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是我们都能认可的共同诉求。但澳大利亚因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和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而引发的轩然大波，恰恰说明此事远非表面那般简单。
这一将于今年12月生效的新规引发热议，争议核心是Alphabet旗下的YouTube。澳大利亚官方7月底宣布，将撤销此前承诺的对这一视频分享平台的立法豁免。YouTube被纳入禁令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部分原因在于，对于伴随它成长的一代人而言，其与流行文化的交织之深，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澳大利亚网络监管机构称，YouTube是该国青少年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媒体平台（并宣称它是网络危害的最大源头，包含从厌女内容到暴力视频等各类不良信息）。但它同时也是年轻创作者——尤其是边缘群体创作者——寻找社群、甚至开创百万美元事业的跳板。格莱美提名歌手特洛耶·希文(Troye Sivan)正是借由YouTube走红，少年时在珀斯发布流行歌曲翻唱作品和视频博客，还于2013年在该平台公开出柜。
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存在风险，这是全球立法者绝不能忽视的。但禁止青少年参与网络生活，并不能消除这些威胁。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围绕全面年龄禁令的争论，分散了人们对一项关键政策工作的注意力——这项工作要求科技公司为保障青少年安全而承担应有的责任。
研究表明，严苛的年龄限制难以有效防范网络对青少年心智发育的伤害，因为这类限制既忽略了个体成熟度的差异，也抹杀了平台潜在的积极价值。它们或许能让部分15岁青少年避开有害算法和危险的信息漩涡，却无法触及问题根源，致使这些孩子年满16岁后依旧面临风险。
精通科技的青少年很可能找到规避禁令的办法。挪威已设定13岁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但调查显示，仍有72%的11岁儿童在使用。英国近期的年龄验证立法，暴露出更多钻空子的巧妙方式，比如用游戏头像骗过面部识别工具。若认为这类年龄限制除了促使青少年撒谎或不注册账号继续使用YouTube外，还能起到更大作用，那就太天真了，这又怎能保护他们免受其风险影响呢？
美国的数据显示，YouTube在所有流媒体服务中观看量居首，超过了迪士尼、Netflix和NBC环球等行业巨头的服务。事实证明，YouTube允许任何人参与现代媒体生态的特点深受年轻观众青睐，但这一特性也可能成为其短板。相比之下，鲜少听闻有人因沉迷Netflix内容而变得激进，甚至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2022年，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对于未主动搜索类似有害内容的用户，YouTube的算法极少会推荐极端主义内容。这并非意味着平台上不存在偏执或充斥阴谋论的视频，而是用户在观看猫咪视频或化妆教程时，几乎不可能偶然刷到这类内容。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开展于2020年YouTube迫于压力对其推荐系统进行全面改革之后。同样，2015年推出的YouTube Kids旨在为12岁以下用户营造更安全的使用环境，这一举措既承认了儿童终究会登录平台的事实，也认可了平台上存在大量积极有益的教育内容。这表明，迫使科技公司规范自身行为是完全可行的。
一位支持将YouTube纳入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澳大利亚议员在采访中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保护儿童，保护我们最脆弱的群体，同时为家长提供帮助”。这番话很中听，或许能打动许多疲惫的照护者。但在同一段采访中，这位议员也承认，自己高中时曾借助YouTube学习高等数学的进阶概念。
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推动社交媒体平台针对其网站上潜藏的风险采取行动。监管机构可从要求科技公司向外部学者提高算法运作的透明度起步——随后照护者、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等利益相关方就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非简单剥夺青少年获取信息与表达自我的权利。当然，一些担忧不无道理，尤其是这些平台的成瘾性问题，而这正是监管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立法者还需持续向科技公司施压。澳大利亚禁令消息传出后，Meta为Instagram的青少年用户推出了新的隐私设置，YouTube也宣布加强对美国18岁以下用户的保护措施。这些科技企业必须承担起责任，动用其雄厚资源让互联网对儿童更安全。
父母与下一代理应得到比“创可贴式”权宜之计更好的保护。假装青少年不会使用YouTube固然容易，真正做好监管工作却要难得多。编辑/陈佳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