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五代十国从乱世到统一，吴越国钱氏“纳土归宋”历史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在2026春节前夕结束了第一轮首播。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数据，全平台收视达11.4亿人次。3月4日起，《太平年》在江苏卫视黄金档开启了第二轮播放，豆瓣评分也从开分时的7.8上升至8.2。
作为近年来少有的“历史正剧”，《太平年》的出现带来了很多新的亮点和风格：服化道和台词的高度还原并没有因为“门槛高”而将观众拒之门外，反而让很多平时没有看剧习惯的精英群体回到了荧幕前；采用多线叙事和群像塑造，没有将宏大的历史讲成“帝王将相”的奋斗史，而多了许多现代人视角对于历史共性的思考。
同时，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活和演员的精彩演绎也让年轻人在网络平台上的讨论与“二创”在剧集完结后不降反升，也带动了现象级的地方文旅热潮。
近日，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独家对话了《太平年》编剧董哲。作为一名网络作家出身，同时深谙五代十国历史的“理工男”作者，他向我们介绍了创作这部重大历史题材剧的核心表达与难点。
面对观众对于“历史剧细糠”的需求，董哲这样形容自己理解中的“历史剧”：一部历史剧里的人物，不能只讲讲爱情、讲讲生活、讲讲衣食住行、讲讲成长，他们必须“有个班上”“干正事儿”——历史剧不能只歌颂历史人物的“英明神武”，而是应该沉下来讨论推动历史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编剧董哲在《太平年》创作座谈会上发言
“中文互联网已经发展了近30年，AI技术已经发展了将近10年，面对这一代‘氪金装备’培养出来的观众，作为创作者，千万不能做梦说什么我这里马虎一下，反正没人能看得出来。开什么玩笑？所以我们必须拿出真诚的，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呈现给观众来评判。”
对话/新潮观鱼 新之
新潮观鱼：董老师您好，随着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第一轮播出的完结，随之而来的讨论并没有减弱，不仅作品评分持续上升，而且长尾效应显著。观众从结局充满希望的“太平年景”再回望开头“吃人的乱世”不免会感慨万千。作为《太平年》的编剧，剧集播出过程中有哪些网友的评论或弹幕让您印象深刻？
董哲：有很多，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太平年》第十一集中有一个很出圈的“殿上刺张”的情节——男主钱弘俶作为年轻的吴越国王子，在契丹皇帝的登基称帝大朝会上公然怒斥无恶不作的“吃人”军阀张彦泽，并在众人的“拉偏架”下用匕首捅伤了他。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这一刀是九郎的成人礼”，一下子就触动了我。这句话把我和男主钱弘俶之间刻意保持的那一点点距离瞬间抹掉了，同时又把这个人物往“凡人视角”“接地气”的方向拉近了一些。
“殿上刺张”桥段中的钱弘俶与张彦泽
新潮观鱼：《太平年》作为一部反映五代十国历史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它的编剧难度显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们注意到在官方的资料中，编剧是排在总导演前面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最困难的是哪部分？
董哲：我的理解是，这个顺序主要还是根据大家进入这个项目的时间顺序来排列的。
浙江省委宣传部最早提出了这个命题，华策影视独自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6-7年一直没有放弃，我在2021年应华策的邀请进入这个项目，总导演杨磊则是2023-2024这个时间段应华策邀请加入了项目。
在《太平年》这个项目里，所有人不分先后，全力配合出品方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基本上都是随叫随到。我作为编剧，开机之后也一直跟随剧组到杀青，包括剪辑、后期、审查、播出各个阶段我都在工作。
因为如此大体量的历史作品，其中所有的历史细节，包括城门的名字、职务头衔，相关数据，都要进行严格的核验，做出相应的修改，包括演员的台词，在后期也需要进行调整和补配。
至于说到创作的过程，确实有些部分对我很有挑战性——当我代入人物的视角推进剧情时，创作就会比较顺畅；当我从人物的视角抽离出来，恢复上帝视角时，创作就会相对生涩和困难。
剧本前五集定下文学阐述/人物阐述后，无论是中原的故事线还是吴越国的剧情，观众可以跟着人物的视角走，这样创作起来就比较舒服。
而写到最后，需要触碰最终的主题的时候，所有的人物都已经长大甚至衰老了，此时不可避免地很难再用人物的视角推动剧情，于是表达的落地就开始变得艰难。
《太平年》剧照
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剧情有非常密集的历史大事件——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平灭南唐、纳土归宋。作为编剧，用上帝视角来写这些事件时是非常痛苦的。
《太平年》直到最后一集依然有新人物登场，这是编剧不得不去想的办法——老人物已经成熟，观众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个阶段编剧已经不可能再用人设和成长的方式去干扰他们的言行，用人物的成长来推动剧情，编剧只能用新人物的出场让自己沉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用这些人物的视角去看时代的变迁。
比如后期新出场的几个人物：本来我没打算写钱王的两个儿子，钱惟治和钱惟濬，但后来我发现需要他们的视角，不写他们不行了。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也是起到了一个视角的作用，用他的视角看很多人物——李元清、钱王、沈寅、赵匡胤……你会发觉瞬间又通了。
新潮观鱼：李元清这个人物很有意思，戏份贯穿整个剧情，从第一集活到了第四十八集，被网友戏称为“很难杀”“传奇耐活王”。
董哲：李元清这个人物是用来勾连整个五代十国的历史的。
因为篇幅的限制，人物生命的短暂，在《太平年》一部剧中不可能把五代十国接近一百年、几代人的故事像《三国演义》那样按时间顺序写出来，在这部剧中我们写的是五代十国最后的四十年。
李元清这个人物出身黑云长剑都，和女主孙太真的家庭背景——和黄巢有关的东海“黄龙社”，都是对唐末以来的“前60年”的勾连。
新潮观鱼：看完《太平年》很多观众都表示久违地在新剧上吃到了“细糠”，作为一个2000年初就开始写历史作品的作者，您觉得现在“历史正剧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观众的需求还在甚至更高，但市场上架空的古装剧越来越多，而扎实讲述真实历史的电视剧越来越少？
董哲：首先，我觉得“历史正剧”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官方对此没有权威定义，观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标准定义什么是历史正剧。
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和定义是明确的——有负责对此类题材进行规范的管理机构，也有负责对这类题材进行审定和评判的历史研究机构、历史学家和行业专家。这是一部剧从立项开始就可以进行判定的。
其次，如果把“历史正剧”的“正”去掉，作为一部“历史剧”，它是古装剧的一个门类或者说子集。
我的理解是，一般的古装剧更多地是描写古人的生活，而历史剧更多地是描写这些人物的工作——一部历史剧里的人物，不能只讲讲爱情、讲讲生活、讲讲衣食住行、讲讲成长，不是这样的，这些人物需要在剧中有非常现实的工作。
《太平年》中历经“十朝”的冯道
就像《太平年》中的冯道，他在剧中一天到晚都是坐在那儿看公文、批公文，那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为什么钱九郎（钱弘俶）在前十集里作为主人公，却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因为“三兄弟”中，郭荣是有班上的，赵大（赵匡胤）是有班上的——要么是带兵打仗、要么是门下站班、要么是管理灾民——大家都有工作，男主却好像“无所事事”，后来男主也开始上班后，他的剧情就变得“正常”了。
至于说为什么“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少，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电视剧，尤其是长剧，是一个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除了物质条件，做这样一部剧，导演从开始读剧本到剧集播出，至少需要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对于编剧来说至少需要5-6年的周期——《太平年》光剧本写作就用了三年。
对于投资方华策影视来说，则前前后后花费了10-12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正式立项之前相关人员为这个题材所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要拍一部类似《太平年》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它的周期大约是10年。这意味着无论是出品方还是投资方，要选择这样的项目，而不是选择那种2年就能做出来的项目，需要5倍的慎重和5倍的决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2026年往前回溯，和华策酝酿《太平年》同批次的类似历史题材项目，至少应该从2016年就开始布局了。也就是说观众感受到的这10年的历史剧空窗期，实际上是2006-2016年这十年之间行业对这个赛道投入的相对“空窗”造成的。
而据我所知，近十年来（也就是2016-2026这个周期）影视行业在历史剧赛道上是比较努力的，很多项目都在酝酿的过程中。
即使是我提到的比较“空窗”的十年，也还是有《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这样虽然不算一般意义上的“正剧”，但从微观视角切入历史题材的高质量作品出现，这和观众水平的提升是分不开的，2026年的观众和2006年的观众是完全不同的。
新潮观鱼：这是不是也给您这样写历史剧的专业人员更大的压力？得更努力才不会被观众拿着放大镜纠错，甚至成为吐槽的素材？
董哲：我们自认为多努力不重要，因为一定会有“破绽”——做产品的只是一小撮人，最后使用产品的是广大受众，任何一个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户一定会发现并反馈问题，而生产者对于这种反馈的态度，才是决定产品和生产这个产品的整个行业未来能不能迭代升级的关键因素。
我看网上好多观众用了“细糠”这个词。中文互联网已经发展了近30年，AI技术已经发展了将近10年，面对这一代“氪金装备”培养出来的观众，作为创作者，千万不能做梦说什么我这里马虎一下，反正没人能看得出来。开什么玩笑？所以我们必须拿出真诚的，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呈现给观众来评判。
作为编剧，我必须把这种“信任链”通过文字传递给导演、演员、制作团队，他们再把这种“信任”通过影像传递给观众，这是所有的影视剧产品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坦然面对观众的先决条件。
如果作为创作者，连我自己都不能“PUA”自己，我创作出来的文字更不能骗过导演，骗过观众，“信任链”自然就变成了“猜疑链”，整部剧自然就垮掉了。
新潮观鱼：您提到了中文互联网这30年对受众历史素养的改变和提升，确实《太平年》这部剧对于很多问题的讨论和立意和以往传统的历史剧侧重“帝王将相的个人传奇”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年》全剧借历史人物之口有很多精彩的“史论”，比如借耶律德光之口讨论了“胡汉之分”，借桑维翰之口讨论了“历史是非”，借王朴之口讨论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这部剧在发布时提到了“人民史观”，您觉得在内容上《太平年》是如何践行“人民史观”的？
董哲：我的理解是，人民史观存在于对人物和故事的表达里，这是整个剧在文学阐释的阶段就必须立住的部分。
换句话说，在一部历史剧中，你秉持的是人民史观还是精英史观，并非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塑造的对象，而取决于剧中这个人物在干什么。不管一个人物是什么阶层的人，不管他有没有野心，不管他的企图是好的还是坏的，他始终得有一个“正事儿”的。
如果说英雄史观是去展现历史人物的“英明神武”，那人民史观展现的则是你所塑造的人物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举个例子，《太平年》这部剧的核心情节是“纳土归宋”，如果按照英雄史观、精英史观来写，我们就会在剧中渲染男主钱弘俶是多么高风亮节，赵匡胤是多么雄才大略。
而我们从人民史观切入，聚焦的则是在纳土归宋的过程中，赵匡胤和钱弘俶这两位主要推动者各自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做哪些具体的工作。
这样才会有剧情后期钱王奉诏入京，赵匡胤、赵光义和男主三人在寝殿里烤肉夜谈的那场戏，这场戏三人讨论的焦点不仅仅是纳土这个决定本身，更多的篇幅是在讨论2000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顽疾——赋税、钱币、世家三大问题。
《太平年》剧情后期，赵匡胤、钱俶和赵光义三人围坐烤肉，讨论纳土归宋面临的实际问题
所谓的英雄史观，是直接告诉你结果，理由是人物的“英明神武”。
而对于《太平年》这样一部必须以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或者英雄人物作为主角的电视剧来说，我们不去强调谁能够做到纳土归宋，而是强调纳土归宋的内容和影响——为何纳土归宋之后，整个宋朝，甚至延续到明清，吴越国所在的地区都是比较富庶的经济重镇。这是历史中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民生。
新潮观鱼：《太平年》中，对赵匡胤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了非常立体的描写，也给与了观众很多自由解读的空间。尤其是“黄袍加身”和“斧声烛影”这两个标志性的典故都进行了原创情节的艺术加工，反响也很好。
有人说因为这部剧，“宋祖”在“《沁园春》F4”中的地位和口碑都上升了，也有人觉得剧情中设计郭荣在临死前把象征“黄袍加身”的纛旗暗中交给赵匡胤这个情节是在“洗白”这个历史人物，合理化他的“篡位”行为。对此您怎么看？
董哲：《太平年》这部剧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唐末宋初的这段历史写“太平”二字。
这个概念史上有四个阶段：第一部分是唐代白居易诗中的“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业；第二次出现是郭荣的路线图，“以十年平天下，以十年养百姓，以十年致太平”；第三次是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太平兴国”，直接把“太平”二字写进了年号里；第四个就是在剧中人物都故去之后的一百多年后，北宋儒学家张载的那句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个逻辑上讲，无论是赵大对郭荣的怀念和继承，还是去思考唐太宗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表达层面上的呼应。
《太平年》中的郭荣与赵匡胤，剧情中，临死前的郭荣向赵匡胤托付统一的未尽理想
至于剧中对于“黄袍加身”的艺术加工，并非剧情合理化了这种行为，而是在五代这样一个时代，从石敬瑭、钱弘佐传位的“兄终弟及”到刘知远、郭威相继“黄袍加身”，观众不难看出无论是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还是弟弟赵光义的继位，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符合那段乱世的底层逻辑和时代氛围的。
郭荣临死前到底是怎么想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弄清楚，电视剧自然也无法讲明白。所以剧中郭荣给赵匡胤纛旗的行为，是想让他引以为戒，好好辅佐自己的儿子呢，还是暗示他可以取而代之，不如把解读权交给观众。
《太平年》中演绎的历史著名事件，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其实如果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就会发现，“篡位”这个事儿，在那个时代本人乐不乐意并不重要，如果你不愿意手下可以把你砍了换一个人来。包括我们熟悉的玄武门之变，它不是太子与秦王的兄弟之争，而是东宫和西府两个大唐核心的政治集团的斗争。
新潮观鱼：我们再来说一说男主钱弘俶的塑造。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您什么样的情感？除去白宇对于这个人物优秀的演绎和人物本身的“高光”，也有观众批评这个人物身上的“现代感”太浓，尤其是和女主孙太真互动的时候。您刚才提到，“定表达”先于“写人物”，在这个人物上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表达？
董哲：不妨说得直白一点，钱弘俶和孙太真两个人在剧中就是“现代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
“纳土”“归宋”是两个动宾结构的短语，是缺主语的。我们日常用的主语是“你我他”，而剧中的人物如冯道、赵大、郭荣，对于观众来说都可以看作“他”，唯独孙太真和钱弘俶两个人物，他们俩永远是互为你我的。
尤其是剧情前半段的“中原之行”的剧情中，他俩就像是导游——大家往往会不太喜欢导游吧（笑）——起到了大家的眼替、耳替、嘴替的作用，他们作为生活在和平富庶的吴越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闯入中原这样一个悲惨乱世的人，能够在剧情中折射当代的我们这样生活在太平年景的观众的某些特质。
《太平年》剧情早期，带着天真稚气来到中原“吃人”乱世的钱弘俶与孙太真
这两个人物被放进历史的洪流中，是让创作者和观众与这段历史产生勾连，让我们一下子设身处地感受到我们的所思所想和价值观与当时那段历史实际的氛围和底层逻辑存在多么大的一条鸿沟。
然后我们作为创作者，在以文字、影像的方式一点点去弥合这个鸿沟，让观众逐渐进入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感觉没有错，剧情一开始的时候，在众多人物中，钱弘俶这个人物的三观确实是和现代人最接近的，所以很多人喜欢他，其实也是喜欢历史中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新潮观鱼：说到现代人视角，您早年的一本网络小说《北唐》走的就是现代人穿越到五代十国时期结交历史人物、改变历史的模式，这样的思路是否和您刚才讲到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联系和共鸣？
董哲：从表达上说是有的。当时我在网上更新《北唐》的时候，曾经在读者之间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议——既然主人公回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为什么不杀伐决断、积聚力量去称帝，争霸天下？他们质疑我“你没有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但要我说，作为现代人，有这种想法才是很奇怪的。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即使回到那样的时代，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的“肌肉记忆”也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我认为这种对价值观的捍卫对我们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底线”。坚守这条底线，才是我们这个文明能够一路走到今天没有被终结的核心要素。
哪怕是在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物理上“碎成渣”的时代，依然有很多人会用尽一生的心血努力一点点把它拼起来，再好好发展、休养生息。正因如此，魏晋南北朝也好，五代十国也好，历经离乱都没能让中国变成中世纪的欧洲。
所以写《北唐》的时候我一直坚信，“现代人到了古代，依然是一个现代人”。我曾经写过一些比较搞笑的《北唐》番外小段子，其中有一段是穿越到古代的男主“李文革”在功成名就、天下平定之后，他和妻子坐在一块儿聊天，
妻子问他：“君何以成此业？”
他回答：“此非善？”（这难道不好吗？）
妻子说：“善，然何以如此？”（好啊，你是如何做到的？）
他回答：“吾曾见益善者。”（因为我见到过更好的）
妻子很惊讶，然后主角就指着一个“瀑溺盆”（主角研发的非常粗糙的抽水马桶）说道：“未成功，需努力”。
新潮观鱼：您在《太平年》的剧本里似乎很爱写“对照组”，比如南唐和吴越面对“统一”形势的不同选择，钱家兄弟和后汉刘承祐对待新君权臣困局的不同选择，很像玩游戏时的不同结局线；同时在剧中也会让不同空间立场下的几组人交替剪辑讨论同一个问题，让观众有一种上帝视角的领悟。这种很工整的“棋型”是不是刻意为之？
董哲：这也是我作为理科生的一种方法论的“肌肉记忆”。
宇宙是对称的，你可以把剧中的所有人物视为标准模型中的各种基本粒子，只有钱弘俶这个人物是希格斯玻色子——只有他是自发对称性破缺，其他都是对称性破缺。
在创作上，我建立表达的方式是一个5层的结构——先建立一个总体的表达，再引申出“是”“否”两个维度，再从“是”引出“是是”和“是否”，从“否”这个维度引出“否是”和“否否”，再依次往下延伸——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在我的文字中，绝大多数人物和事件都能找到对应的是否关系、矛盾关系，这样的表达才结实。
表达从来不是一句话，表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建立之后，不需要你去引导，人物会自己往那个应该的方向去走。
新潮观鱼：《太平年》播出后，很多观众会将其与日本的“大河剧”和美剧《权力的游戏》进行比较，您认为这部剧和以上两种类型是否有可比性？
董哲：我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大河剧我没怎么看过，《权力的游戏》我只看过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不太好进行比较。
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剧照
我认为仅从《太平年》这部剧来说，虽然里面有一些权谋的东西，但权谋不是它的表达主体——权谋更多地只是人物在工作中的附带形态，而并非他们的工作本身。
我们看《三国演义》都觉得谋士很厉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出主意的人再怎么厉害，都是一个“站在一边说话”的人，真正扛事儿的是那个实际去做的人。这些实际操作的人对于谋略的看法，和站在一旁出主意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
在《太平年》的剧情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台州粮食案”中，崔仁冀这个角色发现自己被人算计了之后，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内鬼抓出来”，只有找到内鬼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对于钱弘俶来说，他压根不想把这个（诬陷崔仁冀调粮的）人抓出来，找到粮食才是根本目的，只要把粮食找到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谁安插了内鬼，怎么做的手脚都不重要。
新潮观鱼：最后一个问题，《太平年》的成功让很多历史爱好者对于把魏晋南北朝历史搬上荧屏有了更多的期待。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从破碎到大一统，且跌宕起伏、名人辈出的历史时期，如果让您来写，您会如何去定这个总体的“表达”？谁能够像《太平年》里的钱九那样成为乱世的“主角”？
董哲：魏晋南北朝的时间跨度太长了，变化又那么剧烈，如果要做成电视剧除非拍个几百集，是很难的。
我认为如果要去表达的话，这段历史的矛盾核心和主线一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那些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在乱世中他们把家丢了，就是《太平年》中吴越国那些豪族的祖上，他们的一些选择，以及存在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及其与历史的呼应；
另一方面是那些留守北方，没有南迁的士族。他们原本是第二、第三等级，甚至更低的士族，在乱世中从社会的中层逐渐成长为庞然大物，最终主导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逐渐形成贯穿隋唐历史的所谓“五姓七望”。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士族社会，士族作为社会中坚存在，他们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作为表达的主体，并由此而展开分析和研究，呈现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脉络。我会先去分析南北双方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再从中尝试建立自己的表达体系。
新潮观鱼：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希望《太平年》的成功可以成为历史剧下一个十年正向循环的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