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到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再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党中央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当前，种业司法保障机制虽已基本建立，但仍存在品种侵权行为频发、假冒种子泛滥等危害种业发展的不良现象，制约了种业高质量发展。应健全“预防-救济-惩处-协同”四位一体的全链条司法保障机制：前端深化诉源治理机制，中端强化种业民事和刑事司法保障机制，后端完善涉种违法犯罪治理中的行刑衔接机制，形成系统化法治保障体系，为种业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深化诉源治理机制，筑牢风险防控多维屏障。诉源治理是全链条司法保障的源头防线。当前，种业领域存在种业普法覆盖不足、风险隐患难以及时排查、技术监管手段滞后、全程监管存在盲区等问题，需通过系统治理加以解决。一是强化源头治理，构建线上线下普法体系，制发案例短视频和普法手册；创新种子包装，嵌入智能维权二维码，实现权属查询、侵权举报一键通。设立种业法律服务站，提供专业咨询，为种业创新提供法治保障。二是构建预防性治理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犯罪预警系统，推动行业自律建设，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将治理关口前移。三是创新技术监管，清理登记品种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运用分子检测技术精准打击违规行为；统筹标准样品管理，构建全国分子指纹平台，全面实施“一品种一身份”制度。四是完善全程监管，严格基地巡查和企业质量监督，动态调整抽查频次，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网络售种监管；同步推进种子认证制度，完善标准体系。
健全民事司法机制，筑牢种业创新权益根基。民事司法是全链条司法保障的权益救济核心。当前，种业领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专业化建设不足、体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需构建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多维度民事司法保障体系。完善实质性派生品种认定机制，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为保护原始育种创新提供制度支撑。强化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持续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新品种案件裁判标准，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优化诉讼程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侵权事实认定采取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切实减轻品种权人的维权负担。善用多元解纷，促成共赢局面。
强化刑事司法治理，守牢种业安全最后防线。刑事司法是全链条司法保障的最后屏障。当前，我国涉种刑事治理体系仍存在短板，即刑事立法规定与犯罪治理需求存在脱节现象。涉种犯罪的危害结果具有滞后性、地域性等特征，导致损失量化评估难度较大。同时，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化、损失认定专业化要求高等新挑战不断涌现。对此，应坚持从严治理的基本立场，通过完善刑事立法，明确涉种犯罪的入罪标准，重点打击农资“忽悠团”、网络售假等新型犯罪。推进专业化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农业技术专家辅助机制，优化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在重点农业区域设立专业审判组织，实现案件集中管辖和裁判尺度统一。实施全链条打击策略，加强电子数据审查，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另外，检察机关需能动履职，上溯犯罪源头、下查销售网络，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
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优化违法犯罪治理效能。行刑衔接是全链条司法保障的协同枢纽。当前涉种违法犯罪治理中，行刑衔接机制仍存在实体标准错位、程序运转阻滞等问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行为定性、违法数额计算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案件办理中信息共享、证据转化、程序对接等环节缺乏规范；部门间协作不畅，跨区域联合查处、数据共享、线索互认等机制尚未制度化。完善涉种违法犯罪治理机制，需构建标准统一、程序顺畅、协同高效的系统性治理机制。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联合相关部门明确涉种案件行政违法的认定标准和刑事立法的立案标准，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精准对接，尽快消除因法律规范不完善而存在的可罚可刑的模糊地带。二是完善程序运转的正向和反向衔接机制，打通行刑衔接程序堵点。规范证据收集活动，畅通行政执法证据转化渠道，颁布指导性案例和综合性处理意见，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化提供指引。建立健全司法机关发现行政违法线索后的定向反馈机制，明确线索移交时限、证据标准和处置要求；设置考核评价与责任倒查条款，压实行政履职责任。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线索互通，强化种业违法行为的全链条监管。三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线索、执法数据、鉴定结果等信息互通；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实行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同步介入机制，在案件初查阶段即启动联合研判，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各司其职，确保在案件定性、证据标准上达成共识，为打击规模性、跨区域性重大涉种案件提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