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本丨增长的密码:诺奖得主解码现代经济繁荣的深层根源(文末福利)
商学院
编者按:在18世纪晚期,欧洲创新引发的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你是否思考过,到底是什么让欧洲“突然开窍”,走上了条前所未有的持续繁荣之路?又为什么出现在了欧洲而非别处?
此前,解释工业革命的理论大多围绕物质因素,比如资本积累、煤炭资源或是财产权保护等,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代表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给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答案:现代经济的起源及爆炸性增长,源于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是“人们相信什么”,即对知识、进步和创新的信念与态度,最终驱动了持续的技术变革和经济繁荣,而非仅仅是经济利益或制度安排。这种“自我推进的知识增长”之所以在历史上罕见且集中于西欧,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变革——尤其是启蒙运动所塑造的“思想市场”的胜利。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这一奖项不仅是对三位学者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在全球经济面临技术革命、地缘冲突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对创新与制度的重新审视。其中,莫基尔因“发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与豪伊特则因“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共享另一半奖金。三位学者的研究跨越经济史、理论建模与政策分析,共同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密码。
莫基尔认为,早期现代欧洲独具的一种增长的文化以及欧洲启蒙运动为科学进步和突破性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引起这场爆发性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并非任何欧洲文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是身处历史舞台中心的人们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偏好的彻底转变,即“文化”改变,驱使了创新方法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深层次的作用。莫基尔的研究对中国最大的借鉴意义之一在于,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育和弘扬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文化土壤”,弘扬“有用知识”与“进步信念”,推崇理性、实验与批判精神,保持开放包容、尊重和激发人才,让新商业文明成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典范。
(以下内容摘编自《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01
思考: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
18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为现代世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然,在之前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不乏创新出现。早期的几个发明或多或少也算是里程碑式的突破——包括水磨、马项圈挽具,以及印刷术的出现——它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可以估量的。在它们出现之后,总是会给一些相关产业带来变革,但是一旦技术与生产结合之后,接下来革新的进程就开始减缓,甚至有时就直接停止了。这些突破并没有引起持续的技术进步,并且它们带来的收益也较小,在很多情况下,人口增长就抵消了这部分收益。
1760年后发生在棉纺织业、钢铁制造业,以及蒸汽动力方面的早期技术改良,在19世纪,都变成了一连串能够自我强化的创新,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在应用这些技术,并且它们似乎还在变得更普及且更有力。如果说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被贸易、更有效的市场以及更完善的资源分配所驱动的,那么现代经济的增长则主要是由在启蒙运动时期被称作“有用知识”的广泛应用所驱动的。
到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欧洲大部分经济体以及欧洲的殖民地,也已经传播到日本以及其他非西方经济体。变革性的技术进步已经从一个引人注目的稀有现象变成了人们预期得到的常规现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是持久稳定的,即使在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自我造成的政治和经济灾难,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在1950年后奇迹般地痊愈了。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由创新推动的全球性的经济增长首发于西方。这曾经在文献中被称作“西方世界的兴起”或是“欧洲奇迹”,现在则通常被称为“大分流”或是“大丰富”(the Great Enrichment),这些词都描述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西方国家的领导力。但是直到今天,学界也没有对为何“大分流”会出现达成共识。
我主要根据欧洲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以我所认为的“文化”为基础,这里的“文化”不同于很多解释中所提到的那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概念。伟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经指出,所有希望通过文化来解释经济表现的不同及经济增长的努力最终都不过是“外行人的社会学研究”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用制度来解释历史发展,那么为什么文化不行?我的方法同时解决了“大分流”文献中的两大难点:一个是关于历史的,另一个是关于经济的。
关于历史的谜团就是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史中经典的两难问题。多数尝试解释各国经济表现及生活水准差异的经济史的文献,都接受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即将制度问题与关于经济增长的叙述融合在一起。按照这样的观点,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历史上不少经济发展都归功于这样的制度安排。但也有学者提出,更好的市场、更合作的经济行为、更有效的分配本身并非简单地就能被归类为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要素。更难解释的是,18世纪中期之后西欧在技术方面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提高以及大量相关发明。工业革命,从它作为技术进步的加速过程这一个角度来说,乍一看并不像是对任何明显的制度激励的回应。事实上,关于何种制度可以培养或激励技术进步、知识创新,我们所知甚少。
经济之谜与此相关。如果新科学或技术中的“有用知识”的产生和持续改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那么这个谜题即是创新的动机。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备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在使用知识的过程中,要将其他人排斥在此消费过程之外是很困难的。因此,经济学家认为知识倾向于长期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因为那些花费了资源、时间和努力去创造知识的人们很难获得任何回报。就技术或是指令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而言,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或是其他奖励发明人的方式为其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但对于自然哲学和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来说,它们的发现或是进步是很难被产权保护的。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因为如果没有某些正式或是非正式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性知识相结合,那么技术性知识自身是无法产生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快速的发展的。科学在工业革命中的角色虽有争议,但1830年后科学投入已成为增长主要动力。
解决这两个历史和经济谜题的答案是一致的。我关注的时间段是1500年至1700年,也就是现代增长的文化基础所建立的时期。这些基础产生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发展以及文化变革,但这些变革产生的本意并非是要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条件。
02
文化何以驱动增长?
信念、偏好与“有用知识”的社会建构
文化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的概念以及我们将如何应用这个概念。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为了探寻文化到底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明确地定义哪些要素属于“文化”,哪些要素不属于“文化”,“文化”又是怎么区别于“制度”的,是非常必要的。
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定义是: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传播,它们也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因个体而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个人选择的产物。而制度则是社会确定的有限定的激励,是行为的结果。这些激励被参数化地赋予每个个体,并且超出个体的控制。这样,制度就在社会中创造出了一个激励结构。作为“规则”的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情况:规则明确了某种特定行为是不是正当或合法的,同时也明确了违反规则后的惩罚和依规办事的奖励。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话来说,信仰和偏好是制度中的“支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建了制度形成的基础,因为文化为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最近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好的制度”(定义为那些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与使得它们形成的文化相互作用,而坏的制度可能会强化那些使得它们存在的文化,并使这些文化存在得更为长久。
理论和实证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一些关于文化经济学和信念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开拓性研究。一种机制是从认为文化会影响经济绩效这一点展开研究的。在这种机制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增加与合作的加强会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易和运作良好的市场的出现。另一种机制与公众意识相关。在集体行为中,一种倾向于放弃“搭便车”行为的公众意识必然会使得更高的公共产品供应和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信念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于他人行为的信念。
经济学家对文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于人们的社会态度、信念和偏好,尤其是当它们能够促进合作、互惠、信任、有效的经济运转模式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产生的时候。最近,经济学家的兴趣逐渐又转移到了人们对纪律、教育、工作、时间、自我控制等其他类似领域的态度上去。本书聚焦一个被忽视的文化要素: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即驾驭自然以满足物质需求的意愿。这种与实体环境的关系,以及与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的关系,最终决定了“有用知识”的增加和累积,而这也是引致技术驱动型增长产生的根本原因。
技术先是人类调查、操纵和利用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意愿的产物。在这种意愿下,技术代表着人类可用知识库库存的增加(可用知识库库存支撑着也限制着人类对知识的应用)。人们对于获得、传播和利用这些知识的意愿和能力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也决定了对自然知识探索的强度、研究计划的安排、关于管理研究机构的制度、获取及审查知识的方法、如何判定知识是否有效的惯例,以及将知识传播给其他可利用它的人的途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范围下,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探寻的事物,并且我们尤其应该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所发生的事件里寻求这一根源。正是这一时期,欧洲形成了那些有利于产生大量经济变化的特有文化和制度,而它们也是最终创造出现代经济的关键。
03
“有用知识”与经济增长
国家的发展及其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增加了自身对自然和环境知识的储备,也因为它们能够将这些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去。但这些知识的出现显然不是必然的。
虽然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社会都或多或少出现过某种技术进步,但这些进步通常只是一次性的,带来的有益成果有限,而且整个进步过程很快也就尘埃落定了,其所带来的些许增长也随即消失。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知识积累可以持续发展、自我推进,直至其“爆炸性”地发展,并且以人类自出现在这个星球上见所未见的深度、广度与速度,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个例子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及之后的西欧。
许多因素都促成了这一独特事件的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所发生的精英文化的转变只是其中之一。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差异在于启蒙运动的出现及其对科技进步造成的巨大影响。然而,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的兴起也不是一个突然的现象,而是欧洲的文化精英们数百年来所经历的智力变革进程的高潮。思想市场的变化是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的重要事件。
在这本书中,我概述了一个文化变革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启蒙运动会在欧洲发生。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欧洲出现了一系列最终带来了爆炸式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模式的重大突破,而欧洲启蒙运动是不是这些重大突破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是否最终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和知识壁垒,那些从人类出现以来,就限制人类只能存活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的障碍?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非洲、中国、印度以及美国原有的土著社会都暴露于欧洲文化之中,而它们的发展轨迹也随之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然而,大多数存在过的社会都受到我所提出的“卡德韦尔定律”的限制,这是一种对技术停滞现象的概括描述。在任何经济中,技术到达了某一点之后就会开始固化,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最后直接消失。这种停滞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现状会压制对现有文化的进一步挑战,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阻止非边际性的进步。
打破“卡德韦尔定律”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将多元主义与竞争相结合的社区,其中的协调机制使知识得到传播和共享,进而受到挑战、纠正和补充。古希腊及其在东地中海地区所创造出的希腊文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就已经具备这些特征。如果当时它没有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或许它就会演化出不同的结果。
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对随后经济发展的真正意义,请记住它所涉及的两个高度创新和互补的想法:其一,知识和对自然的理解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提高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进程中;其二,权力和政府不为富人和权势者服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这两者的结合和它们在思想市场上的胜利,创造出了巨大的协同作用,导致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变化出现。从工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到发现和控制自然力量和资源,这些变化直到1750年还都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这是一个未来会被讲述并被不断讲述的故事,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论证肯定也会受到许多人的挑战和质疑。而这,恰好就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的荣耀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