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用益研究）
本文聚焦中日外交风波再起事件。
一、事件：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妄言“存亡危机事态”
2025年11月7日，日本新任首相（亦称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现场上公开表示“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立即引起中国的抗议，意味着石破茂上台以来略有改善仅持续1年不到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到一个拐点。
二、何为“存亡危机事态”？
“存亡危机事态”为日本于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所提出。至于如何界定“存亡危机事态”，在针对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冈田克的提问时，高市早苗回应称“如果封锁之外同时出现动用战舰、伴随使用武力的状态，我认为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
同时，高市早苗亦补充“所谓台湾有事（发生紧急状况）可能代表很多情况，届时政府将依具体情况与情报进行判断”，这显然是一种看似退缩但实际上很政治性的一种表态。
三、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机事态”表态继续了安倍时期的主张
（一）2015年安倍内阁推动新安保法落地
前面已经指出，“存亡危机事态”源于日本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
1、当时正值安倍晋三内阁时期（安倍晋山曾分别于2006年9月-2007年9月及2012年12月至2020年9月担任日本首相、总任期合计达4800天左右）。
2、安倍内阁于2015年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即《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从法律层面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为日本出兵海外铺平了道路，当时中国就表达了强烈反对。
（二）日本新安保法列示了对外使用武力的三项条件
根据日本新安保法，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或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中，日本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军队提供支援。同时，日本还可以在满足三项条件的情况下对外使用武力，这三项条件分别为，
1、对日本的武装攻击，或者对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威胁到日本的生存，从根本上推翻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存在明显的危险。
2、没有其他适当的手段来消除这一点，实现日本的存在，保护人民。
3、行使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权力。
显然，上述第1条即为“存亡危机事态”的来源，不过其规定整体上比较模糊，充满了政治话术。
（三）安倍曾于2021年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论
2021年12月1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通过网络参加中国台湾智库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新时代的日台关系》主旨演讲时，言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随后遭致中国的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因此，高市早苗本次提出“存亡危机事态”基本是继承了安倍时期的衣钵。
四、高市早苗本次触碰中国红线早有征兆
（一）高市早苗本人
高市早苗出生于1961年3月，于1989年3月成为朝日电视台的新闻主播，1993年当选众议员，其曾在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内阁担任多个国务大臣职务，被描述为具有“坚定保守派的政治声誉”，且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密盟友。
2021年高市早苗曾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参加总裁选举，但最终在决选中排名第3被淘汰；2024年2月再次竞选时在决选中以微弱劣势输给石破茂。
（二）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张：主张对华强硬、降低对外依赖及增加国防开支
1、从高市早苗的多次发言情况来看，其政策主张比较激进，与中国、韩国的诉求背道而驰，通常被视为日本“特朗普”，和安倍风格亦比较类似，具体看，
（1）历史认识上反对“村山谈话”，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主张就中国台湾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并且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日军罪行。
（2）主张修改宪法，即主张删除现行宪法第9条中的日本不保留战斗力、不保留交战权条款，把日本自卫队改名为如正常国家般的“国防军”，增加国防开支。
2、在选举当晚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的发言内容主要集中在“国防”“经济安全保障”“和平对话”等三个关键词上。总体看，“经济安全保障”意味着日本似乎也在寻求与中国脱钩，“国防”意味着日本将会加大日本国防开支、增加财政压力，“和平对话”意味着日本会在多个方面触碰中国的底线（如中国台湾等）。
3、往前看，在安倍晋三的多个首相任期内，高市早苗便被安倍称赞为“保守派之星”，亦由此被外界贴上“安倍女孩”的标签。正是因为如此，在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石破茂回应称“希望她不要将日本带入歧途”。
（三）高市早苗曾于2024年推动通过了日本经济安保新法
2024年，时任日本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重要经济安保信息保护和使用法》（亦称日本经济安保新法），将2014年施行的《特定秘密保护法》中的机密保护内容从传统安全保障领域进一步扩大至经济安保领域，这被认为是为了配合欧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筑起经济领域的“小院高墙”，意味着日本在国防军事与经济科技领域正逐步走向神秘化，说明日本在经济与军事对外扩张的野心亦在逐步膨胀。
（四）重温安倍晋三时期的政策主张
鉴于高市早苗身上“安倍晋三”的影子，这里有必要再回溯一下安倍时期的政策主张：
1、经济社会方面，主张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货币贬值）、推出经济扩张方面来提振长期积弱不振的经济，具体措施为“大胆积极的金融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投资的成长战略”等三支箭。换言之，安倍经济学的本质是加大财政支出和产业投资支出力度。
2、外交国防方面，安倍旨在通过“新战略外交”“价值观外交”“积极和平主义”三大战略，同时提出了抗衡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即尝试通过经济合作、安全保障、军事交流等方式增强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安倍主义”）。
3、主张摆脱“和平立国”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清算“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茂路线，常自诩为具有“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保守主义“国家观”，信奉岸信介的“鹰派强国论”，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
五、结语：中日关系已经回不到以前了
（一）无论是2015年的新安保法，还是2024年的通过的经济安保新法，抑或是安倍与高市早苗的一些针对性提法，其目标指向性均很清晰，即中国。
实际上，日本早在2022年12月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纲领性指导文件中便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
（二）从安倍晋三的超长任期来看，安倍与高市内阁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应该比较高，这说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日本国内整体是比较敌意的。它进一步表明，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力量比较强大，且具有民意与政治基础，故中长期看日本政治力量与对外政策及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很难再回到以前了。
（三）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日本常常是被忽略的角色，但从日本自身的实力来看，这是不应该的。在印太这一区域，日本不会甘于寂寞，其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希望日本能够在中美博弈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目前看这股力量正左右着日本政坛。
综上可认为，日本国内谋求自身重回全球“大国”“强国”行列的动机非常强烈，国内民族民粹意识正明显抬头，而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经济科技、国防军事及地缘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