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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电影的岔路与回响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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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诞生起,港台电影就如两条时而并行时而交汇的河流,在全球化浪潮中摸索各自的存在方式。今年以来,先后有多部港台电影——《寻秦记》《过家家》《他年她日》《96分钟:列车爆炸案》《夜王》——登陆内地银幕。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港台两地电影人在后疫情时代的上下求索。

进入新世纪,香港电影人以类型片的变奏接续老港片脉搏;台湾电影人则在艺术坚守与商业试探中,寻找另一种缓慢而深刻的视觉叙事。这5部电影遂构成一个小小切片,当《寻秦记》的观众在影院里寻找25年前的自己,当《他年她日》的奇幻外衣下包裹着青春情感的细微波纹,当《夜王》用一个行业的消逝回首香港今昔,电影终究完成了它最原始的使命:一面镜子,照见个体的记忆与集体的命运。

港式商业类型片的彷徨

元旦档期上映的两部香港电影:《寻秦记》及《过家家》,恰恰反映了当下香港电影的两种制作取向,一种是以旧日情怀为消费锚点,打捞一批愿意为香港文化产业的辉煌过去买单的观众;另一种则是继续在合拍片的轨道上推进,以致影片本身已然看不出多少香港元素。《过家家》与其说是香港电影,不如说是香港资本参与制作的电影。片中最显豁的香港特征,当数饰演罹患阿兹海默症的主角的成龙。

1980年代步入全盛期的香港电影,之后陷入低迷与衰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在于港片原本所倚重的台湾资金在1990年代后期逐步撤回台湾。与此同时,好莱坞大制作特效片的风潮席卷全球,进一步推高了电影制作成本。最终,当台湾放开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口配额时,美国大片的冲击下,香港电影几乎失去台湾市场。

其二,在于亚洲金融风暴破坏了电影业传统的融资渠道,盗版由此变得猖獗,而鼎盛时期过度生产的流水线化类型电影,在经济衰退之下,逐渐被本土中产阶级视为廉价庸俗制作。好莱坞电影在香港攻城略地,进一步挤占了港片的生存空间。

其三,则在于大量香港巨星,如吴宇森、成龙、周润发等出走好莱坞。但在2003年后,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签订,这些电影工作者大多选择回流内地,以合拍片的方式,延续港片的传统。如今活跃于内地银幕的港片,诸如《十月围城》《新少林寺》《叶问》系列、《寒战》系列、《扫毒》系列、《无双》《怒火:重案》等,多为此类合拍片。

然香港影视力量的北上,并非肇始于CEPA。后者不过是将某一正在形成的趋势形诸文字,列为政策。作为最早一批北上取景的香港影视剧,2001年的TVB34周年台庆剧《寻秦记》所采用的外景地,是壩上草原及陈凯歌执导电影《荆轲刺秦王》时留下来的横店秦王宫。这使得《寻秦记》拥有香港一般电视剧难得一见的大场面。

25年后登上银幕的电影版《寻秦记》,甫一出现,便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日上映场次最多的作品,当日票房逾1100万港币,为香港影史开画票房之最。在内地,该片的票房成绩也相当亮眼,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寻秦记》在2026年的电影票房总榜上排行第4,《疯狂动物城2》《阿凡达3》和《匿杀》,这之中,仅广东一省即贡献了近三成票房,其“情怀消费”的驱动力可见一斑。《寻秦记》并非一部可以剥离过往剧集单独存在的作品,而是一场以电影为名的集体怀旧。香港都会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陈智廷表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情怀、IP和CP(古天乐及宣萱)。”

但怀旧并非仅属于香港一地,而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集体情绪。《繁花》《梅艳芳》《九龙城寨之围城》《芭比》《苦尽柑来遇见你》《夜王》等影视剧,无不是有着厚重地域性的怀旧之作。透过发现过去,人们回溯性地构建当下的秩序,重新寻找那身在世界之中的时间感。怀旧是一件便利的工具,每逢下沉年代便要出现,为我们拧紧发条,支持我们踉跄着向前行进。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便有人类从黄金时代,途径白银时代,终至堕落进黑铁时代的怀旧叙事。正是过去的确定性与叙述过去的不确定性,搭建出了此类叙事的基本逻辑链条。每个人都透过私人记忆、家族记忆或集体记忆拥有那确定的过去,而当这些零碎的记忆拼图,拼合成历史的图像时,一切都变得含混起来。

《寻秦记》的怀旧,则不是如《繁花》《九龙城寨之围城》《苦尽柑来遇见你》那般时代剧式的怀旧,它没有直接叙述一段与香港在地文化密切相关的故事,而是以《寻秦记》的小说及剧集为蓝本,创作出一部近乎同人文学的作品。其目标观众在意的,甚至不再是电影剧情本身,而是那些在25年的岁月冲洗下改变了面容的原班演员,将如何于银幕上重聚。如同召回过去记忆的一场仪式,《寻秦记》营造了一场集体怀旧。

《过家家》同样是怀旧的,却在怀旧的经线中,织入了遗忘的纬线。它讲述了一个关于注定到来的失去的故事,但过度使用的慢镜头煽情,让电影语言变得甜腻而滥情,这几乎是此类走温情路线的商业电影的通病。不过,《过家家》依然揭示出香港电影发展的一个趋向,即与内地影视力量的合流。当内地类型电影日渐成熟,香港电影工业的先发优势会被电影工业体量上的巨大差距拉平。

于是乎,香港电影很大程度上将迎来分流。聚焦本土、凝视香港市民寻常生活的小成本艺术电影,如《年少日记》《流水落花》等,以展现出不同于过往香港商业类型电影的问题意识。大制作商业电影,则是合拍片的领域。当下,此类合拍片以香港电影人最熟悉的类型,即警匪片与犯罪片为主。但当那些内地观众早已审美疲劳的叙述范式:兄弟义气、江湖任侠、警匪冲突、无间道等,被一遍又一遍地复制,而尺度上的放宽与突破,也只能塑造虚弱的视觉奇观时,香港商业类型片便需要在一个愈发挑剔的市场中求变。

台湾电影的破与立

论及如何求变,我们可以把目光从香港转向海峡的另一岸。

台湾电影的起步与香港几乎同时。1898年,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会在台北北门外举办“少年教育映画幻灯会”,是为台湾首次电影放映。香港与电影的初次邂逅,则可追溯至1897年莫里斯·萨维特教授在旧香港大会堂举办的放映会。

然而,此后百余年,港台两地电影却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向度。比较两地电影在起源阶段所吸收的传统,我们会发现,香港电影之所长,在于其始终是本地消费生活、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较少寻求超越,亦不为宏大叙事所焦虑。有意无意间,香港生长出了一种带有粗糙生命力的电影工业,一切都服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调度。

故而,1920年之间的早期香港电影,大都为戏曲电影。彼时,戏曲仍是香港街头巷尾间口耳相传的大众艺术。而香港混杂的语言背景,使得香港电影分化为两条平行轨道,一为国语片,二为粤语片。至1960年代末,受电视媒体的刺激,动作电影的风头开始盖过戏曲电影,程式化的唱念做打,被更真实的动作镜头、更凌厉的蒙太奇取代。从此,商业类型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力。无厘头喜剧、武侠电影、警匪片、功夫片乃至赌片、风月片、僵尸片,活跃于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香港影坛。

香港电影的语法在此一时代得到确定,在最典型的香港类型片中,我们总能看到如此工整、直接、有效,有时近乎粗暴的剪辑手法。1980年代的全盛时期,香港电影的拍摄档期被一再压缩。王家卫的《东成西就》采用边拍边写模式,从剧本创作到最终成片只花了27天。杜琪峰拍《枪火》时根本没有剧本,整部电影只花了19天即告完成。1991年,香港演艺界为赈济华东水灾而拍摄的公益电影《豪门夜宴》,甚至只花了4天便制作完成。

台湾电影的起步,相对较晚。1949年后制作的绝大多数台湾电影,大都是由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宣传片,如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的《美丽宝岛》、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良心与罪恶》。这一时期,台湾电影在政治的鼓噪声中徘徊,直到1960年代末期,李翰祥等香港电影人来台发展,带来香港相对成熟的类型电影制作技术,台湾电影才开始缓步转型。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拍摄了《光阴的故事》,被广泛视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首部作品。杨德昌、侯孝贤等名导正是在此一时期崭露头角。至1989年,侯孝贤以《悲情城市》一片,斩获威尼斯影展最佳电影金狮奖殊荣,成为首部获得世界级三大影展奖项的台湾电影。

但《悲情城市》问世同年,台湾开放外国电影进口。刚刚有所起色的台湾电影面临着香港电影同样的处境:他们的对手,都是彼时风头正劲,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

出于对好莱坞电影工业逻辑的逆反,台湾电影人走上了一条与香港截然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香港主要以商业类型电影为其名片,那么,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台湾电影,莫过于新浪潮一代导演的艺术电影。这些电影往往极富导演风格,较少起用明星演员,钟爱以自然光影塑造充满画意的镜头美学,观影门槛相对较高。因此这些电影大多叫好不叫座,仿佛专为影展而设,为电影爱好者而做。

另一批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台湾电影,则是杂糅艺术片手法的青春爱情电影,如2007年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不能说的秘密》,2011年火遍华语地区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电影的出现,得益于台湾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所留下的文化积淀。

元旦档期上映的《他年她日》,正处在这一条青春爱情电影的传统脉络中。虽然添上了重力墙和优日区、长年区时差的奇幻设定,叙事却仍集中于角色情绪的细小涌动。

另一部登陆大陆银幕的台湾电影《96分钟:列车爆炸案》则跳出言情范畴,落入另一重俗套。作为2025年台湾地区本土电影票房冠军,《96分钟:列车爆炸案》只呈现出电视电影的质感。题材和戏剧空间的限制,让电影即使有动作戏份,仅局限于高铁的狭窄空间内。对列车困境的讨论浅尝辄止,最终归于男主角宋康任自我牺牲的救赎。该片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是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片中,民众对公权力极度的不信任已近乎“塔西佗陷阱”,此种不安终至蜕变为炸弹客的暴力行径。

《96分钟:列车爆炸案》是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求变尝试,虽在台湾本地切中了某种社会情绪,却没有更深层的思辨,更精心设计的动作场景来配合叙事的进展。但此前,港台两地影视资源的密切配合,却足以制作出《周处除三害》之类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作品。这证明,流水线制造的娱乐产品,已然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凭借一两个高概念、一两位流量明星来大肆吸金。真正愿意雕修细节,认真对待每一帧胶卷,讲好一个合格的故事的电影,则总能找到对应的观众。

由此我们可以说,或许,在寻求更广阔的电影舞台与坚守在地性之间,在怀旧消费与题材创新之间,并无绝对的高下与对错,只有不同选择下的不同回响。港台两地的光影实验,最终都将汇入华语电影更广阔的叙事长河——在那里,每一个寻找共鸣的尝试,每一次对身份的回望,都是对“我们如何被电影塑造,又如何通过电影理解彼此”这一命题的珍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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