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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50后”许纪霖，在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穿行于两条路径之间：作为思想史学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启蒙与儒家之间的思想对话中占据重要位置，深植于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之中；作为他长期研究对象——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始终对社会现场保持某种热忱，从未放弃对时代的观察与回应。近年来，他的目光越发投向一个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现场，但实则至关重要的议题：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最初的转向，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作为“90后”的父亲和“00后”的老师，从陪伴儿子成长，到与年轻学生的日常接触，他逐渐意识到青年文化不仅是一组消费标签，更是一个代际世界观的出口。从文学、偶像狂热、B站UP主、二次元社群，到“搭子式关系”和“树洞式情感”，他努力以一种不俯视、也不轻易评论的方式，进入年轻人的精神现场。
许纪霖与《经济观察报》的对谈亦由此展开。我们向许纪霖请教了当代青年的精神困惑、他们是否像民国时期那样渴求“精神导师”，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能。他从鲁迅、张爱玲谈到“时代少年团”，从民国《生活周刊》的“解忧机制”谈到当下倾听年轻人“内心深处真实声音”的信任逻辑，也谈及平台型知识分子的传播效应与学术边界的重构。
在持续的追问中，关于这一代人的精神轮廓渐渐清晰。他们疏离宏大叙事，却对情感的微小波动高度敏感；抗拒被引导，却不排斥被理解。许纪霖所看到的，是年轻人在意义系统松动之后所形成的独特情绪组织方式。他们讲“轻资产”、拒绝绑定、追求即时愉悦，又在反复的共鸣中，寻求一种“被理解”的可能。他们厌恶说教，却渴望被懂；在追星、演唱会、社交媒体中集体释放情绪，却常常难以将这种体验转化为稳固的心理锚点。“懂我”与“陪伴”，成为他们最核心的情感诉求。但这种“懂”，真的可能吗？或者说，它是否足以替代曾由信仰、叙事或权威构建的意义系统？
许纪霖对此并不急于下结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或许不再是“照亮”，而是“靠近”。“共情式的启蒙”正在取代“俯瞰式的指引”；“代际之间的相互拯救”，也许正在取代单向度的引导。他说，“我们也需要从年轻人那里学到一种松弛感，来缓解我们自己的焦虑。”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许纪霖的对谈，经过编辑：
经济观察报：我读到许教授写萨拉·鲁尼那篇书评时挺惊讶的，没想到您会关注这样一位年轻的“千禧作家”，还把他们的代际特征分析得这么精准。那除了文学，您平时也会接触像二次元、动漫、B站up主这些更年轻的文化吗？
许纪霖：其实我对青年文化的关注，起初有些偶然。一方面，我在上海有一个跨界的社交圈，里面有不少70后、80后的朋友。他们经常提到一些流行剧、综艺或二次元文化，我一开始是出于聊天需要了解，后来渐渐产生兴趣。
另一方面也跟我的职业有关。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到现在做老师已四十多年。学生一届届更替，从60后到00后。要把课上好，就必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爱看什么、用什么语言沟通。这其实是教学的前提。
还有一个更私人的原因，我的儿子是90后，做父亲的，自然想理解孩子的世界。这也加深了我对青年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当然，我也一直对城市文化、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未必每样都接受，但愿意体验和观察，把它们当作文化现象来看。毕竟青年文化代表的就是未来，这是我持续关注它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你在关注青年文化时，会不会有一些更具体的落点？比如说，你儿子喜欢什么，你就陪着他一起去看、去了解？
许纪霖：我过去觉得我儿子有个特点：态度诚恳、坚决不改。你苦口婆心讲一堆，他“嗒嗒嗒”地点头，但转身就我行我素。起初我以为是他个人的问题，后来意识到，很多跟他同龄的年轻人都是如此。
我常说，今天的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爹味儿”的说教。这是我们上一代父母的普遍问题，尤其在中国更明显。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不爱争论。他们的策略很简单：点头、应付、表面和气，但内心并不接受。他们面对权威——比如父母、老师、上司——往往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学习的。
但我们不能用“九斤老太”的口吻，批评他们“每况愈下”。他们确实有鲜明的代际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越来越整体地表现出来。我们要做的，是理解，而不是急于批判。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的人生问题，或者说精神上的苦闷，到底是什么？
许纪霖：我觉得是无聊感和虚无感。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病症，其实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点，它们的来源是意义的丧失。大家活在表层，太累了，也不愿意去追求深沉的东西。连投资也讲“轻资产”，人际关系是浅层交往，亲密关系也变成了“situationship”——临时性的状态伴侣。
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固定的情人，只有“搭子”：饭搭子、旅游搭子、床搭子……一切都是功能性的。他们害怕投入、害怕受伤，所以选择轻资产、轻情感，一种“情绪的运营”。
但“情绪”和“情感”是两回事。情绪是短暂的、瞬时的，来得快、去得也快。你昨晚也许痛快了一场，但第二天醒来可能就有一种被掏空的虚无感。情绪发泄完了，却没有任何支撑的东西。情感则不同，它是深层的、长期的，是有“底”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城邦主义”的时代。过去支撑我们的是信仰、理念、共同体；今天则更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主义——“我爽就行”。但这个“自我”其实是浅的，是空的。你可以说他们“没心没肺”，但背后其实就是虚无主义——什么都不信，人生缺乏一个真正的支撑点。
我说的“信仰”，不是狭义上的宗教，而是广义上的价值信念。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信上帝，也不信爱情，甚至连友情都不信。一切都像浮云。
所以即使某一刻玩得很尽兴，一旦“卸妆”归零，生活状态也随之归零，虚无感又卷土重来。我们老一辈人虽然也会幻灭，但曾经还有某种信仰和价值观支撑自己。而今天的抽象世界，是“去价值”的，是空心的。
张爱玲说，人生除了飞扬还有安稳。她讲的“斗争”，其实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状态。她一生都在和虚妄对抗。鲁迅也类似。
经济观察报：是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许纪霖：对。《倾城之恋》里那对男女其实彼此不信任。但战争来临、城市毁灭，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彼此。张爱玲看得很穿，她知道这些靠不住，但她能体会那种虚无。
今天的年轻人，连虚无都不愿正视，他们更多是被虚无摆布。他们反复进入一个抽象的世界，在那里获得短暂的满足感——像打一针吗啡，提神但不能续命。你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而现实依然让人无力。
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也可能是一种偏见，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真的想问的是：这种文化能否提供“意义”？我不否认，二次元文化一定能提供情绪价值，但它能不能提供意义系统？
人毕竟是有意义的动物。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过，人就是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每个人都像蜘蛛，要在一个意义网络中织网，才能立足。
今天的年轻人也在构建自己的抽象世界。但从传统价值体系看，这样的世界能否成立？能否支撑一个人安稳地活着？我不再谈“飞扬的人生”，因为今天也不是一个飞扬的时代，而是一个追求安稳的时代。
那这套文化，能不能成为他们的“底牌”？还是说，他们其实不再需要意义？他们可能会说：“我不需要意义，意义太沉重。我不要和意义绑定，绑定太痛苦。”他们干脆把“意义”这个问题消解了。
这听起来像是老一代人的困惑，但我想问的是：意义真的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我还在观察，还需要继续观察。
经济观察报：就你的观察而言，现在的年轻人如何解决这样的精神困惑呢？比如说，寻求精神导师。
许纪霖：现在确实出现了几类“网红导师”，他们主要面向年轻人，解决焦虑问题。通常的套路是：先共情——懂得年轻人的情绪，再“指明方向”——用心理按摩、哲学分析或宗教疗愈来引导。
但我个人不喜欢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更习惯以观察者的姿态，用一种历史的、旁观的视角来看这些现象。我愿意分析、呈现，但不负责“指明方向”。这是我和那些“网红导师”最大的不同。
就像鲁迅，当年很多年轻人问他该读什么书，他一概谢绝，不愿做人生导师。我可能在这方面也有点像他——倾向于用冷静、客观的方式呈现问题，而不是提供统一答案。
当然，我也开设一些课程，比如借助历史人物来提供参照：鲁迅、胡适、林语堂。通过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让学生看到不同的可能性。我后来总结过一句话：“少年不学鲁迅是无血性，中年不学胡适是无理性，晚年不学林语堂是无灵性。”每个人生阶段需要不同的滋养，从这个角度说，我比较赞同儒家的“中道”。我不相信只有一种人生答案或标准药方。更多时候，是你看到某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与选择路径后，获得一种触动，进而构建属于自己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说民国的“精神导师”的话，鲁迅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像《玲珑》这样的杂志上，很多年轻人其实也会写信给编辑、给专栏作家，倾诉自己的苦闷，由对方回复解惑。那种对“导师”角色的需求，其实和今天并没有太大不同。
许纪霖：民国那会儿确实有很多人生导师。鲁迅当然是一个，但他还是曲高和寡。现在大家很少提到邹韬奋，他当时办的《生活周刊》，三十年代发行量几十万，广泛影响城市职业青年——特别是底层的那种，有文化但又不高，比较像今天常说的“牛马”。《生活周刊》基本上就是帮他们解闷儿、解焦虑的，邹韬奋很成功。
后来他也慢慢地把对个体焦虑的关注，上升到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影响力在于给人解忧。民国其实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再往前，比如五四以后，中共早期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一开始也不是讲什么宏大理论，而是“解决青年人的人生苦闷”。它会告诉你，个人的不幸是社会黑暗的结果。怎么解决？就是起来革命。从个体问题出发，导向社会行动。
当然，鲁迅、胡适、林语堂虽然不专门写给年轻人，但也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提供了某种示范。我一直很欣赏鲁迅。有一次读柔石的日记，他提到鲁迅劝他说：“人生当如大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也无所谓；第二，要坚韧地慢慢向前走。”我看到这段话后，常常转送给今天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很多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大周期上升期”，特别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人生总体顺利。如今进入周期下行，就觉得什么都不顺。皮也很薄，流点血就想跳楼。但鲁迅说“皮要厚”，这个“厚”不是厚颜无耻，而是一种意志力。然后要“慢慢向前走”，哪怕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朝着你相信的、有意义的目标前行。
我觉得这些话今天依然很受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鲁迅又“红”了起来。除了他满嘴都是“金句”，也因为他在动荡时代中的坚韧与洞察力。在社会节奏加快、变化增多的背景下，人们往往会更愿意回到这样的思想资源中，寻找方向感。而当社会相对安稳时，这种锋芒反而可能被忽略。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当下年轻人喜欢鲁迅，具体喜欢他哪一点呢？我记得人民文学社还出了“鲁迅毛衣”，也卖得特别火。
许纪霖：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抽烟”的墙画上热搜，也是一种例证。我想，年轻人喜欢鲁迅，首先是因为他有一种叛逆气质，这种气质引发了精神上的共情。
其次，鲁迅“太绝了”，每句话都像金句，精准表达出他所处时代的压抑困境。他说“铁屋子”，谭嗣同说“网罗”，今天说“困在系统中”，其实异曲同工。这种表达与共鸣感，对当代青年尤其有吸引力。
再者，就是“酷”。当下“小鲜肉”太多，反而鲁迅那种锋利、冷峻、带有张力的气质让人耳目一新。
我有个80后的朋友，是一个蛮成功的母亲，说她和女儿是“忘年闺蜜”。她总结得好：现在的年轻人最讨厌被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懂我”的人。
“懂我”，确实是今天青年最核心的情感诉求，另一个关键词是“陪伴”。上一代父母讲“带”——像老鹰带小鹰，重点是“教”；而今天的年轻人，不希望被“教”，他们会反问：“你自己都活得够呛了，还教我？”
他们想要的，是“和我一起成长”。陪伴意味着共同成长。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案例，是最近时代少年团的上海演唱会。连续四天，四十万初中女生进城，加上家长，现场警察、粉丝，封路，场面非常震撼。
有个女孩在采访中说：“我是看着时代少年团成长的，我和他们一起成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追星”了。她们不是仅仅膜拜偶像，而是将偶像当作一种“亲人般的存在”，陪伴他一起成长，为他的点滴进步而幸福。在偶像面前，既是粉丝，又像妹妹，甚至有一种母爱。
我看到一个分析说得很好，这种投射包含参与感、见证感、成就感。追随偶像多年，看着他们一步步走上舞台，她们的成就也变成了自己的成就。
让我更感动的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很多是普通家庭，但他们说：“这是帮助孩子完成一个梦想。”哪怕这一趟花费不小，也觉得值得。
有位母亲说：“我们年轻时也有梦想。”她是对的。80后是中国第一代追星人，有梦想却未必能实现，如今愿意帮助孩子完成那个未竟的部分。
我一直认为，80后是“过渡一代”。他们既经历过，也更理解。而再往上一代，可能就难以共情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年轻一代，也需要重建代际关系。不管是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还是领导与下属，关系的模式都需要更新。
我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需要相互拯救。”年轻人有焦虑，老一代人也有智慧，但不能用“爹味儿”的方式表达。反过来，年轻人的“松弛感”，也可能缓解老一辈的焦虑。
这就是一种代际间的“相互拯救”。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对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来说，除了“陪伴”或“懂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是“拯救感”。如果你看很多网络小说或相关的文化产品，会发现“拯救”是一个特别容易触及人内在情绪的点，它能够击中很多年轻人心理深处的需求。
许纪霖：是的。所以我想说，到最后，年轻一代真正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不是钱，是“懂我”。
我自己也是慢慢学会了，先和儿子交往，先试图去理解他、懂他，然后后面的话才容易说得下去。你要是一上来就批评，那肯定不行，他立马就不理你了，对吧？他也会有办法敷衍你。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现在的方式，是先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再复述一遍，不加评判，也不批评，这样他至少会觉得：哦，你是懂我的。
许纪霖：对，对。后来我也在想，这其实不仅是年轻人的需求，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需求——谁又真的愿意被批评呢？谁不希望有个能共情、懂自己的人？
你可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但哪怕你像一个“树洞”一样，静静听我倾诉，回响我的声音，那也是一种“懂”。树洞的“空”，是一种容纳。能容纳我，也是一种理解。
是啊，树洞不会给你开药方，但它“在”。我甚至对所谓“药方”这个概念都有些怀疑。你想，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写：“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焦虑也是一样的——快乐的样子也许是相似的，但焦虑各有各的版本。怎么可能有一个“万能药膏”能解决所有人的焦虑？一个导师一句话就能“开悟”？这不现实。
真正有效的，还是“对症下药”。而“对症”的前提就是——你要懂我。
说到这我想起我最近重看《黑镜》，里面有一集特别有意思，一个医生贴着一个装置，我叫它“共情器”。这个东西能让医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但不会真的伤到他自己。也就是说，医生能“模拟式地”感同身受，然后才能精准识别病人的症状。我觉得特别深刻。
你要给年轻人开药方，首先要共情，得知道他的痛点在哪儿。你连他痛在哪里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所以我觉得，青年导师脑子里也得装一个“共情器”。共情之后，才谈得上解释和建议，那才是有效的沟通和帮助。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趣，其实人与人之间最容易产生共情的，往往是谈论恋爱关系，或者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像《玲珑》这样的杂志上最受欢迎的专栏，也是帮助人们解决恋爱纠纷的。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那一批最火的专栏作家，很多也是采取回复读者来信的形式。但这十几年来，似乎这样的情感专栏作家，以及人们在公共领域通过文字来表达和交流情感的方式，都逐渐减少了。
许纪霖：是的。现在也还有一些情感博主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像私域课程一样，有点像“看情感门诊”。公域课程往往讲得比较大而化之，真正要解决个体的问题，可能确实更依赖私域。但即便是私域，也讲究“有缘分”。
你看心理咨询也是这样。心理医生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让你诉说”。而诉说的前提，是信任。你信不信任这个心理医生，其实一眼就决定了。如果你第一眼觉得可以信任他、愿意对他说话，那很多压抑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可以倾诉出来。这种倾诉本身，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问题。
所以我一直觉得，心理医生最重要的能力，是倾听，而不是“教诲”。凡是急着“教诲”的人，我都觉得不是真正的好医生。最好的医生，是静静听你说，在某个合适的时机，轻轻点拨一两句，仅此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更多去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尤其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
我这两年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也和我的身份转变有关。我们这一代人，作为知识分子，从80年代以来，一直被赋予“启蒙者”的角色，自认为是“指明方向”的人，是“燃灯者”。“燃灯”这个词，本身不就是“照亮道路”吗？
当然，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知识、一些道德资源，作为年轻人在选择人生方向时的一种语料或基础。但这种提供，绝不能是“替代式”的——不能说“我来替你做决定”。
哪怕我们今天仍然讲“启蒙”，它的方式也要改变，要转向“共情式”的，而不是过去那种“俯瞰式”“教诲式”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爹味文化”。
我自己过去其实也是这样的。现在当然希望做出一些改变，虽然改起来不容易，但至少在理性上，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至于行为上的习惯能否马上改变，那可能还需要时间。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新一代年轻人还需要“知识分子式”的精神导师吗？我观察到，他们似乎还挺喜欢像项飙这样的学者的。
许纪霖：项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他作为人类学家，观察非常敏锐，也很擅长抓概念。他提出的“内卷”，虽然并非首创，但用得恰当，精准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这就是一种成功。他最近又提出“周边”这个概念，其实说的就是社群生活——与其执着于宏大的“家国天下”，不如把自己身边的关系处理好。他的本领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变得具体、贴地气。
所以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这个角色仍然有其存在的功能。人类依然依靠语言来感知和描述世界。尽管现在视频和音频越来越重要，但文字的力量依然存在。在这个“网络文字”时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书写世界的主宰者，他们在表达与建构意义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文化代际之间似乎存在断裂，但从来没有一个完全“开天辟地”的世代，它总是承接此前的传统。而这些传统的“密码”，往往通过知识分子被保留下来。知识分子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借助文字和符号系统，去承载和传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传统。
当然，今天仍存在主流体制，比如学校教育和主流媒体，虽然它们的权威性在减弱，但仍在提供基本的“底盘性”思维结构。知识分子今天仍有其角色：一方面守住传统知识框架，一方面也要主动与时代对话。我常讲两句话：一是“坚守自我”，二是“与时代和解”。既然这个时代已经不仅仅是文字的天下，音频、视频、自媒体成为现实，那么知识分子也要主动拥抱这些方式，延伸自己的话语影响力。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讲到的是老一辈知识人的某种转型。但你其实也提到过，在90后一代中，依然有可能成长出具有“新自觉”和反思能力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那么如果真要成长出能承担这种角色的年轻人，不管是90后还是00后，你觉得他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面貌？又该延续怎样的传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许纪霖：现在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网红——广义地说，也包括一些明星。如果说这些网红里有些人是有内容的，我现在把他们称为“平台知识分子”。
这个“平台知识分子”，跟过去依托传统媒体的“媒体知识分子”不一样。今天这类人完全借助自媒体与社交平台，以流量为支撑，本身也已经高度商业化了，有自己的IP、内容生态，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他们的影响力往往比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大。
在我看来，平台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其实是“相互看不起”的，同时也“彼此羡慕”。平台知识分子觉得传统知识人太高冷；而传统知识分子又嫌他们太浅薄、太迎合流量。但其实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上有自己没有的东西。
比如罗振宇就很坦率地说，自己是“知识的二道贩子”，擅长讲得清楚、讲得动听。而真正有原创力的知识，还是在学术体制中。当然，也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开始觉悟，愿意试着用更新的方式传播自己的理念。所以我不赞成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应该追求对话与理解。
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守”。你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你守不住，掉头去做平台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做得好。人家是在平台逻辑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懂得比你多，适应得也比你快。你该守的，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的传承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