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处于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以后，大型经济体中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日本和韩国，更多经济体则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时期固优势补短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先说短板，当务之急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贯穿始终。马克思通过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状况分析，提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观察到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总消费倾向降低。时过境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但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对消费不足的影响等方面，依然可看到历史上出现过的规律性变动的延续。
再说优势和战略。随着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优势条件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我们特别强调了追赶潜能优势、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及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已部分处于并跑或领跑位置，挑战在于能否保持和加强这一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既包括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这是人们以往理解不够但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的窗口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投资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内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总体而言，高速增长期的数量和规模指向，将转为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更可持续发展为指向。在这一过程中，识别和利用好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等增长战略，对成功推进结构转型、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无疑至关重要。
消费结构转向消费引领
在消费结构上，首先要补上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的缺口，缩小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既要消费国内的产品和服务，也要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消费，也可以看成投资，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以支持创新。消费对增长的重要性要前移，以往稳增长的重点是抓投资，以后要转为抓消费。
在产业结构上，建设制造强国并不体现为制造业占比的稳定甚至提高，事实上这一比例还会有所下降，重点是发展相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是更适合度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标，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都体现在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
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在对外贸易上，近年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实属不易，是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同时要认识到，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消费相应减少；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这也是不可持续的。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战略，在保持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但需更多乃至主要以人民币支付结算。要由“多保留外汇”转为“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由此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使用的流动性、便利性，使人民币诸多职能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与中国实体经济占全球的份额相适应，推动人民币较快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总体上利大于弊，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出口，但中长期则有利于提升生产率，促进竞争优势较快迭代。
加快城乡融合和提高收入
在城乡结构上，当城市人口占比接近70%时，城乡之间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人口流动更多地出现于城市体系内部。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两个城镇化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剪刀差，这反映了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与原城市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消除这一差异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务分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在收入分配上，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经济体基尼系数较低的经验，力争将中国的这一系数降低到0.4或以下水平。提出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使这一群体人数增长到8亿人到9亿人，形成占总人口比重过半、规模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政策工具上，要稳增长、稳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推动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重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确立经济增长新框架
在宏观政策上，尽管“宽松”已经成为主基调，但必须说清楚的是，宏观政策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只能够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并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如果经济的微观结构是有效运行的，就能够自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此时大多数宏观政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微观结构运转不那么有效，且短期内无法调整，经济运行又不能停下来时，宏观政策才走到台前，起到某种补救作用，而且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的，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推了。
以上所讨论的“十五五”或更长一个时期应该或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框架，其基本线索是经济增长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
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而中国目前看起来创新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短板在于消费不足，也就是“供强需弱”。从逻辑上说，解决需求侧问题较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并非没有难度。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且内部差距大、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政策导向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度绑定，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并不现实。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逐步确立新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
(作者为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