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紧急安全提醒，明确告知在日中国公民，务必防范日本近期频发的“撞人族”乱象——这类着装与普通行人无异的施暴者，专挑外国游客、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下手，在人流密集处蓄意肘击、恶意冲撞，得手后迅速混入人群逃走，给受害者带来身体与心理的双重伤害。
就在提醒发布前，中国台湾一对母女在东京涩谷过马路时，便遭遇一名长发妇人恶意冲撞，女童被直接撞倒在地，而该妇人在此之前，还先后攻击了另外两名路人，恶意昭然若揭。据悉，这类事件并非孤例，如今已从东京池袋、涩谷，蔓延至大阪心斋桥、道顿堀等多地，从隐秘的都市顽疾，演变为全国性的公共安全问题。
很多人疑惑，向来以“礼貌、有序”示人的日本，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恶性乱象？“撞人族”的泛滥，从来不是孤立的街头暴力，而是日本当前政治困局、社会压力与民族文化特质交织的必然结果——驻日使馆的提醒，不仅是安全警示，更揭开了日本光鲜外表下的深层隐忧。
所谓“撞人族”，在日语中最初被称为“ぶつかり男”，最早多发生在地铁站、通勤高峰等拥挤场景，多为男性故意用肩膀撞击女性。但如今，这一群体已彻底“升级”：肇事者不再局限于男性，不少心智扭曲的女性也加入其中，作案场景从封闭的车站，扩展到十字路口、商业街等开阔地带，攻击目标则精准锁定为“易下手”的弱者——拖着行李箱、对路况不熟的外国游客，以及老人、儿童、孕妇等毫无防备的群体。
他们的作案手法隐蔽且卑劣，行走轨迹刻意偏离正常路线，靠近目标后突然加速冲撞，或用手肘恶意撞击，得手后不做停留，迅速混入人群，让人难以追踪。更令人愤怒的是，这种行为并非“意外拥挤”，而是蓄意为之——有监控显示，部分施暴者在撞击前会反复观察目标，确认对方无反抗能力后再动手，甚至有惯犯多次在同一区域作案，气焰嚣张。
驻日大使馆明确提醒，遭遇“撞人族”后，需及时留存现场图片、确认监控位置，尽快前往附近警察署提交“被害届”（受害申报书）。根据日本法律，恶意冲撞未造成伤害的构成暴行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款，造成伤害的构成伤害罪，最高可判15年有期徒刑。但现实中，由于取证困难，警方往往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民事纠纷”，纵容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也让“撞人族”的作恶成本大幅降低。
对在日中国公民而言，风险尤为突出——随着赴日旅游复苏，“过度旅游”引发部分日本人的不满，一些极端分子将生活不顺归咎于外来者，中国游客便成了他们宣泄情绪的活靶子，这也让驻日使馆的安全提醒更具紧迫性。
“撞人族”的泛滥，根源之一的是日本当前糟糕的政治现状与民生困境。如今的日本，正深陷政治右倾、经济滞胀、民生凋敝的三重危机，而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最终转化为街头的恶意与暴力，成为“撞人族”滋生的温床。
当前，高市早苗政府连任，其执政根基并非来自政策吸引力，而是依靠“闪电战”式的选举策略与网络舆论运作。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优势，国会的监督与制衡机能被严重削弱，而高市政权的核心政策，始终偏向“扩军备战”，而非民生改善。
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14年增加防卫预算，2026财年预算高达9.04万亿日元，为了支撑巨额军费，高市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提高个人所得税，新增1%的附加税，这无疑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高通胀+弱增长”的滞胀格局，2025年核心CPI连续50个月上涨，大米价格同比暴涨40.2%，鸡蛋、能源价格飙升，而实际工资却连续17个月下滑，底层家庭的生存压力急剧增加，42%的老人甚至冬天不敢开暖气。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右倾化加剧了社会分裂。高市政府极力推进“新富国强兵”路线，忽视民生诉求，导致“民生优先”与“扩军备战”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共识被严重侵蚀。同时，日本政界对引入外国劳动者的立场严重分化，近37%的议员主张收紧移民政策，这种排外倾向被部分极端分子利用，进一步激化了对外国游客的敌意，也让“撞人族”的攻击目标更加聚焦于外来者。
当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扩张，忽视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当社会分裂加剧、排外情绪蔓延，底层民众的不满与压抑便无处宣泄，最终催生了“撞人族”这种卑劣的宣泄方式——他们不敢对抗压迫自己的上司或体制，只能将戾气发泄在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身上，这正是日本政治失能带来的社会恶果。
如果说政治困局是“撞人族”泛滥的外部推手，那么日本的民族文化特质，则是其滋生的内在根源。这个向来强调“集体主义”“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民族，其文化中隐藏的压抑、耻感与慕强凌弱特质，在社会压力的催化下，最终异化为街头暴力。
日本社会极度推崇“读空气”文化，要求个体服从集体，压抑个人情绪，不能轻易表达不满，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合群”。这种长期的自我压抑，加上经济停滞、职场压迫带来的生存压力，让部分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但他们不敢公开反抗，只能通过隐秘的方式向陌生人释放戾气——“撞人族”的恶意冲撞，就是这种压抑情绪的极端宣泄，施暴者通过攻击弱者，获得畸形的“掌控感”与“优越感”，弥补自己在生活中的挫败感。
与此同时，日本的“耻感文化”也加剧了这种乱象。日本人极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一旦在工作、生活中遭遇挫折，沦为“弱者”，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为了避免“丢丑”，他们往往选择切断与社会的联系，要么成为“蛰居族”，要么通过攻击更弱的人来掩饰自己的无力。据统计，日本目前至少有100万蛰居族，他们闭门不出、与世隔绝，而“撞人族”与蛰居族本质上都是社会压力下的牺牲品，只是前者选择了向外宣泄，后者选择了向内封闭。
此外，日本文化中“慕强凌弱”的特质，也让“撞人族”的行为更具针对性。他们极少攻击体格健壮的男性，反而精准锁定老人、儿童、外国游客等弱势群体，这种“避强凌弱”的懦夫心理，与日本职场中“上位压迫下位”的等级文化同源，是民族性中阴暗面的直接体现。有旅居日本21年的台湾男子直言，“撞人族是日本‘特有民族’，连当地人都觉得头痛”，这背后，正是日本民族文化中难以回避的深层缺陷。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物哀”文化中蕴含的悲观与孤独感，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部分人的心态。这种崇尚“消逝之美”的文化，让部分人在遭遇挫折后，容易陷入对生命的漠视，进而滋生极端行为，这也为“撞人族”的出现，埋下了心理隐患。
驻日使馆的紧急提醒，不仅是对“撞人族”乱象的警示，更让我们看清了日本光鲜外表下的深层问题——政治右倾化加剧社会分裂，民生凋敝催生社会戾气，民族文化中的压抑与阴暗面，共同造就了“撞人族”这一社会毒瘤。
我们不否认日本社会仍有其有序、礼貌的一面，但“撞人族”的泛滥，提醒着每一位在日中国公民：不要被“日本安全、礼貌”的滤镜所迷惑，正视当地的治安隐患与社会问题，才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