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又成了热门之选。
2024-2025学年美国法学院申请人数达76496人，较上一学年增长18%，创下198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涨幅。截至10月28日，下学年申请人数同比增幅已达29%。数据发布方法学院入学委员会(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提醒称，“早期统计数据波动较大，未必能准确反映整个申请周期的趋势”，但可以较为肯定的是，申请热潮仍在延续。
为何法学院再度受宠？考培机构卡普兰(Kaplan)对法学院招生官的最新调查显示，9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申请人数的增长。2019年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卡普兰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当时被称为“特朗普效应”，但彼时的申请量增幅远不及今日。由此我倾向认为，今天推动潮流的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经济因素。
1989年以来历次申请高峰均出现在经济衰退期间或刚结束时。当前美国经济似乎并未陷入衰退。根据亚特兰大联储GDPNow模型最新估算，第三季度美国第三季度年化GDP增长率为3.9%。但市场对未来经济风险的讨论不断，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尤为严峻。
长期以来，法学院常被视为那些成绩不错、却找不到理想工作或尚未决定人生方向的大学毕业生的“退路”。如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应届生招聘放缓，并确实加剧了白领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处于这种窘境的毕业生较几年前明显增多。加之特朗普政府对联邦公务员体系的整肃，以及近期接连不断的企业裁员通告，陷入迷茫的群体已不再局限于应届生。法学院申请人数的上升，很可能也向我们发出关于经济压力的警示。
当然还存在其他解释。法学院向来吸引那些志在高薪与体面职业的聪明人；在经历多年低迷后，律师的薪酬近年已有所回升。律师理财网站“大律所投资者”(Biglaw Investor)数据显示，顶级律所起薪在2007至2015年间长期停滞在16万美元，但此后已上升至22.5万美元，涨幅跑赢通胀。1960年代末，纽约律所的起薪曾出现惊人跃升：1967年克雷瓦斯·斯温·摩尔律所(Cravath, Swaine & Moore)给新人开出9500美元的薪资，次年飙升至1.5万美元，其他律所纷纷跟进。随后三年内，法学院新生入学人数激增53%，接着增速放缓。1975年，哈佛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据此提出了一个“递归模型”，他认为“法学院入学人数会自发周期性波动：毕业生较少时，薪资上升，吸引更多人入学；毕业生多时薪资下跌，入学人数又减少。如此往复循环。”后来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
但这似乎无法完全解释法学院入学的长期走势。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1968年至1971年暴增53%后，入学人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缓慢上升，直到2010年见顶，随后又出现大幅回落。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未高中毕业时，就读过斯科特·图罗(Scott Turow)的《一年级生》(One L)、看过《平步青云》(The Paper Chase)的电影，也追过几集同名剧集，这些作品都描绘了哈佛法学院第一学年的生活（当时我身边恰好有两位亲属在申请法学院，或许这也促使我格外留意这些作品）。因此在我印象中，法学院在过去的文化中曾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因此，我画出了下面这张图（若有遗漏敬请指正）：
对于是否要将2014-2020年播出的剧集《逍遥法外》(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纳入其中，我有些犹豫。这部剧虽以虚构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为背景，但主要围绕剧名中所指的“谋杀案”展开。以哈佛为舞台的《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固然与法学院相关，但却少了《一年级生》和《平步青云》那般的写实锋芒。1986年的喜剧/爱情片《脆皮先生》(Soul Man)亦属此类，片中托马斯·豪厄尔(C. Thomas Howell)为获得哈佛法学院奖学金而冒充黑人，学到了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重要一课，并与雷·多恩·钟(Rae Dawn Chong)相恋（我没看过，信息来自维基百科）。
可见7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法学院题材情有独钟，而自《律政俏佳人》之后，此类题材便愈发稀少。一种合理解释是：自60年代起，美国流行文化常围绕婴儿潮一代的兴趣展开，而70年代正值这代人思考毕业后出路的关键时期。同样主导文化潮流的千禧一代（又称回声潮一代）在2001年《律政俏佳人》上映时适逢法学院入学年龄。这两代人的数量远超相邻世代，单纯的人口结构变化已能部分解释法学院的兴衰起伏。但当我将法学院新生人数与同期大学毕业生总数相比时，还是为长期下行的趋势感到颇为惊讶。
当然，美国大学生的比例已大幅上升，律师在整体劳动力中的占比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也有所抬升。根据劳工统计局的年度职业就业统计估算，律师占比从1997年的0.36%上升至2024年的0.48%。耐人寻味的是，增长全部出现在经济衰退期间及之后，因为此时律师失业的风险一般低于其他职业。
但律师的薪酬并不尽如人意。如前所述，近期律师薪酬在经通胀调整后虽有小幅回升，但2024年律师的实际年薪中位数仍比25年前低10%。全体美国劳动者的可比数据无法追溯那么久，但自2001年以来，整体中位薪酬呈上升态势，而律师的中位薪酬却在下滑。
律师在专业人才队伍中的占比也在下滑。劳工统计局按行业（而非按职业）发布的月度就业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间，法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虽有所增长，但该行业在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就业总量中的份额大幅缩水。
上述三张图表给我的印象是：与50年或25年前相比，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已明显滑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其他领域（尤以科技业为代表）创造了更多机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学术界长期争论律师究竟是在助推经济增长，还是在拖累它。最近一项基于全美50州数据的研究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然而，美国自建国之初便是个律师主导的国度。《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25人是律师；45位美国总统中，26位出身法律界。现任白宫掌舵者并非法律出身，且对律师与法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轻蔑态度，这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不满。由此来看，这一波法学院的热潮，或许也不无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