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年味”二字，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临淮关镇——皖东一个傍着淮河的小镇，水陆码头卧于脚下，津浦铁路穿镇而过。因为交通便利，计划经济时代，八大国营公司都扎根在这里，一家挨着一家，热闹非凡。儿时，镇上的人说起这些公司，语气里总带着几分得意：“咱临淮关，可不比县城差。”
年味，是从腊月廿六开始慢慢浓起来的，像慢火熬汤一样，一天比一天稠。
最先登场的，是家家户户屋檐下的腌肉。那是大部分家庭攒了一年钱才难得一次的“奢侈品”。我家八口人，父母都在商业系统工作，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正好八十块，在当年的小镇上，已经算是收入不错的家庭了。但即便如此，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母亲总会提前好些天就去食品公司排队，买回五花肉，用盐和八角细细揉搓入味，再压上一块青石在缸里腌制。几天后，肉香漫出缸沿，便用麻绳穿起，挂在屋檐下晾晒。那油汪汪的咸肉，在冬日的太阳底下泛着光，肥的透亮，瘦的深红，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仿佛一年的辛劳，都在这几吊肉上有了交代。
腊月廿八，母亲开始蒸包子。素包子是白菜粉丝馅的，豆沙包是自己熬的红豆沙，甜而不腻。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蒸汽弥漫了整个厨房，白蒙蒙的看不清人。我守在灶台边，等着吃第一锅出笼的包子。母亲总是嗔怪：“一边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可手里早已掰开一个豆沙包，吹着气递过来。
年三十晚上，是全镇的大日子。
镇政府楼顶上的烟花，七点钟准时绽放。天还没黑，镇政府门前的街上就聚满了人。我们这些孩子急不可耐，匆匆吃过年夜饭，便拽着大人的手往街上赶。街两边站满了人，来晚的人只能踮着脚往里挤。父亲索性把我架在肩上，我抱着他的头，伸长脖子望着镇政府楼顶。
七点整，第一颗烟花“啾”的一声蹿上去，在夜空中“砰”地炸开，人群里便响起一片“哦——”的惊呼。红的、绿的、金的、紫的，一朵接一朵地在头顶绽放。烟花炸开的声音，欢呼的声音，还有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我伏在父亲肩头，仰得脖子发酸，也不肯低下头来。
那一刻，全镇的人仿佛都聚在一起了，仰着同样带着笑容的脸，望着同一片绚烂的天空。平日里各家的日子各家的愁，都随着炸开的烟花，消弭无形。
大年初一上午，是踩街。舞狮的、划旱船的、踩高跷的，从镇东头一路演到镇西头。锣鼓敲得震天响，唢呐吹得人心里直痒痒。舞狮的两人配合得好，狮子摇头摆尾，有时还故意往人群里一扑，吓得孩子们惊叫着往后退，又忍不住笑着往前凑。
那时的临淮关，街上每个单位的大门都会用松树枝条扎起来，装饰得绿油油的，中间贴上“欢度春节”四个红字。风一吹，松针沙沙响，那股清冽的松香味便弥漫开来。父亲工作的地方，还会在春节办娱乐晚会。职工们吹拉弹唱，各显其能，我们这些孩子就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奔着那些摆在大桌子上的糖果、瓜子、花生——抓一把塞进口袋，跑一圈回来再抓一把，也没人真跟我们计较。大人们笑着说：“让孩子们抓，过年嘛。”
后来，我参加工作，离开了临淮关。
不知从何时起，八大公司淡出人们的视野，花炮厂也早已闭门停业，临淮关老街的春节也变得冷冷清清。可我总会时常回去看看，走走熟悉的大街小巷，感怀旧人往事。老街还在，只是添了几分岁月的沧桑；房子还在，只是大多空了下来；那些曾经的热闹，都藏进了记忆深处。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心里还是暖暖的。原来，那些年味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慢慢沉淀下来，成了生命中最温厚的部分。每逢年关，这份沉淀便会悄悄浮上来，牵着我的思绪回到那个皖东小镇，回到骑在父亲肩头看烟火的那个夜晚，回到母亲忙碌的身影里，回到满屋子的香甜与白茫茫的热气中，回到那个笑容纯粹、满心欢喜的童年时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