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挣工分。先给“劳动力”定级，全劳力（男社员）10分，女社员6分；劳力较弱者减去一二分，但相差并不太大。每天晚上都由记工员在“记工簿”上作记录，同时还在队室门口的“工分上墙表”上标明，以便大家相互监督。社员来队部“看工分”，主要不是看自家的，而是看村里对头家的情况。生产队年终“分红”，依据的就是各家工分的多寡，扣除口粮等方面的预支之后，就能获取一年的现金收入。
那个时候社员们的日子十分简单，不用想东想西，因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在诸暨，稻种两季，春天什么时候做秧田、撒谷子，夏天什么时候开镰收割早稻，什么时间前（通常是立秋前）必须完成晚稻抢种，都是由公社派发的指令，每天在广播里播报。那时最是崇尚“科学”种田，通常由县科技社提供参数，由县里确定时间，公社负责监督，生产队具体执行，至于精通农务的“老农”之类，早已落后、过时，谁都知道：听公社的就是对的。由于上头有明确的指令，明晰的时间表，也就有了考核的标准，各公社奋勇争先，每年都是提前完成“双抢”（夏天的抢收抢种）任务，接着便会从有线广播里传来县广播站播报的各种“喜讯”。不能按时完成的生产队，队长就会被召去公社，挨得一顿批评，然后怏怏地回来。
也有些生产队长还犟着头狡辩，说他们山沟里有许多是冷水田，日照短，熟得晚，按公社时间开割，就会“割青”（还未完全成熟），影响收成；根据以往经验，经过仔细盘算，晚割虽然会导致晚插几天，并不影响晚稻生长成熟。那些老年社员则倚老卖老，说什么古人也讲“不违农时”，阴阳怪气。诸凡此类，一律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难怪领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求他们相信“科学”，就这么困难吗！
公社最关心的是“指标”的按时完成，那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要求像部队打仗一样，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很简单，就把化肥票、农田补贴之类扣下作为惩罚。这般来过几次，大家就都乖乖听话了。
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按公社的指令去做，就是对的。说实在的，队里最后的收成，其实与公社也没啥关系，“爱国粮”的数额是早就规定了的，交完国家的，集体才能给社员分，剩下还有多少，就分多少；粮食不够吃，也不只是一队一村一家。那时无论好与不好，只要每家都一样，社员心态也就平和了。但明面上的指标完不成，公社在各区的排名受影响，领导便要挨县里批评，影响评奖与升迁，所以确实不是小事，也难怪公社与大队的头头们很是焦虑与担心，不断到各小队来巡视，确保严格实施。
社员们私下也多有议论。那时以往擅长种田的“富农”已被管制，不敢乱说乱动，贫雇农人家，其实也不太懂，所以喜欢说闲话的，便是那些中农、上中农，仗着解放以前有十来亩田地，天天耕种，精打细算，自以为最懂得种田，说话阴阳怪气，诸暨话叫做“打头打脑”。直到小队会议上挨头头们一顿猛训，才乖乖地把嘴巴闭上了。
我们是个小村，自从土改之后，农民都有了田地。后来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化私为公，土地就都变成了“集体”所有。接着“吃食堂”，真的吃了“大锅饭”。村里的一切，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至于每年土地里的出产与收成，与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各家之间唯一的差别，便是工分的多少。
平常日子，大家每天一起劳动，各人的工分相差其实不大。关键是双抢和水利建设时，那时实施“包工”制度，是挣工分的最好时光。因为要抢时间，再不允许吊儿郎当地“怠工”。社员先是分“码”（组），若干人为一码，然后每亩设标，每收割一亩、种植一亩，得多少工分。收割必须合作，插秧可以个人。这种情况下，我哥作为强劳力，天未亮出门，天黑晚归，最多时一天可挣40多个工分。
“包工”制度，核心便是数据，但数据是可以掺水分的。种田是良心活，全靠社员自觉。例如插秧按亩计算，当时讲究“密植”，但总有些“聪明人”，插时有意把行距加大一些，或者在田边保持规则，田中间放宽，便能省下时间，多挣工分。在社员心里，反正是大锅饭，收成与个人无直接关联，只要自己工分挣到就好。而队长最担心的也只是能否按时完成公社的要求，尽快达成便好，至于庄稼到底如何，反正它自己会长的。
其实平常日子，社员也大多是出工不出力，讲讲“畈外乱话”，说些荤的黄的段子，大家开心，把一个日子挨过去，工分到手便好。记得某次耘田时，我发现村里都叫她“大嫂”的那位，最喜欢说话，别人弯腰细耘，她却站着与旁边的婶婶、姑娘说话，别人耘过往前了，她耘也没耘，顺着往前走几步跟上，继续说话。——“大哥”是大队的会计，所以旁人就当作没看见，最多丢个眼神叹口气。
那时还讲究“变农闲变农忙”，冬闲无事可做，就社员全体出动，把山地、沙滩开垦为“大寨田”，所以雨天、雪天也都忙个没完。新增的水田，最初两三年是免交农业税与爱国粮的，同时也是重要成绩，上报公社，还能得到表扬。但这新增的水田，原是毁了旱地而来，旱地本有产出，变成水田，收成明面上还是增加一些的。但那时无论新田、旧田，大家都不曾好好耕种、用心护理，每年的收获非增反减，而一年的“工分”总额却在飞长。我记得1976年是全家工分挣得最多的那年，因为我这个最小的孩子也已中学毕业能挣工分了，谁知年终分红却是最少的一年！
原因无他，大家只按时出工，按件计酬，根本不在意庄稼到底长得如何。农民的习惯，只要不是自家地里的，便与我无关。所以只关心工分，不关心收成。每家的工分年年长，队里的收成岁岁减。在工分值最高的时候，每10个工分，分红时可换算为一元钱，但那一年，只有三角五分。后来听说还是我们浙江富庶，这都不算差，北方有些地方才有八分、一角的。
我们的口粮是按人头定的，每人400多斤稻谷（据我哥问当年队里的老会计，年成最好时曾分过最高的480斤），去了糠秕谷壳，大约相当于300多斤大米，平均每天不到一斤（最高那年才能超过每天一斤米）。但“双抢”那样高强度的劳作，强劳力一天要吃五顿：凌晨四点出工，晚上七八点收工，三餐之外，早上九点有早点心、下午三点为正点心。在没有油水的时代，胃口奇大。我读初中时去学工，用特大号饭盒蒸成满满一盒，相当于一斤半饭，吃完也没有饱胀的感觉。所以平时每餐都需要加杂粮，或以瓜菜杂粮代替。大米还是不够，就只能去买“黑市米”（通过湖区产粮地的亲戚私下买），要五角钱一斤。那时一个强劳力，就是一架吃饭机器，一年的工分数量看似可观，事实上所挣的还抵不了他吃下去的，等于是倒欠，即一个强劳力养活不了自己，却正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三中全会”，确定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我们队也经常搞“承包”，叫做“包工”，按量做完，就能得到工分，但不太去管是否做好，再说离收成如何还远着呢，社员便都敷衍了事。所以关键就是“联产”二字，把田地分给农民，让他们自己种植，无论收成多少，只要交了爱国粮、农业税之后，剩下的都归自己。因为都是“为自家种”，大家认真选种、精心护理，而再不用管何时种、何时割之类花哨的数据，这般才过得一两年，大家就都能吃饱饭了。
我那时已经读大学，暑假回乡，发现我哥哥其实只是早上和傍晚才出工，正午大太阳时，就在家里吹吹笛子，唱唱越剧。除了“双抢”，再不用那么整年辛苦，也不用将“闲”变忙，自讨苦吃，就是这般悠闲自得地过日子，饭便吃不完了。这让我很是纳闷：让农民吃饱饭，是几十、上千年都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解决了，依然是一样的田地，一样的人群，究竟是施了什么魔法？
而今我在大学任教已近四十年，回首往事，似乎十分遥远，却又觉得近在眼前。依稀恍惚之中，似乎我正在学术的“公社”里劳作。公社听上面的指示，关注的是指标。对社员个人的考核，依据的是数据。在“科学”考核面前，老辈学者对于学术的经验与要求，正如“老农”一样过了时，成了数据管理时代的最大阻碍。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数据”本身，而不是学问的真实“收成”。每天想的都是怎么“做论文”，发挥聪明才智，制造出漂亮的数据，挣得更多的“工分”，然后就可以顺利“晋级”，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做学问”，寻求真正的收成。尽管为此大家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却因为未能“顺应农时”、遵循学术规律，又等不及作物（学问）自然生长，往往“割青”而导致歉收，达不到考核的要求，担忧教职不稳，神经未尝有一日可以松弛，再不能见到“快乐的学问”和学问的快乐了。于是我想，在当下的“学术公社”里，是否也需要来一场“联产承包责任制”？
（本文原题“学术的工分与学问的收成”，原刊于《南方周末》2026年2月18日，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回音壁】
张福贵（吉林大学）：有体验，说得好。
罗时进（苏州大学）：所喻巧致有理。
胡传吉（中山大学）：还是需要有人说出来。
张剑（北京大学）：结尾意味深长，麻烦的是谁能开出药方呢？
何朝晖（山东大学）：比喻精妙，切中时弊。
蒋振华（湖南师大）：一针见血指出当下学术的误区甚至歧途！赞。
董上德（中山大学）：顺应农时，十分重要。
江巨荣（复旦大学）：上海有些人称写文章叫扒分。钱是扒到了，工则未必。
祝晓风（中国社科院）：说得好。那时全国大多数农村，工分都是8分钱。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我就做过半劳力，叫半搭子。
李桂奎（复旦大学）：公社，工分，惨淡的历史，几分追忆，几分伤痛。
胡玉冰（宁夏大学）：在学术“公社”挣学术工分，很形象。
彭国忠（吉林大学）：做学问与挣工分联系起来，针砭时弊，高。
刘茉莉（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有历史也有态度，都在里面了。
汤婕妤（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看穿了热衷内卷背后的问题。
陈田珺（华东师范大学）：寓言式的写法，既有趣，又有理。
孙玟（“中央”大学）：“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照此推理，如果只是热衷于表面文章而不是做真学问，最后是要误一辈子的。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写出了目前高校的真实状况。不过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过“工分”的问题，从做学术以来，只满足内心的充实和创造的喜悦。我和承学兄交流过，年轻一代和八十年代学者的差异，主是情怀的有无。
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关键还是要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离水塘也不远，那就利于收成。有些体制是办不成事情的，内里存在巨大的浪费，黄老师这篇文章有以小观大的意义。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古人反省华夏民族的至理名言。
魏崇新：悲夫！至于兄所言之“学术承包制”，虽优于“公社制”，窃以为亦非最优选项，学术乃沉心潜研非功利之自由事业，承包也会带来负担与功利，也会带来追求“收成”的负面效应。聊呈鄙意，以博一粲。
邵清（浙江社科院）：把生产队的生产方式和做学术的方式联系起来思考，也只有像您黄老师这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才写得出来，真精彩。你今天这篇文章中所涉这种学术方式，大概就是你上一篇文章当中所说的第三种方式。这种所谓“工业化的学术生产方式”，强调分工强调跨学科，从目前现有的知识和人类探求新知识的状态来看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如何分工如何跨学科从而实现有意义的新知识生产方式，我想还有好多问题要讨论。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形势比人强。人得先适应环境，不然，饭碗就没了。甭管好坏，能发就行。读书时，老师谆谆教导，不要乱写，手写滑了，就麻烦了。要有心得，要有质量。跳高，一米的高度，跳一万次也是一米。破纪录，一次就行。现在，您要还这么教育学生，他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毕业前，没发表，即使论文通过盲审、通过了答辩，好多学校压着学位证书，等两篇C刊文章发表了，才给。
曹天忠（中山大学）：此无他，人性使然耳。好的学问大约多是反人性者也。愚意以为好的学问大约可以包括这些标准：
第一，解决了人类社会、民族国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二，开创或推动了研究新范式。
第三，传承并创新了重要文化。
第四，足以写入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学术史。
第五，成果被写进经典教科书。
所以学者得有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
廖智敏（中山大学）：看到最后一段，有点小震惊。虽然这类话语经常听到一些老师们说起，但是敢公开这么说的，还是很少。今天的文章给我的感觉像是小时候读的寓言故事，单纯就事论事有点无聊，但用别的故事一类比，就很容易让读者接受，而且别有韵味。写作功力更显深厚了！
林莹（同济大学）：农事与学术，其理一也。像我这样没有生产经验、四体不勤的退化者，读来细节分明，如同亲历，仿佛此前读托尔斯泰写农忙割草的场景。“学术农民”也都盼着学术圈的“联产”魔法发生，能早日踏实劳作，快乐问学。
林杰祥（中山大学）：指标是从实际耕作中总结出来的，如果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二者合理搭配，真正的学者一定有成果，有学术收成，进而产生影响和贡献。但是指标变成了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就会具有导向性，参与者围绕指标进行生产，首先是要符合标准，否则就不做“无用功”，这种情况，反而就影响和束缚了真正的收成。就好像大家都是只管果实，而不去在意耕田、播种、浇水、除虫的过程，不去做好，自然会影响收成，甚至适得其反。
尚丽新（山西大学）：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不管什么时代的什么算法，总逃不过“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陈寅恪先生也是畸人啊！
刘轩（浙江传媒学院）：“真正的收成”，要精心对待面前的土壤和作物，而“数据”就有很多可操作空间，就和“大跃进”时一样……但没有实际依托的“数据”总会露出马脚。
范德怡（集美大学）：虽然是80后，但对生产队和大锅饭那段历史，其实并不陌生。自以为一直是您在《“学术生产”的三种方式》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农民，您哥哥的悠哉悠哉，正是本学术农民最向往的境界。
周慧（中山大学）：“做学问”成了挣工分，而不是寻求真正的收成，这个比喻很形象。当“挣工分”变成了大学老师们的基本生存门槛，自然就没有快乐的学问和为学的快乐了。
杜治伟（安徽大学）：您引公社生产为喻，精准地概括出了当下学术生态的弊病。数据管理时代看重的是数据，师长们的治学经验屡屡不能得到有效实践，正因为被倒逼着拔苗助长、瓜果催熟。《孟子》说“不违农时，则谷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可惜几千年后仍未完全遵循。“联产承包责任”的改革兼顾了规律和效率，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向上一路，当下学术发展的向上一路，或许仍需要向您一样的前辈师长再继续呼吁和引领。
蒋小平（安徽大学）：我还记得小学升初中作文，写的是包产到户后，大舅过上了好日子。那是应付试卷编的。后来，通过多种媒体看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果敢……您的文章既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又关联当下学术，特别认同。如何改变被数据数字牵引的状态，期待您的观点！
陈广恩（暨南大学）：工分制被实践证明是违背社会发展的，最终被废弃了，而今我们却在大家都诟病的情况下，依然大行其道，这也是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期待“联产承包责任制”。
沈珍妮（中国人民大学）：和一些“青椒”聊天，他们正把学校数据化的一些考核分数叫作“工分”，老师一语中的。
章丹晨（英国华威大学）：真的是好贴切的比喻！“每家的工分年年增，队里的收成岁岁减”，想起以前看过一篇戏仿文《多发了三五篇》。
范常喜（中山大学）：讲得极是！学问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因问而学，因学而问，无限循环，永无止息。外力附在学问上的东西太重，“而立”时兼顾职位、稻粱，本无可厚非，后面若还是如此觉悟的话也就万劫不复，没救了。
曾昭式（中山大学）：工分制干多、干少一个样，通常是或10分或6分；分田到户，拥有资源不一样：田有好有坏，必然会想办法占有资源。理想是共产主义，劳动是一种享受、一种生活方式。黄教授以此类比学术界，一旦将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所谓一类、二类等级之别，无所谓数据了，前提是与生存无关。
陈亮亮（香港大学）：认真拜读了您最近好几篇作品，非常感佩！尤其最新这篇，一箭双雕，都切中时弊。所幸我们这个时代，至少个人还可以有所选择。如按照自己的本心行事，也许所得还能大于所失。
周菁若（中山大学）：这篇文章让我开始想：在毕业离开校园后，当我不再被学分和绩点这些“工分”所驱动时，我还能剩下什么？那些真正内化成我思想、能力和修养的东西，或许才是我真正的“收成”。追求数据和指标只是手段，而获得真才实学、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才是学习的初衷。在不得不挣“工分”的环境里，也希望自己能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属于我自己的那块“田”，长得怎么样了。
张益嘉（广州体育学院）：用公社指标比喻科研绩效，老师好会联想。以前读书时，接触的多是勤恳认真做学问的人，被这样的环境熏陶多年，直到出来上班，方知红墙内外大不相同。尤其在期刊部门工作之后，对于借学术充填野心装点门楣的事见得更多，“快乐学术”几乎不能想象了。希望会有合理的改革措施出现吧！
洪志霄（中山大学）：确实是有趣的洞见，让我有了更多的联想。或许更重要的事不是挣工分，而是赚一块田，可能小一点，瘦一点，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田。博士期间要立志做一流的学者，就是要开这么一块荒地，新问题，新视角，新解释，远大于单薄的论文本身。
龙赛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深受触动。文中批判的“做论文”而非“做学问”的现象，确实是当下学界的痛点。在“工分”压力下，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数据和形式里，忘记了研究的初心。我也越来越觉得，真正的学问，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而是沉下心“种田地”一样慢慢做出来的。您分享的这些观点，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浮躁的环境里守住做研究的本心，比单纯追求数字更重要，多关注问题本身，少被外在指标牵着走。
朱浩（中南财经大学）：黄老师之问，关于当前学界一个制度性问题，令人深思。戴着镣铐跳舞下，缓慢、扎实、快乐、细水长流的真学问、真收成，能占比多少呢？
高语汐（北京师范大学）：确乎如此！指标困住了当代学人，催熟早收是不可取的，应当自然而然瓜熟蒂落，做从我们自己生命中长出血肉的学术。谢谢老师，学生又受教了。
陈哲（中山大学）：黄老师在上一篇文章里，担心以刊物级别为依据的考核模式可能会让年轻人走向功利与急躁，这篇文章则反思学术考核中的唯数据倾向对学术研究积极性的伤害，这些都是对年轻学者很友好的声音。在我熟悉的领域里，学者们有不少很好的论文没有发在高级别、算工分的刊物上，但赢得了同行的口碑。希望以后自己在迎合考核要求的同时能继续保持研究乐趣，寻求真正的收成。
朱航（中央戏剧学院）：谢谢老师分享，非常有体会。做学术、写论文，往往应该是为了考镜源流、解决学术问题，一味为了刊发高级别刊物，往往会导致对自我研究路径的“异化”。还是更多时候应该沉下心来，允许自己“慢生长”。
井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们吃惯了化肥催熟的蔬菜瓜果，以为这就是最好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真正的好东西。“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张蕾（广州大学）：不追外在指标，做自己的“快乐学问”，也太需要天赋和内驱力了，不然最后就像我这样，只找快乐，不做学问了。
林珈卉（香港大学）：很有警醒意义！指标真的让青年学者精神紧张而难以感受学问的快乐。
李有梁（湖南理工大学）：对当前学术界的现状，洞若观火，切中要害，其分析鞭辟入里。学术研究，若能纯粹地“为学术而学术”，不以指标、数据、项目、论文、引用等为标的，则为学者之大幸，亦为学术之大幸！
饶莹（浙江传媒学院）：哈哈哈！我正看得津津有味，正看到老师聊当下考核制度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喜过望，结果居然结束了——学生斗胆请黄老师催更。
肖大平（暨南大学）：确实如此，……学术管理水平和机制还停留在公社时代。
李莉薇（暨南大学）：现在高校也跟过去的公社差不多，全部用数据说话，尤其对文科不友善。即使干活了，也只计算有固定分值的数据，明码实价，不能有异议。
孟伟（山西师范大学）：这个“学术工分”的比喻太贴切，我现在就是在拼命赚工分的。
伏煦（山东大学）：我们现在也是每年计算工分，作为发放年终绩效的依据。
张巍：大抵世间万事只是一理，种地、学术皆然。
李冠兰（中山大学）：种地与做学问，道理都是相通的，希望学术可以回归本来应有的样子
唐永（广州大学）：对我们没经历过公社的人来说，故事性十足；引申到现在的学术生态后，亦是一声叹息。
赵国瑛（浙江财经大学）：我父亲就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晚上去队部记出工情况。并将出工表挂在墙上，以便核对或监督。工分的折头是年初定好的，平时只记出工情况，年终才算出每户的工分总值。再根据每个工分的货币值（收入减支出）加权平均，减去平时分的粮食，蔬菜折价，再计算出每户盈亏。有些劳力少未成年子女多的农户，做死做活一年依旧亏欠生产队，名曰倒欠户。
林明（中山大学）：我三叔是老家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年核算季节，他都要在家拿着算盘忙几天，每年也总是那么一两个人要来查账，亲自核算自己的工分有没有记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