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夜王》票房的稳步累积，现在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当初未上映的前期宣传，最开始是片方特地拍摄了几位小姐的应征片段（并非后来的正片），初期的大部分留言，都不看好这部片，有说题材陈旧，也有说组合不新鲜，还说片花不好笑。“谁还会想看一个夜总会故事？”我敢打赌，写这些留言的网友还没来得及删光。他们认为黄子华和郑秀文领衔的拯救濒死夜总会的故事，实在没有吸引力。
如今《夜王》如无意外定会过亿，市面上的声音也变了大多是夸赞，偶尔有些谈论无伤大雅的瑕疵，也大半是以一种疑似自身客观形象建设的角度去讲，和和气气。
另一个观众可能不知道的细节，《破·地狱》导演陈茂贤有一次受访还是对谈分享谈到，这部电影很大一部分票房，来自年长和资深观众。《破·地狱》在长辈较多的早场表现优异，甚至有不少民间自发包场，结合再看《寻秦记》电影版的大卖，同样源自大部分八九十后的集体记忆。于是《夜王》的大卖变相再加码，电影市场的受众确实在增龄了。
受众增龄，一边解释了这些电影为何这样卖座，另一边解释了这些电影为何要这样拍。《破·地狱》利用了女儿的形象，表面上好像在写这个职业女性，实际整部电影的视角并不是从她的角度，而是两个父叔辈与如何与后辈达成和解。
《夜王》同样也利用了舞小姐这些形象。她们看似各自有戏，但也都是与男主角欢哥千丝万缕，被他所驱动的。如果没有他，这部片九成女性角色都失去了角色动机，她们看似在自发地爱，自发返工，也都只是口头上的。她们的角色弧线，还是被牵在男性身上。卡司牌面上和黄子华平起平坐的郑秀文，实际也只是女角里的“顶配”，戏最重的女配角。 廖子妤看似戏份够多，说到底，她是黄子华身边的一个痴情人，也是无法脱离男主角存在的角色。
郑秀文 饰 V姐 黄子华 饰 欢哥
这些看似符合新世代标准的写法，都是老梗转化。黄子华在这部电影里的角色核心，也一如既往，依然是“小男人有大义”和“猥琐男有真心”。在这一切加持下，《夜王》也就顺理成章走向一个变奏版的救风尘故事。广东话有俗语，“听古莫驳古”，大意是说别对故事太较真。所以我们也就先不深究号称仔细田野调查过后反应出的夜总会生活是不是真实。
但救风尘，可不可以是对女性友好的叙事？有人会用强盗逻辑推理——“夜总会故事还能怎么样？”在中国传统故事里面，烟花子女最重情，仗义每多屠狗辈是很经典的一种格式。它有否帮助改善边缘群体被歧视和刻板对待？
在创作中描绘某些形象的时候，要么是为了纠正某些处于弱势的歧视点，要么是为了自己不受公平多元观点批评，某些群体的角色会被“正面描写”。葵芳装疯卖傻，原来是要帮父亲治病。这种就看似增加道德光环的动机，实际就是对这种职业的刻板。
这种正面，可能是矫枉过正，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刻意清洁，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符号化的所谓正面。刻板印象并非关于所谓价值上的好或者坏，而且它在制造单一化的抽象的刻画，消弭真实个性，消弭差异化、消弭立体。它是不会对弱势群体有真实帮助的。
几年前有部美国电影叫《舞女大盗》（Hustlers），它有它做得好的地方。它讲述的完全是从女性视角看和叙述角色的主动性，它们有好有坏（道德和公平意义上多重的），有浪漫关系的，有职业职场的，有友谊的，有在社会关系交杂的状况下发生的行动和心理变化（当然它也有争议，可能它将拉丁裔的性感形象有加强）。
她们的形象不是仅仅被某个男性角色所关联在一起的，也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弧线。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女性角色的立体程度，和她们的视角是被牺牲的？某种“顾全大局”“学会看场合”，所以仅仅让她们在功能上具备正面和讨好。这并不是立体，也并不是真的合理创作。
《夜王》剧照
说到底，也还是利用这些棋子，让当初对夜总会荣耀缅怀的人，如何与现状和解，如何与新兴的女性对自己的期许结合，把已经千帆过尽的人轻轻放下。否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部号称舞小姐角色都很正面的电影里，也还是要使用嘲笑女性外表这种笑料，力挺本片女性很立体的那些人，倒似乎并不在意。他们为何对这种旧时代配方毫无疑义，大约本来也就根植在血液里。大家还在希望旧时代别过去。
为什么《夜王》不可以一开始就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真正以女性视角为主去写呢？到底，为了票房和大量的男性观众，角色的可能性还是被放弃了。
也正因为是那个时代的滞留产生了这些电影，它们最后必然要在看淡的市场状况里找一个不切实际也不痛不痒的舒适，找一个万人唾骂的对头，让他莫名其妙的输。美其名曰电影就是要给观众积极的情绪，但在过去我们从来不会这么叙述它。
当观众拼命从《夜王》挖掘积极意义，世界也一如既往，从容地对成功者表达着友善。我毫不怀疑，这种对资深观众情感按摩的书写公式，会很快被打磨得更精致，但估计也不会在观众被养出惰性之前风光多久。有时候我总觉得这种电影是在饮鸩止渴。不只是电影工业在灌自己毒药，观众也在灌自己鸡汤。
美好的旧世界仿佛还是掌握着最感人的道德规范。它给了鸵鸟们一大片沙地，但我总觉得有些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