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纵死罪者归其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贞观七年九月，按事先的约定，“纵囚来归”，于是“皆赦之”。欧阳修的《纵囚论》，论的就是这件事。在欧阳修以前，此事均被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施恩德”，囚犯“知信义”。欧阳修不从众而信之，不从众而誉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十分可贵。
欧阳修的《纵囚论》，自有其逻辑链条。他认为以“恩德”感化“囚犯”的作用极其有限，“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难道仅以“一日之恩”，而能使这批囚犯“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欧阳修说：“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这话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接着又说，不可“屡为之”，不可“为天下之常法”，则说得斩钉截铁。“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法律形同虚设，不就无法无天了吗？
在笔者看来，《纵囚论》亦非“浑然一体，无懈可击”。比如，欧阳修说：“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其实从现实来看，“君子”与“小人”这两个词汇，均属于道德的范畴。“小人”纵然无德，倘若未触犯刑律，则不可因其是“小人”而对其滥施刑罚；“君子”固然有德，倘若触犯刑律，照样也得依法惩处。
再者，在所谓“君子”与“小人”之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既非品德有多么崇高，也非行径如何恶劣。东汉时期，堂邑县之县民防广为父报仇杀人，触犯了刑法，被关入监狱，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入狱不久，其母病死，防广悲痛欲绝，号啕大哭。时任堂邑县令钟离意心里很不好受，便对防广说：“今欲出若，归家殡敛。有义则还，无义则已。”县里的“丞掾”都认为此事万万不可。钟离意说：“不还之罪，令自受之。”防广丧事料理完毕就回到监狱，后经上报其竟被免除了死罪。
我倒以为，钟离意此举可谓人性化执法之古典案例，唐太宗的“纵囚”或受此事之启示也未可知，可惜他未能酌情为之，而“纵”之时间长达八九个月也确有损法之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