名照和CD”的歌迷：“这不是我的签名。”
但这些提示在散场的混乱中容易被忽略，消费者受骗后仍面临取证难、立案难的现实。程轶圣分析，从现行监管体系看，演唱会场外售卖假专辑、假签名周边物品的行为，同时触碰多部法律、多个部门职责，存在监管职责分散、协同治理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极易出现'谁都能管，但谁都难牵头、最后都不管'的真空地带”。
他建议，从制度层面明确公安为大型活动现场牵头部门，压实场馆与主办方管理责任，建立多部门快速联动、现场处置、证据共享机制；同时打通“小额多案合并立案”渠道，强化对印刷、供货、组织者的源头打击。
如果已经受骗，消费者该如何维权？程轶圣给出了具体路径，第一时间保存交易凭证、专辑实物等及销售人员特征；若有对方联系方式可要求退款，若无法联系，则及时向文化执法部门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尽量追回损失。如果协商、投诉均无果，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损失。
对于被利用的兼职学生，若遭遇克扣工资、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况，程轶圣表示，一方面可通过民事诉讼追索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若涉嫌非法拘禁、强迫劳动等犯罪行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演唱会本是粉丝与歌手的双向奔赴，不应成为诈骗团伙的“收割场”。当监管漏洞被补齐、维权路径被打通，或许才能让这份热爱不再被辜负。
文、图｜记者 罗清峣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