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5年3月19日直播“畅谈南繁基地”
▶嘉宾(从左至右)：盈盈、郭建龙、刘颖、杨沐、曹兵、王坤波、我
盈盈：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几位南繁的专家，畅聊海南岛的南繁故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几位老师，俞老师、郭建龙老师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杨沐老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以下简称《南繁》）就出自于她的手，今天可以听一听她讲南繁背后的故事；刘颖老师，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她非常关注海南的特色题材，曾多次深入南繁一线，著有吴明珠院士的传记《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以下简称《把甘甜献给你》）；曹兵老师，海南省政府首聘参事、省农业农村现代化专家组专家，他扎根海南35年，他牵头的热带西甜瓜技术，年产量超过100亿；王坤波老师，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他长期在海南进行南繁研究，推动了全国棉花的南繁培育工作。
俞敏洪：第一回有这么多人对谈，这么多专家老师都在这儿，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在为中国农业献身。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各位，但在我这次来海南之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见他们了，原因非常简单，海南岛不只是一个旅游度假地，稍微了解一点农业的就知道，从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海南岛都是中国各种植物、鱼类等动物的育种基地，大家熟悉的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的野稗就来自海南岛。我们现在吃到的大部分玉米的育种也来自于海南岛，所以海南岛为中国的农业，某种意义上为全世界的农业做出了贡献。袁隆平院士获得了很多世界奖项，现在其他国家种植的农作物，很多也是在中国育种成功后引进过去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农业发展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农业发展离不开中国。毕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人口大国，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中国的衣和食方面，海南岛毫无疑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位作家也是半个农业专家，他们写的都是农业科学家的故事。杨沐老师的《南繁》，我是出版以后的第一批读者，我当时并不认识杨沐老师，我读完以后就立马推荐了这本书，因此深有感受，原来我们能活到今天，是有这些科学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不管是我们身上穿的，还是嘴里吃的，无论是海鲜、河蟹，还是甜蜜的瓜果，甚至可能是你经过的某棵树，都可能跟海南岛有关，包括有一些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苗都是从海南岛弄出去的，所以今天的故事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俞敏洪：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繁吧，南繁在我国粮食产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曹兵：南繁其实是一个专业词语，有一群人默默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南繁实际是在冬春季节利用天然大温室从事种子科研生产活动的一个总称，你在冬天其他地方不能干，但你在海南可以干。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部分农作物的新品种，包括很多主流水产的新品种，都是南繁培育出来的，所以用我老师袁隆平的话说，南繁对于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种业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俞敏洪：曹老师跟袁隆平老师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曹老师也算是水稻杂交育种的专家，现在是海南大学的副校长，海南大学现在应该有很强大的农业系吧？
曹兵：是的，海南大学的农业板块来自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当时两个大学融合。这所大学主要以天然橡胶研发为主，在热带作物方面有独到之处，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俞敏洪：杨沐老师当初怎么会想写《南繁》来宣传科学家在这里的故事？
杨沐：其实这是海南出版社的一个项目。海南岛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有三条：一是南繁，有60多年历史；二是航空航天；三是橡胶，从解放以后就开始了橡胶的种植和研究。南繁这个题材很重要，但从文学作品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写，海南出版社有很前沿的眼光和思考，他们先定了这个题目，然后来海南省作协找作家，海南省作协就推荐我来写。我估计他们是看中我能够脚踏实地走进田间，走进人物的这样一种能力吧。（笑）
首先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作协主席给我打电话说能采访袁隆平院士，我就很高兴，感觉是要见偶像的那种快乐心情。我退休以后都住在苏州，当时这本书的合同还没签，我就从苏州跑来南繁基地住了十几天。当时还不到南繁季节，育种专家们还没有来，所以我实际是在跟南繁基地的工人们聊，就发现这个题目非常大。在此之前我不太了解这个题目到底有多重要，当我有十几天的了解之后，我感觉这个题目非常值得写，除了能采访袁隆平院士这样对我来说吸引力很大的人物以外，南繁这个事业本身就非常值得写。
（ 杨沐与袁隆平院士合影 ）
过去可能海南岛本地人都知道这里，但他们不叫“南繁”，而是叫“育种”，老百姓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为，不认为它对中国粮食安全、棉花安全、瓜果蔬菜安全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只知道每年内地会来一批育种人才，生了种子就回去。但我了解到南繁这么重要，就觉得我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我自己也特别兴奋。
我自己对这个题材也有点渊源，在南繁基地的那十几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会议，会议上有一个育种专家介绍南繁这个事业发展于哪一年，我就听到了一个好像熟悉的名字，叫吴绍骙（中国玉米育种奠基人之一），我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听过，但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会议结束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说我今天听到一个名字叫吴绍骙，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呢？我妈妈说，“哎呀，那是一个老校长啊！”吴绍骙是南繁事业的开拓者，第一个用南繁的手段加速种子育种的人，他和他的学生在1956年就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他当时是河南农学院的副校长，而我父母当时就是河南农学院的青年教师。就是这样一个渊源，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该我来做，而且我也特别花了时间，我特别高兴。
（ 吴绍骙 ）
俞敏洪：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杨沐：三年，原来考虑可以到海南基地直接采访所有人，但因为疫情无法实现，我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去采访那些科学家。比如吴明珠院士当时已经生病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知道，让海南出版社给我出了一个证明就跑去了。
俞敏洪：吴明珠老师当时还能和你对话吗？
杨沐：不能。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去了，比较鲁莽，但他们单位的人热情接待了我，给我讲她的故事，他们甚至带我去喀什。喀什下面有一个村子，是他们定点扶贫的村子，他们带我去那看，我看到特别震撼的一点，是喀什全村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他们离边境线只有30公里，这样一个偏远的村子，他们种的玉米居然是新疆农科院培育的品种，所以南繁对中国农作物种子的育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话好像是字面上的话，但落实到那个村子里，他们种的就是经过南繁培育的种子，他们种了玉米、棉花、谷子。那个村子里一个会说汉语的人都没有，那些哈萨克大妈、大姐并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但他们看到我们就哭，他们拉着新疆农科院科研人员的手哭，说他们真的带来了好种子，我觉得真的好感动。
郭建龙：非常感动的场面。
盈盈：我看《南繁》的时候非常打动我。我作为一个女儿想问一下，有一个故事是程相文科学家（玉米育种专家），他当时留在了海南，耽误了回河南老家照顾女儿住院，最终导致女儿终身残疾，当时访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您内心是什么感受？
（ 程相文 ）
杨沐：程老先生是河南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那个闺女落下病了”，隔了很长时间又说“终身的啊”。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程度，他就说“终身的啊”，说得很淡然，也不是悲伤，因为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了。
2024年12月，我又去基地采访，我在那里住了十几天。他说“我那三个孩子，都没有成大才啊！”他已经是著名的育种专家，他说“没有一个孩子成大才啊”，我就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但一个89岁的老人家说这个话，我非常感同身受。我觉得他在一生中肯定有很多“憋屈”，但又说不出来，他一直是县里杂交玉米育种的引领人，后来又当所长，又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名声很大，但他自己的那种委屈，还有他自己生活上的苦，包括对孩子的歉疚，对妻子的歉疚，他妻子后来也生病了，可能就没地方说，可能聊着聊着，话到那个裉节儿上了，他会说一句，说到动情之处他也会哭，控制不住。
俞敏洪：杨沐老师讲的故事在《南繁》里都有体现，有时候读着读着会潸然泪下，这些科学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农业，我们十几亿人最后能吃饱饭、穿上衣，可能都跟这些科学家有着必然的联系。读了《南繁》和《把甘甜献给你》之后，我最大的感觉是，这真的是超级的献身精神，而且是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所有的农业科学家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无怨无悔把一生献了出去，献到走不动为止。原因也非常简单，他们知道他们每研究成功一个品种，背后意味着千万人的生计，意味着千万人可以活下去。袁隆平老师做杂交水稻就是如此，他深刻意识到，只要我做出来了，中国人民就不会挨饿了。
最初是为了解决挨饿的问题，现在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已经有衣穿、有饭吃，而且能吃饱了，所以现在是要解决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我们还要为农业问题担心吗？为什么还要说筑牢中国的饭碗？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变化多端，比如以大豆为例，美国动不动就说我不给你大豆了，在这种形势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反映到我们的生计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全世界都不进口粮食给中国，中国人民还能活下去吗？那时候中国人是否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就得靠坐在这里的这些农业科学家，靠曹老师、王老师他们这些在背后默默无闻，甚至我们从未听过名字但实际上在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让我们安全地生活在祖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就是他们默默付出真正的意义。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唯一的感觉就是我有多渺小，内心有一种崇敬感。
郭建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次来这里，我就是一个学生，来听两位科学家和两位作家介绍他们的经历和感人故事。
俞敏洪：中国解放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棉铃虫变成了棉花的重大灾害。我小时候也种过棉花，摘过棉花，后来棉铃虫变成了全国普遍性的巨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家，可能棉花在中国就没了。在杨沐老师的书里，总共写了十几位科学家，育棉专家郭三堆和王坤波老师都为中国的棉花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坤波老师给我们讲讲中国棉花的故事吧。
王坤波：90年代初的时候，棉铃虫对棉花危害到什么程度？除了电线杆不吃，棉铃虫什么都吃，非常厉害。当时为了治棉铃虫，我们要使劲打药，差不多一个生育季下来要打十多次、二十次，农药危害、重度事故常有发生，尽管这样也保全不了棉花的产量。
俞敏洪：古时候蝗虫吃了粮食，我们就吃蝗虫。当初棉铃虫吃了棉花，人会吃掉棉铃虫吗？
王坤波：棉铃虫可能可以吃，但我们并没有吃。
曹兵：它对农药的抗药性很大，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你把棉铃虫放到药里面，它都死不了。
王坤波：当时美国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美国跨国农业公司）已经通过科学方法，有了抗虫棉的基因材料，我们通过渠道引进的时候，棉铃虫还没有大爆发，到我们引进的第三年，棉铃虫大爆发了，这样一来，国家农业部、科技部都非常重视了，那时候就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下了一个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利用引进的材料在海南岛南繁，当时引进了12粒种子，活了11粒，都是我亲自做的。
我们利用南繁的条件，非常快的速度进行种植，三五年以后，我们的抗虫棉品种就出来了，国家就快速推广，老百姓也特别喜欢，因为你种在那里不管也没关系，这就像在棉铃虫的饭里下了一点“砒霜”，但这个“砒霜”是随着棉花长出来的，棉铃虫吃了棉花会死，但它对人完全无害。后来效果非常明显，抗虫棉就这样挽救了我们国家的棉花产业。
（ 抗虫棉 ）
当时国家第一批审定的棉花品种，中棉所28号、中棉种29号、中棉所31号，这个审定会就是在冬天的三亚开的，在一个地质矿产局招待所，我当时是会务组成员。那时候农业部的专家来审定这些品种，审定好之后迅速在全国推广，就基本解决了我们国家棉铃虫的问题，其他育种单位也迅速利用这些材料育种了一大批。从我们引进美国的抗虫棉，到我们实现全部使用自育抗虫棉品种，大概用了七八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南繁。
俞敏洪：当时孟山都公司已经在中国推销他们的种子了？
王坤波：对，他们在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搞了合资公司，利用这种方式推广他们的技术，后来我们的自育品种比他的品种材料产量更好，很快就把他们挤出去了，到现在全国都是用我们自育的品种。大家都知道新疆棉区是我国现在最大的生产棉区，新疆棉区的主要品种就是中棉所12号、17号、19号、35号、49号，这些品种都是在南繁做起来的。所以海南岛不光是天然气候好、旅游好，它对农业的贡献也特别大，尤其是南繁。
俞敏洪：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世界的产棉大国，东方甄选卖的很多棉产品都来自新疆。
王坤波：90年代初条件很差，我们自己的地不够，还要在周围种地，我们就生活在地边地头，当时农业部、科技部要求我们加大力度，农业部常务部长、科技部常务副部长来检查，我们是开着拖拉机去看材料的。
俞敏洪：海南岛最早的棉花是木棉树吧？黄道婆到海南岛崖州学纺织技术，她当时用的棉花肯定不是现在的新疆棉花吧？当时中国可能还没引进棉花吧？
郭建龙：已经有了，棉花是从印度过来的。
俞敏洪：开花的木棉树，会长出棉花吗？
王坤波：木棉科的植物跟棉花不是一回事，它也有纤维，但保暖性很差，但可以把木棉树有用的基因导入到栽培棉里，提高栽培棉的抗性、产量、品质等等，这是常规的方法。
王坤波：我从毕业第一年，1982年11月份到现在，基本年年都来这个地方，所以我的情结可能比较深。我自己搞了43年，我儿子现在在三亚搞旅游，我孙子现在在上学，我们基本长期在这里，我们三代人跟南繁紧密相连着，所以海南岛崖城就是我的“第三故乡”。
曹兵：过去的南繁是“又难又烦”。以前在南繁搞工作，就像你几十年前一个人独自去美国旅游，没有通讯工具，没有任何支撑。当年南繁就一个专家背一布口袋的种子就来了，离开了自己的单位，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离开了自己的同学，你要自己搞定全部。最早海南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很多年轻人不能想象。我们还要带粮票，带黄豆，带腊肉，住在农户家里。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大院里，很多房子都没有窗户，真的是拿三个石头垒一个灶，工作之余要去捡柴火，生火做饭。我到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了，还是这种生活，可以想象袁隆平院士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的条件得多么艰难，零工、种地、生活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农业科技人员真的是“舍小家、为大家”。
南繁实际也是“农业栖息地”，“候鸟”之家，杨沐作家也讲了这个。老一代的南繁科技工作者，冬天的时候像候鸟一样飞过来，当地老百姓叫他们高级农民、戴草帽的高级农民，实际都是博士、教授。他们在这里种田，一个人种五亩地、十亩地，把种子繁育起来，你想这得多难啊！然后夏天又飞回去，回去以后实际上也不在实验室里，而是去农村、农场推广种子，所以耽误了家里的很多工作，老人照顾不了，家里事做不了。
那个年代经济收入都很低，发个快递都舍不得，发电报都是按字算钱的。确实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农业发展付出了特别多，所以谢华安院士（植物遗传育种学家）经常感动地说，他对海南老百姓感情特别深，他1972年来海南南繁，春节的时候，当地的公社给他发了半斤猪肉，他几十年都记得这件事。半斤猪肉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啥也不是，但是一个人当时几个月不吃猪肉，一年不吃猪肉，过年一个人在那里种十亩地，公社给你送了半斤猪肉，可以想到南繁人有多难，种这个地有多难。
另外一个难，你还要防牛、防老鼠、防鸟。现在我们一想就是为什么不搞一个AI围栏，或者拿钢筋焊一个围栏，但那个年代没这个钱，也没这个东西。很多老教授中午没注意，他的材料就被牛吃掉了，那个育种材料很珍贵，他就在那里哭鼻子。对育种专家来说，育种就像是养孩子，他要培育这个孩子，希望他能成为国家栋梁，要培育一个挑大梁的。
俞敏洪：有时候还有人破坏，我记得袁隆平老师种了700多株杂交水稻，秧苗已经长大了，结果全被拔光了，最后在一井里找到了5棵，又从这5棵开始重新种。
曹兵：我们的冬品棉花就在那块地旁边。当时海南确实很艰苦，那时候总经理、农业局长亲自来搞种子生产，我们单位有一个局长被蛇咬了，当地一个黎族的草医救了他的命，但是他没有钱给草医，就找了一袋肥料送给他，他感激得不得了。所以当时肥料也没有，也是宝贵的物资。
俞敏洪：我们小时候去地里洒化肥，如果洒到田埂上会被打。
王坤波：其实还有一个困难，海南岛的台风对南繁也有很大的危害，特别是生长时间长的植物。水稻好一点点，它身体短。身体长的，像棉花、玉米，晚期来了台风，可能就给破坏了，好在现在有防范的技术和措施了。
俞敏洪：那为什么那么多农业工作者、农业研究所会不厌其烦地来海南岛，这对中国农业的周期起到了什么样具体影响？
曹兵：南繁是农作物育种的加速器。正常培育一个品种至少在十年以上，如果通过南繁育种夹带，可以缩短到五年、六年，这是很厉害的，包括今天很多种业的企业家也在利用南繁，冬天来对他生产的种子做纯度鉴定，种一下，看一下，数一下百分比，才能回去卖，所以南繁是种子的“鉴定站”、“把关器”、“检查院”。
南繁还是一个种子生产的备用库。比如今年我们县里遭灾了，第二年没种子怎么办？有一个成本稍微高一点的办法就是，把它拿来海南岛繁起来，春耕前再拿车运回去。此外，如果有优良品种你希望快速繁殖，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没法执行，那就拿到海南岛种它一百亩地，好的辣椒品种、番茄品种给它繁殖起来，然后运回去，只要赶上春播、春耕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功能还是很了不起的。
俞敏洪：起到一个种子库的作用？中国有没有种子储备库，把种子密封起来，万一核战争了，还能从地底下拿出来用？挪威就有一个诺亚方舟种子库（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保存了全世界的农作物种子。
曹兵：我们也有好几个种子库，全国的农作物种子库在北京，同时在甘肃也有备份。所有的材料在北京保存一套，在甘肃保存一套，防止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王坤波：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国家种子库，看多了会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种子库的目的是把这些农作物的种子资源收集到一起保存起来，这是国家战略物资、基本物资。
（ 国家作物种质库 ）
曹兵：现在国家提倡保护环境，热带也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袁院士的杂交水稻之所以能成功，就是从海南三亚南红农场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个天然野稗水稻，通过改造这个材料，实现了杂交水稻的成功。这个材料也很偶然，是自然界的东西，但现在建公路、搞房子，很多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掉了，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存储起来，同时尽量保护生态环境，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有用，也许50年、100年、200年后我们才会发现它能造福人类。
俞敏洪：如果袁隆平先生当初没有发现野稗，肯定就不会有杂交水稻，他前面已经做了11年实验了，最后才找到，坚持不懈终成正果的感觉。
曹兵：这也是缘分吧，真的很神奇，它是不育的，是违反辩证法的，不育怎么能存在呢？很多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俞敏洪：不能传后代，但是它还活着。
曹兵：对，他们经常说袁隆平老师在找什么？找一个不结谷的水稻，这是矛盾的，怎么找得到呢？但他找到了这个不结谷的水稻，做杂交传给了下一代。我想也许一万年前、三万年前，突然一道闪电，就让这粒种子的基因突变了，还让它掉到了旁边的水塘里，它生长起来了，等了十万年、五万年都不好说。它为什么能存活下来？因为那里一直有雨水，它没死，它的根是永生的，它是无性繁殖，就像很多棉花树的直径超过一米，它能够长生不老就是因为它的根一直在。所以这个水稻为什么神奇？因为不知道它已经活了多少年了，它的根是活的，但它上面是不结水稻的，所以这真是上天的一个礼物，为人类造了福音。
现在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印度、马达加斯加等国家，都种中国的杂交水稻。实际上美国也在用我们的杂交水稻技术，当时改革开放，1980年、1981年，虽然我们那时候发展落后，但咱们转让给美国的第一个农业技术就是这个。转让之后，美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成功应用生产，因为他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我们的生产模式不太一样。
俞敏洪：我小时候种过杂交水稻，秧苗拿过来插在地里，只要插一棵，能长成很大一株。
曹兵：对，那个种子贵、产量高，可以多打稻谷。实际上美国60%的水稻都是使用袁先生当年开发的技术，美国要给我们支付专利费。
俞敏洪：杂交和转基因的区别是什么呢？
曹兵：杂交是生物属间的活动，比如说马，可以拿蒙古马和中原马杂交，它还是马，马和驴最后生出骡子，也是同样的意思。但转基因可以跨越生物属间，有时候他们用动物的基因转到植物里面，或者把植物的基因转到动物里面。
俞敏洪：转基因的安全性可控吗？
曹兵：只要管控得好就没事，转基因现在在美国也是广泛使用很多年了。
俞敏洪：我们还是相对谨慎一点？
曹兵：对，我们人口多。
俞敏洪：老百姓真的最知道谁对他们有恩，所以袁先生去世的时候，马路上排着几公里的队。我在海南岛还碰到过袁老师，有一次我去五指山，下面有他的水稻田，我就去跟他打了个招呼。杨沐老师采访袁隆平老师的时候，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杨沐：我总共采访过袁老师三次，第一次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当时我想了解什么叫南繁，南繁到底有多大作用，所以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参加大会了。去了之后，我看见袁老师坐在前台的嘉宾席，我就像个小迷妹一样带着《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过去请他签名，当时我还翻开书里面划着的各种道道圈圈给他看。我说袁老师先给您打个招呼，以后要采访您。袁老师第一句话就先说，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海南的，我要写南繁，我要写你，他就点点头。当时他坐在一个比较矮的沙发上，我就蹲下来请他签个名、合个影，然后就跑出去了。当时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那么大年纪了，看到袁先生还那么激动，就是那种小迷妹的感觉。
（ 袁隆平 ）
第二次是疫情以后，我去湖南采访他。当时我走了一路，先去河南，又去北京，再去湖南。他当时生病了，刚做完一个手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无菌期，他周边的人都不允许他接触外面的人。我把他周边的人都采访完了，老中青三代人，包括最早跟他一起搞杂交水稻的老先生，更年轻一点40多岁的、50多岁的，甚至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都采遍了，我就在那里等，要采访袁隆平先生。但他们告诉我不行，怎么办呢？我一定要采访到他。我就找到一个他身边的科技助手，我说我采访您，他说你采访我干啥？我说我采访您，我就有可能采访到袁隆平先生。他说我见过你，我知道你在我们院子里已经待了十几天、二十天了。我说我一定要采到袁隆平先生，整本书才有分量，如果采不到，说不好这本书是什么状况。大概是我把他给打动了，我们从上午9点一直聊到晚上9点，他把他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我，我特别感动，也把他感动了，后来他就答应我，带我去采袁老师。
第三次就是2022年2月，他去世前三个多月，当时这本书已经成型了，最后需要做一些补充采访，我又回到湖南杂交所在南繁的基地，我当时心想不需要采访到他，我只需要看到他。当时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他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会出来散散步，我就在那儿等。我们是两点多去的，一下等到快四点，我就在那个院子里转，也看到很多他单位的领导、助手接受各种采访，突然就有几个年轻人从我身边跑过去，说“出来了，出来了！”袁先生住的房子就像过去的中学一样，有一个房子，前面有一个凉台，他就出来散散步。年轻人是他的助手，还有他的研究生，他就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说你是哪儿的？你是谁谁的学生？等他们都说完了，我说袁老师，我是海南的作家，我到您家采访过您。他说你是哪儿的啊？我说我是海南的作家，我为了写南繁采访过您，接着他说了一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话，“你是海南的作家，你把南繁好好写写。”
怎么说呢？很多故事，我采访了一百多位科技人员，这本书想从整体上来把握什么是南繁，南繁的重要地位，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家，是整体性的，所以一般的科研人员我没有写到。但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我也成长了。在这之前，我的写作思路始终打不开，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跟这些科学家和育种人打交道，我的世界突然就打开了，而且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自己感觉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我特别感到庆幸，假如没有这本书，在我这个年纪还得不到打开世界的眼光，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本书倒不是说它写得多好，而是写的过程中，我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成长，作为一个作家也得到了成长，所以我特别感谢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俞敏洪：写作过程中，自己学到了东西。
俞敏洪：我读了《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以后也很感动，这本书的题目也特别好。吴明珠院士在1999年评上了院士，她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新疆，她的爱人是杨其佑老师，两个人一起为新疆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新疆哈密瓜有很多品种，其中绝大部分品种都跟吴明珠老师有关系。
（ 吴明珠在新疆 ）
吴明珠老师现在90多岁，人在重庆，但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这儿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就是吴明珠老师平时都不认识人了，但是她到了新疆，到了哈密，回到她奋斗过的土地上，面对她非常熟悉的山水、天地、瓜果，她依然还能做演讲，依然还能唱歌，她的一生真的彻底贡献给了农业。我想问一下刘颖老师，当初怎么会动心写这样一本书，把她一生的精彩记录下来？
刘颖：说来我觉得特别庆幸，也特别荣幸能有这样一个契机，来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个机缘巧合也要感谢海南出版社和南繁管理局，总书记2018年和2022年两次到南繁，强调第一要建好南繁硅谷，第二要把种子攥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保证粮食安全、种业安全。海南出版社跟南繁管理局就着眼这国之大者，策划了南繁系列丛书，杨老师的《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相当于这个系列的总纲，记录的是南繁科学家的群像。我当时看了以后也特别感动，我在海南也30多年了，三亚这片土地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次，也吃过从这个土地里结出来的瓜，吃过从这里孕育出来的玉米，但我一直对南繁知之甚少。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对南繁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觉得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幸福、甜蜜，离不开这块土地，而且据有关数据统计，我们国家两万多颗种子，70%经过了南繁的洗礼。
（ 吴明珠 ）
海南出版社有了这个策划后，当时就找我来写，我一口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我原来是在政府机关，都是写领导讲话、报告，我觉得让我写这样的传记，我心里没底。后来他们直接给我订了去重庆的飞机票，说你去看一眼，你去看了以后，再决定写还是不写。2023年底，我们到了重庆，当时天气雾蒙蒙的，心情也很压抑，我就想，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但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给国家做出那么大贡献的人，住的就是一间西南大学非常普通的三室一厅，老人家因为天气寒冷，穿得厚厚的蜷缩在沙发上。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第一眼就俘获我的心呢？她这么弱小的身躯能够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给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甜蜜，能够有这样一个契机走进她的世界，能够书写她，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
我们去了以后，就说吴老师好，她神情木讷，后来她的孩子杨夏就打开影集，我们看到她和杨其佑年轻时候的照片，我们就问她这是谁？她说这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我说他是你的爱人，是你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你的人。她说不是，但我们关系比较好，我走哪儿他跟哪儿。她连最爱的爱人都不认识了，但她仍然记得工作。我说我们是海南来的，她一听海南来的，眼睛马上发亮了，说，“海南好”，我说，“你想去南繁吗？”她说，“我想去南繁啊，你们带我去南繁”。她还说，地方好，好种瓜。脑子里都是瓜。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纯粹的人，什么都忘了，还是少功老师那句后来打动了无数读者的话，说“她几乎已经走丢了自己的一切，只留下遍布大地的人间甘甜。”
（ 作者刘颖〔左〕与吴明珠院士〔右〕)
接下这个任务以后，我们就到了新疆大地，因为她老人家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不能讲述自己了，我们只能从她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沿着她过去的足迹走一下，在新疆采访了她的老同事。我们从新疆到南繁基地，要坐五六个小时飞机，我就感慨很多，当年吴明珠这一趟，她走了整整15天。她当年从北京中央农工部到新疆援疆的时候，也走了15天。她选择去南繁的时候，她爱人一开始也有点犹豫，说我们现在有家有口，儿女都不在身边，而且你到海边以后一切从零开始，海南的条件也肯定比新疆艰苦，一个人走那么远能不能行？她说，我已经晚了，袁隆平他们已经先一步过来了，既然有人已经做了，有这个经验了，我们应该可以去，所以后来杨其佑也很支持她。
等他们来了以后，才真的是面临“三难三烦”。当时大部分农科人员都是男同志，吴明珠是少有的女同志，当时连上厕所都很难解决。我看过她的日记，她是非常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能写会唱的人，原来在学校也是团总支的宣传委员，性格也非常开朗，她在日记中就讲到了海南的片段，他们在崖州租了老乡的房子，别看现在崖州多么现代化，当时完全是超乎了她想象地难。白天是在干打垒的那种房子，到了下雨天，蚊帐下面要接雨水，下面要洒农药防蛇、防老鼠、防蚊子。为了保护材料，他们还在田间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那里，这些难都是出乎意料的。她一个女同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下来了。书里面我讲到一个情节，她是1973年去的，到了1980年的时候，条件已经好多了，北方来的同志都喜欢吃面食，她是南方人，喜欢吃米，但男同志不会做饭，就煮面疙瘩，面疙瘩煮到锅里以后，她去锅里盛饭的时候，她就喊，这里面白花花的浮了一层什么？他们仔细一看，说南方太潮了，那个面全部生虫了，飘了一层虫。
俞敏洪：相当于是蛆。
刘颖：对，那个虫一煮就散开了，就飘在上面了。当时团队的学生就说，老师这个还能吃吗？我们倒掉重新再做吧？但吴明珠说，第一，不要浪费粮食，第二，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休息休息下午还要干活，抓紧时间。她就拿铲子把上面白花花的浮虫撇掉继续吃了，这就可见当时的艰难。
（ 吴明珠与学生们 ）
实际七几年的时候，除了生活上的困难以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比如新疆是干热，这边是湿热，要防虫害，新疆再好的种子，到了海南就是长不了。她后来就发明了设施农业，搭起了棚，模仿当时北方的环境。而且她一直有一个心结打不开，她说我们每年到这里来繁育，加盖育种，海南的百姓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够让新疆的瓜在海南生根、开花、结果，如何造福海南的百姓，如何让海南的百姓通过种瓜来致富？不能我们在这边加盖完回去以后什么都不能回馈。她是第一个在三亚建起了设施农业大棚的人，这样就解决了哈密瓜南移的问题。过去一说哈密瓜，肯定是新疆的，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而且觉得非常小众，就是在吴院士的带领下、推动下，使新疆这种小众的哈密瓜，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中国人的吃瓜自由。
吴院士最可贵的还有什么呢？她一生培育了30多个品种，没有一个申请专利，全部无私地给了农民，还给了瓜界的同行。一般说同行是冤家，怎么可能分享呢？书里讲到一个海南的农民学生陈传武，后来变成了种瓜大户，刚开始他趴在吴老师的大棚外面偷师学艺，被吴老师发现了，问明原由以后说：“这是好事啊！”然后不断把他请进来教他，把他的瓜秧拿来看看得了什么病，然后告诉他是什么原因。他原来种的是台湾品种，吴老师就说：“我给你新的品种，你种吧。”她就把培育的金凤凰拿给陈传武种，他种的时候，吴老师还派学生去指导。最后陈传武的瓜面积逐渐扩大，变成了三亚有名的大户，自己富起来以后，也带动周边的农民富起来了。后来有一天陈传武来给她道喜：“吴老师，我种的金凤凰都到海南的冬交会上了，那个瓜秧到了那个地方特别显眼，我切瓜切得手都软了，大家都说这是海南的哈密瓜吗？连海南都有哈密瓜了。”吴老师帮助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把自己所有的成果无偿给农民，这特别可贵。
我们现在吃到的西瓜、哈密瓜，很多都是吴老师的品种血缘，追根溯源都要到她那里，包括现在讲瓜太甜了，有没有发明糖尿病人可以放开吃的瓜？所以还有一种酸甜瓜，也是吴老师的创新和发明，现在基地也在种。她就在不断创新，一般年轻人创新得激情澎湃，但吴老师80多岁了，创新的脚步却始终走在前面，学生给她一个评价就是，吴老师从来不追求生活，但她一直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包括她后来想研发红皮瓜，代表中国红色彩的瓜。
俞敏洪：研究出来了吗？
刘颖：研究出来了，但还没有到她理想的境界。过去讲吴老师吃苦，在新疆吃多少苦，在海南吃多少苦，但我后来采访到的，包括农科院张志斌老师就说，吴老师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整个哈密瓜产业带动起来了，形成了“全国一盘棋”，使过去只有新疆独有的、只有夏季能够吃到的哈密瓜，能够全年四季都有，全国很多产区，包括上海、北方，遍及全国，遍地开花，这就是吴老师给我们酿造的甜蜜事业，所以我觉得吴老师是千千万万南繁科学家的代表、缩影。
我写这本书花了半年时间，从策划到新书发布会是一年时间，写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场精神洗礼，我觉得第一是饱含深情，第二是缅怀记忆，想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伟大的形象来致敬像吴老师、袁老这样一批在南繁艰苦卓绝、坚守坚持、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感恩他们的卓越贡献，礼赞他们的家国情怀。所以我觉得能写吴明珠院士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对我来说是十分幸福的事情，也是十分甜蜜的事情。
俞敏洪：我读了这本书也很感动，故事性本身就很强，你是带有一定的抒情小说色彩来写的，不是平铺直叙。在《南繁》里面，杨沐老师采取了人与人之间对话和场景的方式，而你写其他的科学家都是描述型的方式，你们俩不约而同地写出来，真的带有一种温情和深情的色彩。
刘颖：我觉得还有一种女性独有的共情，尤其吴明珠老师和爱人杨其佑的爱情，吴明珠老师完全追随事业，杨其佑老师又是智者追随爱情。
（ 吴明珠和杨其佑 ）
俞敏洪：吴明珠和袁隆平老师是同届同学，吴明珠老师的爱人杨其佑和袁隆平老师又是上下铺兄弟，平时在大学就老在一起玩。
刘颖：吴明珠老师是园艺系的，杨其佑和袁隆平老师是农艺系的。
俞敏洪：西南农学院因为有袁隆平老师和吴明珠老师永垂不朽了。
刘颖：对，西南农学院有“三剑客”，袁隆平老师让中国人吃得饱，吴明珠老师让中国人吃得甜，还有向仲怀老师让中国人穿得好，“西南三剑客”非常有名。当时杨其佑是唯一一个保送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后来西南局撤销以后，吴明珠分到了北京中央农工部，本来两个人事业有成，又在北京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后来吴明珠一心一意要去新疆，新疆自治区成立，她就到了新疆，到了自治区不干，说种瓜太远了，到了乌鲁木齐还不干，说还是种不了瓜，最后他们自己去调研，走了一圈，发现鄯善东湖地区，天山雪水弄成的东湖潮地，觉得那个地方种瓜特别好，就主动要求到鄯善农机站当了个副站长。后来杨其佑到了新疆学院（后来的新疆大学），他的导师蔡旭都觉得很遗憾，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多不容易，但没办法。他到了新疆学院，也还是两地分居，因为乌鲁木齐到鄯善还是那么远，结果他又调到了鄯善农机站，在吴明珠手下当一名技术员。他就完全执着于爱情，他在遗传育种等方面也给了她很多帮助。
吴明珠老师也确实没有照顾家里，没有照顾孩子。杨其佑老师1985年得癌症去世了，吴明珠老师当时请了这一生唯一的长假在南京陪护，陪护的时候她还跟南京农科院要了一个小温室搞研究，因为她闲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她的孩子杨夏生下来三个月，就被外婆带到南京去了，杨准也是在南京生下来就留在那了，他们跟父母都不亲，所以吴明珠老师对家庭也有遗憾、内疚。
一开始杨夏对父母有些不理解，有些抗拒，父母让他考大学不考，后来考了大学以后，父母让他学农，他觉得你们学农凭什么让我也学农？我偏不学农。公司倒闭以后，他也比较漂泊，向仲怀院士就问你孩子怎么样？吴老师不多说，“哎呀，我那不成器的孩子”，心里还是有遗憾。但后来“不成器”的孩子也到了西南大学教书，也理解了父母这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他也很遗憾，当年父母让我学农我没有学，他觉得自己也很有学农的天赋，后来疫情期间，他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就有几项发明，一个是无人机巡检，一个是无人机授粉等，他觉得父母当年太苦了。后来我说，你这几项发明不都是围绕农业的吗？不都是来回馈你妈妈的吗？他就笑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父母最好的、最后的理解，确实感人。
俞敏洪：刘颖老师写的《把甘甜献给你》是一本特别值得读的，有故事、有图片、有真相的书，里面有吴明珠老师和她家人、战友的老照片。读一下这样的故事，就知道一个人会多么全力以赴地为了人民的事业，或者为了让所有中国人能够吃到甜美哈密瓜、西瓜，她能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这样的事业，他们内心是一种崇高、一种责任和一种使命。人就是这样，当你发现你做的这件事可以救千万人或者对千万人有好处的时候，你做事情的动力是无限的。如果这件事情只对你有好处，可能做着做着就不一定能做下去了，即使后面有再多好处，你也可能动力不足，或者不一定会产生像吴明珠老师、袁隆平老师他们内心的那种崇高感。
俞敏洪：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像美国孟山都这样的大型公司已经成了上市公司，如果当年袁隆平老师和吴明珠老师能成立公司，说不定也会是全世界最值钱的农业公司。南繁是比较偏公益性质的，或者说是纯粹由国家支持的，现在中国有个人农业公司或者民营公司做这样的育种事业吗？
曹兵：有，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也有了非常好的种业公司。现在南繁种业企业的量就非常大，前两天有一位做玉米的专家跟我说，至少有两千个做玉米的企业来南繁，做水稻的企业也非常多，这里面不乏有非常好的企业。
俞敏洪：也有突破性的发展？
曹兵：有，企业的规模、经营的产品，虽然在世界上还没有排在最前面，但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比如隆平高科在国外也做得非常好，像育种专家李登海先生也有山东的登海先锋种业。
（ 李登海 ）
俞敏洪：他还醒悟得挺早的，在实践中出真知。
曹兵：他原来是青岛农学院的，就是现在的青岛农业大学。
俞敏洪：他是非常早把自己的才华转化成公司化运作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厉害。
曹兵：对，企业也非常大。像棉花有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棉花公司，也是高科技公司，类似这样的还是有不少，大华农业也做得非常好，在多个省都有很大的销售和影响，也走出了国门。国家现在也有信心，按照国家的部署，建设农业硅谷，从科技创新上我们能够跟上，甚至超越国外；在产业方面，我们也希望走出国门，立得住，这也是现在南繁很大的目标。自贸港、“一带一路”，能够把我们的种子、技术转移到国外去，造福世界人民，同时我们也能够获得回报。
俞敏洪：南繁未来的发展，你觉得是民营企业的育种公司会更加有效率、更加有前途？还是原来这种国家的研究所和研究院，或者相对来说事业编制的这批人来做更好？过去我们没有这两种机制的比较，袁隆平院士也好，吴明珠院士也好，他们都是不计回报地为国家办事，心中藏着人民，救万民于可能产生的饥荒中，但现在的种业公司也不仅仅是为了老百姓的温饱，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种子、植物更好的发展，甚至影响全世界，你觉得这两个机制，哪个未来会更有前途？
曹兵：两种体制应该能够互相支持、互相推动、相辅相成，涉及到一些比较大宗的东西，计划体制、国有体制很重要，大宗作物的举国体制还是非常有效的。
王坤波：我觉得从科技的角度来讲，相辅相成是对的，比如现在分子育种可以是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来做，它很难一下见到成效，但常规育种、转基因育种，可能是企业越做越大。
俞敏洪：所以那些要长期投入、长期亏损，但跟国家战略、国家命运极其相关的，就得国家做。
王坤波：对，基础研究，比如分子育种要时间长一点才能见效果，要挖掘新的基因。企业往往是拿现成的基因去做转化，他们做得更快，所以国家要保障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曹兵：科学的创新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基础的、前沿的肯定来自于原来那些大学、科研院所的努力。
王坤波：很多大学，包括中国农业大学、海南大学，都倾向于基础和基因研究，然后企业拿着现有基因去做转化。
郭建龙：现在所有企业还是要利用南繁基地来育种，他们从市场赚了钱以后，有一部分钱通过在南繁基地的育种来反哺给南繁基地。
曹兵：都是和产业结合的，企业和大学的科研机构联合得很紧密，因为技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做。
俞敏洪：南繁不能算是一个基地，是一个区域，区域内任何公司都可以向农民租一块地做实验。
郭建龙：对，是的。所以任何一种机制，只要它最终都能反哺到南繁，哪怕是那些上市公司，它越做越发达，南繁也会越繁荣。
俞敏洪：现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如何？放眼全世界，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曹兵：经过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农业科技育种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我们的水稻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目前我们玉米也赶超比较多，当然玉米还是国外最厉害，我们的大豆也还是有差距。所以有一些领域，我们还是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现在感觉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蔬菜供应至少是非常充分的。
俞敏洪：我们现在还是大量进口大豆，但我听生物学家说，全世界的大豆最初就产在中国，包括水稻也是。导演李成才拍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纪录片，讲了所有在中国起源最后走向世界的植物。当然中国也受很多世界植物的恩惠，比如土豆、红薯，某种意义上小麦等等，后来能够养活十几亿中国人，其中一半粮食也是慢慢从国外引进的，但中国也为世界输出了很多，水稻是其中最著名的。原来还纠结水稻是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后来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基本上发现最早的水稻就是在中国。
王坤波：南繁是中国最有名的，而且在中国的体系下才能发挥南繁的作用。欧美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有这个条件。
俞敏洪：苏联根本做不了，没有这样的环境。
王坤波：从南繁来讲，没办法跟国外比较，因为南繁相关的科研，更贴近中国人民的需求。
俞敏洪：某种意义上是看这个国家人民的需求，比如我们的水稻、棉花、瓜果，是世界领先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这种东西，所以科学家有动力，我们也愿意投入资金去做研究，如果让你研究猴面包树，跟咱们也没啥关系，所以就没必要去研究了。
曹兵：其实袁院士说过很多次，南繁真的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首创，这种模式能够加速农作物“新鲜血液”的产出，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他给我讲，后来有一个日本人在冲绳岛的最南端搞了南繁模式，还有一些欧洲人跑到南美的最南端做。
俞敏洪：咱们海南岛还算得天独厚的。
曹兵：真的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大的创新。
俞敏洪：如果到极端状态，我们没法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的情况下，我们18亿亩农田能养活14亿中国人民吗？
曹兵：这没问题。十几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发布了一个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当时开全国两会，袁隆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了，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科技进步、提高单产，能够养活。所以粮食一直都是国家有效的保证，粮食安全是基本红线。
俞敏洪：农业高科技也为粮食的生产、作物的生产提供了非常大的保障。我原来一个在新东方学英语的学生，后来到了欧洲学了一套西红柿无土栽培技术，他回来就在北京建了一个大棚，一年四季天天产西红柿，一亩地种出来的传统西红柿值不了几千块钱，但他说他一亩地一年能产出好几万元人民币的西红柿，而且好像成本也不是特别高。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海洋养殖技术也很厉害。
曹兵：是的，有一个数字是，世界60%以上的水产品是中国生产的。海南省农业厅的战略是“向海图强”，海南也叫蓝色国土、蓝色粮仓，咱们国家沿海的其他几个省份，山东、浙江、江苏，通过发展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还有很大的潜力。海洋是提供人类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我们的发展应该能够更好。
俞敏洪：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说俞老师你知道吗？我们海南岛，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个人都没饿死过。我说为什么啊？他说，我们有海啊！
曹兵：海南是天然大温室，没有芒种这个说法。
俞敏洪：我们小时候芒种就很忙。
曹兵：因为秋天没收获就要饿肚子啊！
俞敏洪：今天我们聊得差不多了，郭老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郭建龙：我今天纯粹就是来当学生的，我非常敬佩这些为了中国的育种事业艰苦奋斗的人们，尤其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觉得杨沐老师的《南繁》里的四部分代表了中国种业发展最好的四个方面：第一部分是玉米，第二部分是水稻，第三部分是西甜瓜，第四部分是棉。我个人感觉，在海南岛，大家似乎对自然有一种天生的爱好，不光是植物，因为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发现，比如现在有人专门去把世界上所有的水果、水产都引进到海南来种，所以我觉得海南是天生适合做农业和奋斗的地方。
南繁以前对我们吃饱肚子非常重要，现在为什么还这么重要？按照我的理解，只要这18亿亩红线能保住，不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吃饱肚子是没问题，现在是考虑怎么吃得更好的时候。南繁为什么还这么重要？我在印度旅行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印度也在反思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很多种业被美国孟山都这样的巨头种业公司控制了，孟山都对他们的种业供应还可以，完全供应得上，印度的农民都改种了孟山都的种子，不管是棉花还是木棉，但改种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太高，高到什么地步呢？新闻里说有一些印度农民，因为要买孟山都的种子，还要买孟山都的农药，因为这些是配套的，他们出不起这个钱，就要贷款，丰收之后卖掉粮食才能还上贷款。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总有一小批人没有收成，进而就还不上贷款，而且不光是一个两个，可能上百个农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就有人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种子本身，而确实是天灾人祸，但这背后隐藏了一个原因，就是价格。
俞敏洪：到了中国就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了，还有一个断供的问题。
郭建龙：哪怕是一个价格问题，南繁就已经非常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只有我们掌握了种子的供应，特别是有这么多无私的科学家，我们有足够研究的情况下，有足够储备的情况下，才能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在未来，不管是南繁也好，还是做水产也好，做其他水果也好，当市场发展起来之后，让这些人有能力赚到钱，这才是本质上的进步，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国家都有便宜的饭吃。特别是这两年，全世界物价都在疯涨，中国的物价非常稳定，食品的物价、粮食的物价，每个人的饭就几十块钱，这都是来源于农业科学家背后的支撑。
俞敏洪：天下的一切和平、安宁背后，都有一群人在为你遮风挡雨。
刘颖：我们在书里写过一个类似的，当时想在海南种瓜，最方便的就是从日本或者台湾引种，因为日本、台湾和海南的气候条件相似，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当时也有人提出来。但吴老师断然拒绝了，她说，第一，我们自己是做育种的；第二，现在的种子那么贵，要用外汇买种子很不合适；第三，最关键的是，一半的种子攥在别人手里，会卡着我们的命脉。所以后来做了设施农业，当时的瓜比较娇嫩，要用大棚，当时一个大棚是30万元，我们工资只有100块钱，这大棚就是天价，但吴老师说，我们该花的钱一定不能省，就在海南建了大棚，后来他们培育出来了“金皇后”、“金凤凰”这些适合在海南岛繁殖的种子。她当时就认识到，第一，种子一定要攥在我们自己手里，第二，如果拿大量国家外汇采购种子，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吴老师真的很厉害。
俞敏洪：盈盈还有什么问题吗？
盈盈：我看了《南繁》，很打动我的是育种科学家们的故事，前面两位老师说，自己写作的过程也让自己获得了很多成长，我想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汲取一些南繁精神的养分，收获一些成长，我看了这本书会更加感激现在的美好生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现在中国已经不缺吃穿了，大多数可以吃得饱饱的，为什么还在坚持南繁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国家整体战略平衡和安定，所以每次看新闻或者看这本书，都会越来越感激现在的生活。
俞敏洪：最后我再推荐一下杨沐老师的《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进行了推荐。这本书写了很多农业科学家的故事，像袁隆平院士、吴明珠院士等等。他们献身于中国的农业事业、种子事业，为中国种子的繁荣发展、农业兴旺，我们能吃饱肚子做出了重大贡献。书中提到的、坐在我边上的王坤波老师，他是中国的棉花繁殖专家，是跟郭三堆老师一起为中国棉花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他现在已经退休带孙子了，但家里依然种满了棉花，所以这本书真的值得大家读。
还有一本刘颖老师的《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吴明珠老师现在90多岁了，在家里休养，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把周围的人都忘掉了。我非常熟悉这个病症，因为我妈得了五年阿尔茨海默症，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当提到她心心念念的事情时，她能够记得。刘颖老师描写到，吴明珠老师听到“南繁”“海南岛”“新疆”“哈密”“哈密瓜”的时候，立刻就能滔滔不绝地讲这些东西，还能唱出她年轻时在新疆的歌曲，所以她这颗心真的全部交给了这样伟大的事业。2024年的时候，哈密市的市委书记孙涛把吴明珠老师请过去了，那时候她的头脑已经不灵活了，居然还能对参加会议的人演讲，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让人感觉不可思议，这是信念的力量或者事业的力量。
这本书是从吴明珠老师的出生写起，她出生于1930年，讲了她解放前的学习，讲了中国解放时她作为年轻人充满激情走向新社会的状态，讲了她和杨其佑老师一起在西南农学院学习的状态。刘颖老师采访了大量吴明珠老师的弟子、同事、朋友，用了一年时间，就像写小说一样，充沛的感情、优美的文字，还配上很多老照片，把这本书写了出来。“西南农学院”这五个字，因为袁隆平、吴明珠、向仲怀永垂不朽，到这种大学上学，现在虽然改了名字（西南大学），依然会有一种骄傲感，就像北大人走进北大，永远会想到蔡元培、李大钊一样。
曹兵老师也写了一本《南繁情》，主要写袁隆平老师，因为曹兵老师是袁隆平老师的弟子，他跟袁隆平老师搞了很多年的杂交水稻。这是一本小小的、精美的书，但今天一直没有机会宣传，下次我们再为大家介绍。
这几本书都特别值得我们的孩子去读，让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真的来之不易，所谓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他们在背后给我们阻挡风雨。
今天的几位嘉宾都是伟大的学者，包括两位作者都是学者型的作者，为中国农业的宣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再次向你们四位表示敬意和感谢！谢谢四位老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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