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以前我们最怕的就是系统扣罚没处说理，现在有了申诉渠道，心里踏实多了。”不久前，北京外卖骑手王其发现，他手机里的骑手APP已更新，新增了“算法规则解释”“申诉进度查询”等功能。这是在工会、监管部门等多方推动下，外卖平台响应算法治理与权益保障要求，优化服务规则、增强算法透明度的一项具体举措。
这样的细微变化意味着什么？数智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哪些深层变革？当工作由代码定义、被数据监控，需要怎样的规则来守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过去几天，人民大会堂内外的讨论给出了方向。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指出，面对“隐形加班”“算法黑箱”以及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交织叠加的新挑战，零敲碎打的修补显然不够，必须建立一套适应数智时代的基本劳动标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代表的话点明了问题的核心与分量：“这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我们必须突破原有制度安排的局限，建设更加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型劳动保障体系。”他特别强调，当前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数量庞大，但其工作自主性强、受平台管理、劳动关系认定难，导致传统社保制度难以完全覆盖，必须精准破解这些制度障碍。
那么，这套关乎未来的劳动基准该如何描绘、应聚焦何处？
工作与休息的边界急需在数字时空里被重新勾勒。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原部长粟斌委员认为，这一基准应明确界定数智时代的“工作时间”，将下班处理工作信息、参加线上会议等“隐形加班”所花费的时间纳入认定范畴。
针对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落实问题，多位代表委员提出，应探索设定最长在线响应时间，明确在法定工时外，劳动者有权拒绝非紧急、非必要的工作指令。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代表明确表示“不主张加班”，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邮政分公司胜利桥投递部站长赵明枝代表则认为，法律必须对生活与工作边界作出清晰界定。
劳动的价值回报与安全网，需要更坚实、更适配的锚点。郑功成代表对此提出多项建议。在劳动报酬方面，他认为，应着重考虑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探索实行最低时薪制，“例如，可以针对外卖、快递这些特定行业，研究发布劳动报酬的行业指导价，在政府引导下平衡好资本、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主张要开出系统性的“药方”：设计“多劳多得、丰俭由人”的弹性缴费机制，并扎实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全国，目的是“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不落地纳入保障范围”。
与此同时，针对备受关注的“算法黑箱”及其可能引发的不公平等问题，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合伙人周世虹委员建议，推行算法选择权，严禁大数据“杀熟”；安庆师范大学校长彭凤莲代表认为，应建立专门的算法治理基准；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杨剑宇代表则从数据权利与伦理的视角提出，基准必须贯彻“最小必要”原则，可探索开展算法安全与伦理审计，同时明确人工智能各方主体的责任边界，保障劳动者对个人数据的知情权与控制权。
规则的制定，同样需要吸纳劳动者的声音。粟斌委员指出，面对算法带来的全新挑战，关键在于推动平台与劳动者代表之间建立常态化的平等协商机制。在这一机制中，算法规则作为影响劳动者权益的核心事项，须成为协商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技术参数的调整，更是将协商民主贯穿于数字经济治理的实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根本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使劳动者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协商参与者、民主实践推动者。
令人鼓舞的是，变革的探索已在进行。在算法治理层面，2025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与推动下，已有15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了算法和劳动规则集体协商，覆盖劳动者超过2000万人。
一些平台悄然改变了原有规则：用积分激励取代冰冷的机械扣罚，为超重订单合理调整算法权重，并逐步取消颇具争议的“超时扣款”。
司法实践也在破冰。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明确了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与第三方侵权赔偿可兼得的原则；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在今年适用“新就业形态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这一新增案由进行裁判，为司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开辟了新的思路。
不仅如此，社会的温度也在同步传递。在一线跑了20多年出租车的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殷其龙代表，亲眼见证了工会驿站从无到有、遍地开花。“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的痛点被看见了，也在被解决。大家不仅能歇歇脚、吃口热饭，还能获得法律咨询、心理关怀，甚至子女的临时托管服务。”
如何将共识与探索转化为普遍制度？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委员建议，不妨让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地区先行先试，“先深入研究，再局部试点，后推动立法”。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