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覆霜，古槐凝翠，西四北头条如一条沉睡的长龙，东接西四北大街的烟火喧嚣，西连赵登禹路的车水马龙。六百余米的街巷，承载着七百余年的风云流转。
西四北头条的生命，始于元大都的规划蓝图之中。公元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以严谨的礼制与规整的格局营建新都，全城划分为五十坊，西四一带便隶属于鸣玉坊，而西四北头条至八条这八条平行整齐的东西向胡同，便是彼时按统一规划修建的街巷遗存，其宽度与肌理，至今仍依稀可见元大都胡同“约三步之宽”的规制，成为研究元大都建城史难得的活化石。那时的街巷尚未有如今的名号，只是鸣玉坊中一处寻常的居住聚落，青砖灰瓦的院落错落排布，巷陌间往来的多是寻常百姓与守城士卒，晨光中的炊烟火气与暮色里的归人足迹，构成了这条街巷最初的烟火底色。彼时的西四一带，已初现商业雏形，周边陆续兴起各类牲畜集市，为后来胡同名称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入明之后，这条街巷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号——驴肉胡同。这一名称的由来，与当时的市井业态密不可分。明代的西四牌楼周边，是京城重要的牲畜交易集散地，羊市大街、马市大街等与之相关的地名流传至今，而驴肉胡同因聚集了众多养驴户与驴肉商贩，形成了热闹的驴肉集市，久而久之，便被百姓约定俗成地称作驴肉胡同。明代的驴肉胡同，已不再是单纯的居住聚落，坊巷之间，既有寻常百姓的小院，也有达官显贵的宅邸。据史料记载，三等威靖伯车尔布（车尔布卒于康熙七年，乾隆十四年追定封号“威靖”，故称三等威靖伯。）便曾居住于此，正红旗学舍也曾设于这条胡同之内，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由阜成门内巡捕厅迁走。而西四牌楼的修建，更让这片区域成为京城西部的地标，四座四柱三楼式的木结构牌楼矗立在十字路口，东书“行仁”，西题“履义”，南北皆书“大市街”，与驴肉胡同的烟火气息相映，见证着明代京城的繁华与秩序。
清代，驴肉胡同的格局与业态悄然变迁，家畜集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街巷成为更为纯粹的居住区域，隶属于正红旗地界。这段时期，这条胡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清朝权臣和珅的出生地与早年居所。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家族隶属于正红旗，其父常保曾任正二品福建副都统兼三等轻车都尉，按照清代旗人居住的规制，家宅便安置在正红旗管界内的驴肉胡同东口，和珅便是在这里出生、长大成人，从一个寻常旗人子弟，一步步步入仕途，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最终权倾一时。只是彼时的和珅宅邸，尚未有后来府邸的豪华规制，只是一座寻常的旗人院落，青砖灰瓦，朱门低调。如今，关于和珅当年具体居住在胡同的几号院落，已无确切的史料可考，只在胡同的石碑上，留下了“相传清朝权臣和珅未发迹时曾宅居于中”的记载。和珅后来因深得乾隆宠信，又与皇室联姻，将长子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额驸，旗籍也由正红旗抬入正黄旗，并在什刹海西岸（今前海西街17号）改建豪华新府，便是后来著名的恭王府，此后便正式搬离了驴肉胡同，旧宅交由其弟和琳居住。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朝代更迭的浪潮席卷京城，驴肉胡同也迎来了新的变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新风尚、新思想逐渐传入京城，人们觉得“驴肉胡同”这一名称略显粗鄙，便取其谐音，将其雅化为“礼路胡同”，寓意“礼义为先，路通人和”。
民国时期的礼路胡同，虽褪去了明清时期的权贵之气，却依然是名流云集之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与儿子、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父子的居所——姚家胡同3号院。姚家胡同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南口通阜成门内大街，位于礼路胡同中段路南。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应三子陈寅恪之邀来到北平，与其同住，彼时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特意租赁了这座拥有大小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为父亲养老居住。这座宅院为新旧合璧格局，共十余间平房，陈三立住在正院堂屋东侧的主卧室，陈寅恪及家人平日居住在清华园寓所，每到周末及假期，便会回城与父亲团聚，住在东跨院内。此外，陈三立的长媳及孙辈也常在此居住，照料老人起居。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的长子，也是近代同光体诗派赣派首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吴彦复并称清末“四公子”。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由徐志摩陪同来到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特地拜会了寓居于此的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互道仰慕之情，畅谈诗歌与人生，泰戈尔还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送诗集，恳请陈三立以中国诗坛代表的身份回赠，陈三立谦谢不受，此次会面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合影刊发于上海《申报》国庆纪念增刊，成为一段文坛佳话。1932年，他的挚交诗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得知后，痛心疾首，痛斥其“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并在《散原精舍诗》重印时，愤然删去郑孝胥所作之序，以示断交，其气节之坚，令人敬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昔日的繁华京城沦为沦陷区，日伪统治者多次派人登门游说，威逼利诱，希望陈三立能与他们合作，均遭到其严词拒绝。面对日寇的猖狂肆虐与山河破碎的悲痛，这位八旬老人悲愤交加，不仅拒绝服药就医，更毅然绝食明志，他曾怒斥妄言中国必败者“中国人难道不如猪狗，服服帖帖任人屠割吗？”，还坚定表示“我绝不逃难！”。在绝食五日之后，于1937年农历八月忧愤而亡，享年85岁，用生命诠释了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陈三立死后因时局动荡只能草草收殓，陈寅恪在为父亲守孝满“七七”之后，怀着无尽的悲痛离开了北平，随清华大学南迁，在战乱之中坚守学术阵地，传承中华文脉，姚家胡同3号院也因此成为这段悲壮历史的见证者。
民国时期的礼路胡同，不仅见证了文人的气节，也亲历了京城的动荡与变迁。彼时的西四牌楼，依然是京城西部的重要地标，只是四座牌楼在岁月的侵蚀与战乱的冲击下，已略显斑驳，巷陌间的四合院，有的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规制，有的则在战乱中遭到损毁，百姓的生活，也在动荡中艰难维系。这段时期，胡同里的居民依然延续着老北京的生活习俗，清晨的豆浆油条香、午后的茶馆闲谈、傍晚的胡同漫步，烟火气中，藏着人们在乱世之中的坚韧与从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条胡同也逐渐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新式的商铺悄然兴起，西洋的器物逐渐传入，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构成了民国时期礼路胡同独特的风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京城迎来了新生，礼路胡同也随之焕发了新的生机。1965年，西四北大街西侧的八条平行胡同统一改名为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礼路胡同”这一名称，也正式被“西四北头条”所取代，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成为老北京地名变迁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西四北头条的四合院得到了妥善的修缮与保护，胡同里的居民生活逐渐安定富足，昔日的达官宅邸与文人故居，成为寻常百姓的家园。
如今的西四北头条，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保留着元大都的坊巷肌理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群落，保持着原汁原味的老北京韵味，成为老北京“根”的象征。
七百余年的时光流转，西四北头条从元大都的寻常巷陌，到明清的市井繁兴，再到民国的风雨飘摇，直至今日的烟火绵延，历经朝代更迭，见证世事沧桑，名人轶事与历史烽烟在这里交织，市井烟火与人文情怀在这里交融。和珅未发迹时的居所，留下了权臣早年的足迹；陈三立父子的宅院，镌刻着文人的风骨与气节；元大都的坊巷肌理，承载着京城的建城记忆；明清时期的四合院，珍藏着老北京的生活智慧。这条胡同，不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街巷，更是一段历史的载体，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承载着老北京人的乡愁与眷恋。
（下篇讲述西四北二条的故事，请继续关注。）
来源：北京号
作者: 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