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报）
转自：中国妇女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熙爽
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全国两会期间，高额彩礼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社会议题。如何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破解高额彩礼陋习、推进移风易俗新实践，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分享了来自基层的经验与思考。
柔性引导
“整治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我们是从2017年前后开始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村里深刻意识到，不能让村民们富了口袋，却在文明素质上掉队。
“经过认真调研，我们发现，刚性约束能定下规矩，但让村民真心接受、自觉践行，还得靠柔性引导。”汪玉成说。此后，余村打出整治高额彩礼、倡导移风易俗的组合拳：将彩礼限额、酒席标准等纳入村规民约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让规矩有实实在在的约束力；组织村里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让“自己人”断是非，让规矩更有生命力；党员干部带头抵制高额彩礼、简办红白喜事，以示范效应扩大影响力；坚持疏堵结合、服务先行，通过暖心代办等服务，解决村民“想简办但怕丢面子”的顾虑。
务实举措换来了切实成效。汪玉成告诉记者，近年来，余村在彩礼管控和婚丧简办方面最直观的变化是，攀比风气彻底刹住，村民纷纷感慨婚事简办既省心又省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莉同样建议以柔性手段整治高额彩礼、抵制婚嫁陋习。她在调研中发现，“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党员干部带头+文明实践”的基层自治模式，在破解彩礼难题中极具代表性。
于莉分享了对比鲜明的真实案例。“过去，我调研的基层村镇，一场婚事动辄花费数十万元，不少家庭因此背上沉重负担。去年当地一对青年结婚，女方主动要求‘零彩礼’，婚宴也只邀请了至亲。新人父母跟我感叹，以前办婚礼是‘面子大于日子’，现在是‘日子好过，心里踏实’。”她说。
文化润心
治理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不能靠生硬说教，要力求生动鲜活，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能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丁德芬告诉记者，东至县有木塔鸡公调、文南词、官港民歌等多项非遗项目，当地充分依托乡土文化资源，把抵制高额彩礼的理念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曲调传唱。
“只要两人真相爱，高额彩礼不可取，省下钱财创事业，幸福日子长依依……”丁德芬用一段原汁原味的文南词，展示了倡导移风易俗的鲜活形式。“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比生硬的讲道理更有穿透力、更具感染力。”她说。
如今的东至县，低彩礼、零彩礼的实例越来越多。“很多家庭都是象征性给一些。”丁德芬介绍，“或是将彩礼都留给孩子，当作他们开启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不仅高额彩礼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婚俗新风也在东至县落地生根。年前，丁德芬前往尧渡镇参加喜宴，发现新人们不在饭店摆席，而是将乡亲们请到了自家小院，每户出一人作为代表，婚宴既热闹又节约。
涵养家风
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推动移风易俗，不仅要关注当下，还要着眼长远。多位代表表示，要以家风为切入点，久久为功。
汪玉成告诉记者，余村推行了“家家户户立家规家训”，把家规家训亮在大门口、挂在客厅里，让大家在耳濡目染中记住好家训。通过家风带村风、村风带民风，移风易俗融入余村村民的日常。
此外，余村还常态化开展“星级文明户”“美丽家庭”创建和“最美余村人”评选活动，获评的家庭和个人不仅在家门口挂牌亮相，还会在村文化礼堂公示表彰。“这种群众参与、群众评判的激励方式，有效激发了全村人向上向善的动力，让文明婚俗理念扎根家家户户。”汪玉成说。
丁德芬所在的东至县，也将家风建设当作抵制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有力抓手。当地依托东至周氏家风馆，宣扬笃信仁厚的优良家风；组织家风文化志愿者，将好家风送进机关、校园、社区、军营。
丁德芬还与县直幼儿园教师何艳，探索出“同上一堂家风课”的创新模式：将幼儿园孩子和家长一同带到家风馆，用不同的方式给家长、孩子普及家风知识，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这种亲子共学的模式，形成了1+1>2的叠加效应。一次家风活动，胜过千言万语的教诲。”曾有家长深有感触地说。
家风促民风，民风带乡风，乡风树新风。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告别高额彩礼陋习，迎来婚事简办、节俭养德的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