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牵引，推进政策、服务、监测高效联动，全力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图为四川省遂宁经开区“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现场。新华社
本报记者 | 荆文娜 程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业作为民生“压舱石”，再度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国的就业工作既承载着过往五年攻坚克难的不易，也面临着新征程上的机遇与挑战。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新阶段就业工作的战略方向，从“十四五”的“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到“十五五”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政策托底到生态重构，在新的时代变迁下，我国就业工作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
表述变化背后的思量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最大的民生。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稳就业工作意义重大。未来5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这一时期更趋复杂严峻的环境，稳就业又将如何定调、定目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就业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记者发现，就业指标与去年比保持不变，而相关表述由“十四五”的“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变为“十五五”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此前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更是民生头等大事。
“表述顺序的调整，标志着我国就业工作的战略重心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徐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十四五”时期更加注重扩大就业规模、稳住就业基本盘，因此把“更加充分”放在前面；“十五五”时期在总量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优先，把“高质量”摆在“充分”前面，推动就业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有效提升。
同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秦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补充道：“表述由‘实现’转到‘促进’，相较于‘实现’的目标导向，‘促进’一词更侧重动态和过程，强调过程性、机制性和系统性，意味着需要构建长效机制、优化发展方式、形成良性生态。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动态过程。”
“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是一个孤立的目标，它如何与“十五五”时期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相衔接？
王晓萍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将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牵引，推进政策、服务、监测高效联动，全力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高质量充分就业’与‘十五五’时期核心发展任务深度绑定，形成‘双向支撑’的格局。”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欧阳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具体分析，与新质生产力衔接，一方面通过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推动教育产业一体化为产业发展提供更高质量劳动力解决；与扩大内需衔接，通过促进就业稳定带动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升级，形成“就业-收入-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支撑国内大循环；与共同富裕衔接，通过提高就业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帮扶低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与社会治理衔接，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精准“把脉”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步入“十五五”，面对新的发展需求，就业工作需精准“把脉”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人员都是就业工作的重点，其中年轻人是重中之重。”在3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吹风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表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1270万人。他表示，今年会采取一些措施，主要包括，扩大政策性岗位，盘活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资源，稳定机关事业单位的招录规模，还要推动适当提高国有企业的校招比例；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就业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培训补贴、贷款贴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积极开发过渡性岗位，针对部分年轻人存在慢就业的特点，将开发科研助理、教学助理等过渡性岗位等。
“叠加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深的结构性变化，我国年轻人就业将面临‘总量压力短期持续、结构性矛盾长期深化’的双重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吴瑞君分析，从短期看，高校毕业生规模高位运行，加剧了岗位竞争；从长期看，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将倒逼产业升级与教育体系改革，催生巨大的终身技能更新需求。针对年轻人能力素质与新职业新需求的匹配问题，吴瑞君提出建议，顶层设计上，亟需建立“人工智能-就业-产业”动态监测预警平台，将重大技术政策的就业影响评估前置，推进实施“国家技能重塑工程”，深化产教融合与学科动态调整，强化数字素养、人机协作等前沿能力培养。
农民工作为稳就业的另一重点人群，是服务行业的主力军，特别是在家政服务领域，在3000多万人的从业人员中占比80%以上。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告诉本报记者，建议推行“培训+考证+推荐就业”全链条培训模式，对完成培训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实现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学员，给予培训机构一定金额的绩效奖励，激励提升培训实效；同时，要求实训课时占比不低于60%，开发AI陪练、VR模拟、短视频微课等新型教学工具。
经济发展是就业扩容的“源头活水”，随着新质生产力热潮的涌来，新的岗位供给成为热点话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奉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十五五”时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催生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赛道，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提质、就业提质反哺产业升级”。
“十五五”时期，稳就业工作面临“扩容”和“提质”的考验。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催生了新的工作岗位，但结构性矛盾与权益保障仍是难点，“机器换人”的替代效应仍不容忽视，部分传统岗位消失、新岗位的技能要求与现有劳动力供给不匹配等问题，可能形成新的结构性失业。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全球约有22%的就业岗位将发生变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宝武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望明表示，加快人工智能时代的用工制度创新，需要尽快提上议程，建议探索构建基于劳动、技能、数据、算法等要素价值的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收入分配机制，加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
聚焦高质量就业与人才建设，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姚劲波建议，推动全民AI技能与素养提升行动，纳入国家就业优先战略，设立专项基金；推广“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与实训基地；加快家政与养老服务融合，培育“一老一小”服务领域就业新增长点。
探索久久为功的“就业友好”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将对下一步的就业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欧阳俊表示，在关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同时更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也将为高质量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培育出新的就业增长点。
陈昌盛谈到，AI出现后降低了创业门槛、提高了创业的可能性。今年要加大对创业的支持，如提供一次性创业补贴、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和财政贴息，对创业孵化空间给予免费使用或低成本使用等。“就业问题关系千家万户，需要通过政府、社会和家庭一起努力，使青年学子们能够找到施展才华的地方，让年轻人能够释放活力。”
如何更好把握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机遇，促进就业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在代表委员看来，关键在于“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特别是当“智能经济”到来，“人工智能+”进一步渗透入现实生产生活，如何实现“就业友好”，相较以往似乎更费思量。在代表委员看来，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同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就业友好”，其内核逻辑依然是将“就业优先导向”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推动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通过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其间挖掘新岗位新机遇，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
“智能经济到来，强调就业友好，就是更注重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机统一。”全国人大代表、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实建议，应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大力支持“就业友好型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赋能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领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创造同向发力。“会使用AI工具、又能把它融入具体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往往更容易被岗位需要。”
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乃至全产业链深化扩散。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丁光宏认为，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急需高技能人才供给，缺口巨大，而部分高校毕业生仍在从事与专业不匹配的工作，存在一定的人才浪费。
“劳动者要拥抱新技术，技术红利也应当惠及劳动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李国华建议，应尽快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尤其要覆盖低技能劳动者、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通过针对性培训让他们进入就业“蓄水池”。
当然，“就业友好”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近年来，网约配送、快递物流、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人，成为支撑城市运行、服务民生保障的重要力量。如何将这部分群体纳入职工保险体系，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基本权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难点。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王珏表示，尽管各地在加强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但是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体系不完善、效果不充分的情况。王珏建议，国家层面或可加快研究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巩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效基础上，探索建立多层次、多选项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允许新就业群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相应的养老、医疗保险。同时，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保险的协同发展，在基金统筹、待遇标准、经办服务等方面实现有机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