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XYY的读书笔记）
前言&书籍：本篇将简要介绍华为从成立到如今40年左右发展历史，从借力改革开放经济红利崛起，到领先开拓全球通信市场到遭遇美国禁令，华为的历史某种程度也是中国崛起的历史缩影。这本书《House of Huawei》by Eva Dou，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其相对全面覆盖了华为从崛起到近年历史，缺点是缺乏对商业深度洞察。
任正非家庭背景
父亲任木生。任正非父亲任木生出生于1910年浙江金华，任家在本地住的是大房子（家境不错，看样子是地主）。任木生是当年任店村第一个大学生（家境不错才有余力学习），1934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27岁的任木生在广西南部开了个书店，以求启发民智。然而1年后，国民党搜查了书店，选出了很多“禁书”，之后他们的书店就开不下去了。此后，任木生来到贵州偏远山区当老师，在这里遇到了妻子程远昭，程是小学校长，1944年两人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任正非，之后他们又有6个小孩。解放后，任木生被派到贵州创办镇宁民族中学，主要是教当地少数民族布依族汉语。1955年任木生在一本知名语言杂志上发表文章，内容是其教授布依族小孩说汉语的方法论。
任正非的职业生涯。1963年19岁的任正非靠近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来成为重庆大学），他就读暖通专业。就读大学期间遇到了文革混乱，任正非没有加入，选择了艰苦学习（也有说法因为之前家庭成分无法加入），1968年任正非顺利从重庆大学毕业，拿到了本科学位。任正非来到贵州参加011军工项目，主要是制造战斗机。这个项目位于贵州，从沈飞转移2000名员工来参与建设。任正非先当了2年厨子，主要是要接受教育。011虽然是军工项目，但是任正非并不是军人身份，不过军工职业生涯显然对任正非世界观，以及后来经营企业风格形成了影响。这段时间任正非认识了孟军，其父亲是四川副省长（文革后来被打倒了），孟后来成为任正非第一任妻子。实际上如果不是文革，以任正非的身份不太可能接触到孟军。1972年任正非和孟军第一个女儿出生，就是孟晚舟。1974年任正非转到西安一家仪器厂工作，正是在此其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同年，任正非来到北方的辽宁辽阳，其所在厂子主要工作是研发尼龙等材料解决穿衣的问题，这个项目严重延期，后来被定性为失败。此时其家人留在成都，一年只有一个月假期探亲。在辽阳，任正非深耕技术，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环境能够找到一个安心研究技术不被打扰地方实属不易。33岁的任正非后来聚焦研究一种测量气压的仪器，当时厂子用的还是50年代苏联仪器，任正非准备自己研发一个。1977年研发成功了，任正非研发机器即使跟美国Ametek对比也不落后。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前期，这项研发成功被鼓励。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任正非也受邀出席，并且借此成绩顺利入党。此后，任正非来到济南工作，其主要工作是和太原、大连等地方厂子合作商业化自己的气压仪器。1982年，37岁的任正非参加了十二大。但同样在此时中央宣布解散诸多军工企业，任正非的军工生涯就此结束，他被安排到南方海滨小城市——深圳，当时已经是经济特区了。
华为的缘起
低谷期创立华为。任正非到深圳时间可能是1982年或者1984年，当时他已经年近40，他说当时自己这样年纪人最没有价值，既不会英语，也不会计算机。其最开始安排工作在南海石油深圳发展公司，是南海石油分公司。任正非后来说自己是因为犯错误被开除了，有人号称要卖给他们电视，结果钱付过去没拿到电视（被骗了）。此时，任正非和孟军婚姻也亮了红灯。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圳科技局一个人建议任正非创业，1987年深圳将民建企业合法化，42岁的任正非正式创立华为，注册资本是2.1万，主要出资人包括任正非自己和五个原始股东（2019年WSJ报道了五个原始股东，不过几年后都因为和任正非理念不合退出了）。公司注册地址是南海石油一栋建筑9层，一名初期员工表示自己发现那栋建筑根本没有9层（皮包公司）。华为原始股东中有一个沈定兴，他研发一款电话交换机BH-01，很快就成为明星产品。华为于是成为BH-01的销售代理，此外还代理一款香港交换机产品。
华为自己研发交换机。1988年任正非来到武汉搜罗工程师人才，主要的来源是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华科有一个教授周锡健对电话交换机有研究，任正非希望借助他帮忙研发一款交换机。正是在周的实验室，任正非遇到了22岁的研究生郭平，江西赣州人，郭平对深圳经济特区感兴趣，同意到华为实习。郭平到了华为直接被委任开发交换机，他说他自己当时连电话都没用过。实习期结束后，郭平来到武汉电力局工作，但是其很快就觉得无趣，选择加入了华为。得知华为在研发自己交换机，原始股东沈定兴宣布停止提供BH-01交换机，据说1990年股东大会，股东们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任正非依然坚定推进华为交换机研发，其第一款产品被命名为BH-03，某种程度就是BH-01的仿造版本，据说他们采用1-1方法复制了电路板。当时华为疲于应付客户的交换机订单（因为BH-01被断供了），任正非还记得当时有个石油部领导跟他说：“核心是要抓住市场，因为没人能在技术上始终保持领先”。
集体所有制来历。早在华为早期，任正非就鼓励华为员工购买公司股票，其一方面需要这些钱来做研发，另一方面也认为员工持股可以增加员工对于公司归属感。比如1989年华为早期员工郑爱珠将自己全部身家7000元都投入了公司。这些员工持股没有投票权，他们离职后也只能卖给公司（低价），这些股份仅仅享有分红权。实际上，在早年中国还没有公司法，这样员工持股合法性都有一定问题，当然也没人查。1991年华为有1000万元固定资产，每年生产8000万元价值的交换机。其拥有105名员工，大部分都是股东。从1992年到1997年（1997年后按公司法转成有限责任公司），华为转换为集体所有制公司，这种类型公司当时有政策优待，比如银行贷款。类型转换后，华为规定40%的税后利润用来分红，其他30%用于公司未来发展，剩下30%存入福利基金。后来，华为员工作为股东能够参与5年一届的员工代表选举，代表们将代表股东们形式重大决策权利，包括选举董事会成员，CEO等。
押注数字交换机C&C08成功
华为押注数字交换机。1980年代，中国电话市场开始爆发，1982-1988年深圳电话用户从1500增长至4.3万，电话号码从4位数增长至6位数。市场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等待装机有3.75万户，当时电话交换机主要依赖进口。当时政策规定进口企业必须和中国对口企业合资分享技术，比如比利时的贝尔电话就和上海电话合资。加拿大公司则自信认为自己可以保持技术一代领先，将落后技术卖给中国就可以。1991年，中国取得了自主交换机技术突破，突破的公司不是华为，而是邬江兴（后来成为院士），其研发中国首个可以同时处理千组通话的交换机WU 04交换机。这项技术突破让华为工程师们羡慕，他们认为华为也应该也发类似的先进技术产品。华为之前的产品主要是同时处理40-80组对话，其研发1000组对话交换机最开始失败了，产品有很多问题。1993年，其准备研发能够同时处理1万组通话的数字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客户将不再是酒店or小公司，而是通信运营商，服务整个城市的需求。通过一些关系，任正非安排了华为工程师们参观了当时在长春的AT&T生产新的1万组容量的交换机。这种极大技术跨越背后是华为的孤注一掷，任正非说如果失败了自己就跳楼。当时，华为已经聚集一批有前途的工程师，主要的来源还是华科，尤其是两位研发核心郑宝用，郭平从华科招募了他，郑是华为的0002号员工（1号是任正非）。第二位核心工程师是李一男，他被称为少年天才，任正非很看重他的才能。每天工作晚饭后，任正非就会把团队聚集起来给他们讲各种战役故事，比如抗美援朝中国军队战胜美国军队故事，他声情并茂讲述让听的华为员工们听得很认真。
成功推出数字交换机。首先要解决的研发资金，任正非办法是成立一家Mobeco的合资公司（1993年），其初始17家股东都是各个地方通信局，共同投资3700万人民币，华为承诺30%回报率，以分红方式回报股东。华为内部将这款产品命名为06型号，对应ATT旗舰05型号。为了研发新技术，华为开始从美国寻找供应商，1993年3月在美国加州设立了分公司办事处Ran Boss，此处也成为后来华为在美国的核心研发中心。任正非说其到美国后，被纽约巨大中央公园，富丽堂皇的拉斯维加斯感到惊讶（他去参加了CES），他对IBM400平方英里的工区如何持续运转感到好奇。华为当时核心供应商之一是摩托罗拉，其派驻香港代表回忆起和郑宝用的合作谈判，并且提到对于郑的雄心和视野感到钦佩。摩托罗拉后来供给了华为交换机核心芯片。1994年5月华为成功开发出了样品，被命名为C&C08，其第一个测试地点在浙江义乌，最开始交换机不工作，华为工程师们夜以继日查找问题，解决了问题。1994年在北京的行业峰会上，华为成为唯一代表中国展出的企业，同时参展的还有西门子，加拿大的Nortel等。1994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了华为，任正非提到一个美国自主生产交换机的国家，就像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华为当时表示自己要有美国先进技术，日本先进管理，中国优良传统，江主席补充到也要有德国的精密勤奋。此后，政府开始取消进口交换机相关优待政策，国有银行开始推出“买家贷款”，其允许贷款给国有交换机买家，华为也成为第一个享受此类贷款红利企业（唯一有货的）。
不求控制，合作共享，加速发展。1995年4月，邮电通信部正式批准了华为的C&C08数字交换机交付生产。Mobeco核心职能是生产华为交换机，包括C&C08，而其共同富裕架构帮助了华为快速打开市场，因为其17名股东地方通讯局也正要采购自身的数字交换机，华为认为Mobeco一定可以IPO。华为当时副董事长孙亚芳认为公司开创一种和地方通信机构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架构来共同推广新产品。最初C&C08的生产预期目标是74万线，到年底达到300万。华为承诺3年后，自己将独家将该型号交换机所有技术转移到Mobeco。任正非提到为了推广产品，华为可以放弃控股权，华为也可以开放软件。此后，华为还采取和各个地方政府成立合资公司方法，分享收益且尽快开拓市场，在四川合资公司落地后，四川将4万线进口交换机换成了华为交换机。而对方也很快将2700万项目经费直接打入了合资公司账户。1996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视察了华为，并且对华为赞不绝口。此后，随着国家对于芯片产业越发重视，华为成为国家10亿美元芯片开发计划八家参与公司之一。1996年上半年，华为和中兴（竞对）总共交付了314万线交换机，合计市占率达到62%。1992年华为营收突破1亿，1993年达到4.1亿（Mobeco成立），1994年8亿，当年华为已经成为广东营收最大的私营公司。1995年华为营收达到15亿人民币，且保持迅速增长。1994年左右，任正非和姚凌结婚，俩人1998年生育了姚安娜。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任木生在昆明去世，活了85岁。
华为销售狼性文化。1996年1月任正非要求华为每个分地区销售负责人准备两份材料，一份是工作总结，一份是辞职报告，任说自己只签一份。华为最早销售是从偏远地区开始的，早期销售达成主要靠销售人脉关系。随着华为希望走入主流城市甚至国际化，其准备让销售整体下岗然后重新入职。最后26个地区销售负责人有6个宣布辞职，占比30%。华为员工后来以根据公司需要，能上能下著称。任正非提到连国家领袖邓小平都可以三起三落，为何我们不能？任认为销售就是战场，必须要有狼性文化——有敏锐嗅觉，积极，抱团。为了达成订单，华为销售不惜部分夸大对于客户承诺，他们宁愿客户质疑自己，也不能质疑华为。为了抓住对应的客户领导，销售蹲守在酒店或机场，1995年中国开始从6天工作日变成5天，华为销售仍然保持原有节奏。为了拿到订单，喝酒送礼显然少不了。2017年此前就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李景贤一篇文章里面提到，1998年他和任正非在京伦饭店见面，后者咨询其如何进入俄罗斯市场方法，谈完后他发现任正非送的礼品里面有现金（上交了）。华为的销售铁军成长两位大将则是胡厚崑和徐直军。胡也来自华科，是一位典型工程师，其早期派驻到长沙，其一位客户交换机老出问题，后来胡发现是老鼠惹的祸。徐则是南京大学博士生，他说自己刚开始对销售一无所知，硬着头皮开始准备各种材料。此外，早期销售部门领导孙亚芳1994年晋升副董事长。1995年，国家宣布成立巨龙（Great Dragon），大唐电信两家国企生产交换机，此外，深圳竞对中兴也推出ZXJ10交换机，随着行业竞争激烈，几年后交换机价格从300美元/线，下降到70美元/线，利润开始变薄，1996年部分巨龙的产品发生软件故障，公司一蹶不振（纯市场竞争，国企很难打得过）。
华为对手中兴通讯。华为国内最重要对手是中兴通讯（ZTE），其被描述为始终处于1-1敌对状态，并且喜欢诉讼对方偷取自己技术或者客户。据说华为内部都不直呼其名。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侯卫国出生于1941年，比任正非大三岁，他之前在航天国企工作，之后被派到深圳成立芯片合资公司。其后来和股东矛盾，带着团队成立了中兴通讯，并且在电话交换机市场也创出一片天。不像任正非有个火爆脾气，侯卫国一直被人认为总是笑脸对人。不像华为，中兴通讯主体是国企，其公司文化也更加更流程化和抗拒风险一些。1998年一篇报道提到华为有2200名员工，比中兴通讯多一倍，但是后者债务风险更低。华为前员工提到两家公司互相看得很紧，华为高管会议结束后，中兴通讯高管马上就会拿到纪要，反之亦然。
华为走向国际
华为第一个十年主要基于数字电话交换机的成功，任正非显然有更大野心——要将华为打造成国际化的领先企业。当时中国以加入WTO为目标，也鼓励例如华为这样企业出海。此外，任正非也开始着手增强自己对公司掌控力，准备回购五位原始股东股票。1997年香港回归，华为的国际化进程也从香港开始，Hutchison是香港第二大运营商（属于李嘉诚），华为承诺交付速度比竞对快一倍，但是成本只有竞对的一半。1996年6月华为和Hutchison达成协议交付2.5万线C&C08型号交换机，这是华为在中国大陆以外第一单生意。此外，华为还推出一条新产品线——视频电话会议系统，其1994年开始研发，1997年在四川开始交付。
从非主流国家开始。任正非和他的团队放眼当时全球通信行业，几乎都被西方巨头垄断，美国Lucent Tech（贝尔电话后代）是全球第一，瑞典的的爱立信，法国的Alcatel，加拿大的Nortel都是重要玩家。此外，还有众多玩家例如英国的Marconi，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富士，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Cisco等。从竞争考虑，华为国际化只能采取类似国内“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从部分非主流国家开始。华为首先在俄罗斯成立第一个合资公司，生产C&C08交换机。任正非经常在假日时候安排跨国出差，他觉得这样可以挤出一些多余工作时间，但这样作风也忽视了家人。在沙特，华为的地区负责人为了和当地运营商约会议，持续沟通了2年，最终赢得了沙特当地认可。最开始沙特通讯网络老是出问题，华为工程师持续改进维护，问题开始逐渐解决。1998年，华为将高管海外经历作为晋升的必要条件，他们走遍了全球各地，经常回来分享自己经历枪林弹雨的故事。徐直军后来成为华为海外销售部门负责人，1999年徐在一篇报道中提到华为在莫斯科、乌克兰、巴西、哥伦比亚、沙特、南非、尼日利亚有销售代表办公室，并且在硅谷有研发办公室（最开始是Ran Boss，后来变成华为美国）。华为后来在伊朗、伊拉克（尤其是2003年禁令解除后）、阿富汗等也有业务，这些业务带来争议，因为这些都是美国制裁的国家，但华为坚称自己的业务是合法的。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定，任正非曾经亲自拜访阿富汗办公室安抚员工。
华为管理改革：华为基本法。任正非聘请一个教授团队帮助定义华为，其模仿香港基本法称呼制定了《华为基本法》。1998年，经过2年起草，103条内容的华为基本法正式确立。其表示华为不是典型西方股份制所有的上市公司，华为战略标准不是短期股东利益最大化。华为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级领先的通讯企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华为必须持续将大量利润投入增长。基本法认为IPO对华为并不是必要的，我们可以依赖内部的原动力来推动发展，而不需要借力外部。基本法还规定华为必须聚焦通信领域，而不允许多元化。每年研发费用率至少为收入10%。公司必须制定完善的反腐败制度。1997年华为转变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显示只有3%股份由管理团队持有，其中任正非持有不到1%，其他股份则由员工集体持股联盟持有（股份制要求股东数量不能超过50，所以搞了个持股平台）。为了向先进学习，1998年开始华为聘请IBM咨询业务帮助华为进行管理咨询，他们前后和华为管理咨询合作持续了10年，主要帮助公司建立成熟研发工作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据说咨询费用高达680美元/小时/员工。此外，孙亚芳于1999年开始担任华为董事长，并且在此后19年里面成为华为对外重要代表，被称为“华为的国务卿”。
华为的冬天。1999年一封关于华为举债和造假的举报信浮出水面，包括举报华为复杂股权架构可能有猫腻，华为合资公司Mobeco有利益勾结等。监管着手对华为进行调查，这也是华为冬天开始。此外，随着Dot-com泡沫破裂，华为所处市场也陷入困境，公司生存压力显著增加。1996年开始，国家开始研究移动通讯标准，应该用美国的CDMA，还是欧洲的GSM？是选择技术更成熟的2G，还是直接拥抱下一代通讯技术3G？任正非对落后的技术不感兴趣，他决定华为直接拥抱3G，目标是追赶行业领先者。当时99%市场都是2G，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疯狂的决策。相反，中兴通讯选择了更加成熟的2G技术，他们认为2G当时已经能够很好满足中国需求了。这一步华为选错了，因为中国3G普及知道2009年才开始，中兴通讯很快在2G市场份额赶超华为，一些内部声音甚至质疑任正非是不是迷失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华为连续失去了李一男（离职创业），郑宝用（生病），任正非给员工做了“华为的冬天”主题演讲，他警告员工不要养尊处优，要为任何危机而准备。此后，华为低调出售了Mobeco给美国Emerson电子，售价是7.5亿美元。否极泰来，中国也于当年正式加入WTO，2001年华为在ATT，Lucent的老家德州Plano开设了办公室。2000年《福布斯》杂志将任正非评为中国第三富豪，身价5亿美元。
Cisco起诉华为。2003年2月春节附近，美国竞对Cisco宣布起诉华为侵犯专利权（甚至提到华为也复制了部分bug）。Cisco成立于1984年，其主要业务是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也是当时全球市值最高公司之一（5000亿美元），如果诉讼成立，华为将在美国面临巨额罚款，公司面临生存危机。任正非立马派郭平前往美国救火，他提到韩信胯下之辱的典故，表面妥协获得生存也有意义的。Cisco当时也是中国第一大路由器供应商，因此起诉华为他也是有顾虑的——确保中国政府不会反弹。华为甚至想过出售给摩托罗拉，收购报价是75亿美元，但是这笔交易没有推进。最终救了华为的是3Com，Cisco的竞对。双方宣布合资成立H3C（新华三），并且3Com向华为开放自己的专利库，华为的专利问题因此变得小了很多。2004年，Cisco中止了对华为的诉讼，双方没有提及和解金额，只是提到各自支付律师费。2007年，华为曾经尝试收购3Com，后者当时核心业务已经变成了双方合资公司H3C，但这笔交易最终没能通过美国政府审批。
拿下英国电信，拓展欧洲市场。2005年，华为拿到国开行100亿美元贷款，其相当于公司当年营收的2倍，这笔资金使得华为可以让海外客户先落地设备后付款，其在南方，约旦、阿根廷、泰国等先后宣布项目落地。在伦敦，华为开始竞标BT（英国电信）的100亿英镑的宽带升级项目，华为派了100名工程师到英国参与竞标，华为已经持续游说BT的CEO数月，获得了积极反馈。2005年4月，BT宣布华为中标。树立标杆后，华为很快拿下了英国沃达丰（刚开始只是提供上网USB附件，然后开始做贴牌手机，之后就是提供整个基础设施套件），法国的Orange SA，西班牙的Telefonica等大客户，彻底打开了欧洲主流市场。此外，基于欧洲殖民传统，这些运营商势力范围超越了欧洲本土，华为也借此进一步拓展市场。华为的攻城略地对于欧美竞对显然是个坏消息，加拿大的Nortel此时尝试和华为合并，然而，后者在美国有大量业务，这笔交易显然也没有通过。2009年Nortel宣布破产清算（宁愿破产也不给你）。华为出海成功使得订单交付成为核心问题，肯尼亚的订单等了三年都没交付，华为表示可以退款。2007年华为推出海底电缆和管理服务两项新业务，前者是目前99%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2007年华为通过合资公司模式和英国联合铺设海底电缆。在肯尼亚和阿联酋海底电缆项目，华为最开始输给了美国Lucent，但是华为坚持竞标其他项目，最终开始陆续中标。管理服务业务则类似付费代运营业务，2008年华为曾经代运营沙特的移动通讯后台系统。
执行管理小组。2007年我国发布新的《劳动法》，其保护在公司工作超过10年老员工。而华为任正非带头辞职然后重新加入公司，从而清零其在公司工作年限，华为对外声称都是自愿的，并且拿到了对应离职补偿。但是，华为鼓励狼性文化，员工激烈竞争等逐步迎来了负面效果，员工开始出现自杀等负面行为。任正非开始建议员工们花更多时间在工作外放松自我，华为也停止了“狼性文化”的宣传。2007年，63岁的任正非也逐步将更多管理职权让渡给由8位高管组成的执行管理小组（EMT），包括董事长孙亚芳，徐直军，郭平，胡厚崑，徐文伟，纪平，费敏，洪天峰。任正非女儿孟晚舟在华为也升职了，其开始负责华为印度洋财务办公室。孟后来负责IBM针对华为财务系统的改造，华为前员工表示这些流程有时候让报销时长长达5个月。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有一站在珠峰，其实时直播通讯网络由华为负责搭建，需要确保系统在恶劣环境下正常运转，最终项目顺利完成。当年，华为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数量第一，也是第一次由一家中国企业占据。华为芯片部门海思2006年推出视频监控芯片，并且在2008年国内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排名第一，营收达到4.5亿美元，2009年海思将在视频监控芯片市场市占率达到40%。
华为面对美国压制
对美国市场不抱幻想。2010年美国运营商Sprint正考虑采用华为设备升级自家4G网络，美国商务部打电话给其CEO表示来自美国政府的担忧。加拿大Nortel的前CEO Owens后来成为华为美国代表，他表示自己公司Amerilink将全权代理华为美国业务，华为将不参与任何实际运营，以求打消美国政府顾虑，但华盛顿依然不为所动。最终Sprint拒绝了华为合作，任正非也觉得如释重负，他不再对美国通信市场抱有任何幻想。英国政府同样表达了疑虑，华为给出答案“The Cell”，即华为在英国建设Huawei Cyber Security Evaluation Center（HCSEC，2010），华为名义上拥有这个中心，但是英国情报局实际运营，华为员工未经许可不可进入。HCSEC成为标杆项目，有助于华为继续在欧洲拓展市场。2010年华为营收达到270亿美元，营收超过了Google，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华为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通讯设备厂商，仅次于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
轮值CEO制度。2011年67岁的任正非开始退居二线，华为由三位轮值CEO管理，包括郭平，徐直军和胡厚崑，他们每人任期6个月。这种管理机制不常见，但是考虑到任正非存在，也不奇怪。这三位轮值CEO都在华为工作了至少18年，都承担了关键的工作。比如郭平是华为最早在西方的面孔，处理了Cisco诉讼等，2010年郭平被确诊为肺癌，医生告诉他只有6个月生命，他没有被打倒，后来恢复了工作。徐直军是三人中唯一博士学位，其帮助华为开拓了香港、阿联酋等海外市场，并且管理华为诸多海外合作伙伴，其此前负责华为全球研发。胡厚崑从国内销售团队崛起，之后担任华为拉美、美国负责人，华为在英国发布“The Cell”时候胡是公司代表。以上三人有一个共同点，都负责过海外业务，可见华为国际化基因根植深厚。此外，基于轮值CEO制度，任正非似乎放弃了家庭继承的想法，虽然其女儿孟晚舟，儿子任平，兄弟任树录都在华为任职。任正非多次表示华为继承人应该有技术背景、自我批判能力、不自私能吃苦、全球化视野，而自己这些家人都不具备。
出席美国听证会。2012年，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提供商，设备部署了500个通讯网络，包括全球68个首都城市，其通讯设备覆盖了全球最大50个运营商中间45个，其新兴的ToC智能手机业务排名全球第三，前面是三星和苹果，华为产品覆盖全球30亿人。这种庞大的影响力让华为面临政治压力与日俱增。2012年华为代表丁少华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接受了国会议员质询，同时出席的还有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朱进云。议员们纷纷质询华为的通讯设备是否有后门，丁表示华为的设备没有后门。议员们质疑为何华为一家私营企业也有党委，丁回应这是中国法律的要求。议员问为什么华为在英国比在美国受欢迎——这是个好问题，美国和英国分享情报信息，他们应该做出类似判断才对。一种解释是英国从不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也没办法竞争）。
斯诺登事件。201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员工斯诺登透露NSA从2009年开始就攻破了华为内部邮件系统，并且一直在阅读华为内部邮件。NSA查看了华为源代码，其甚至使用华为的基础设施监听其他对象。NSA为何一直对华为如此担心？其来源可能是他们正在干一样的事情。斯诺登说美国黑进了中国移动通讯运营商，并且窃取了几百万条短信，NSA每天会窃取50亿条通讯位置信息。基于运营商帮助（例如沃达丰，而不是华为这些硬件设备），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能够通过海底电缆窃听电话和互联网，其中包括数位国家领导人的机密通话。这些爆料也引起了中国政府警觉，其开始担忧iPhone有后门，并且在政府部门掀起了替代Windows操作系统国产化进程。NSA多次针对Cisco的路由器窃取信息，Cisco在中国销量很快暴跌。斯诺登事件彻底揭开了美国遮羞布——所谓霸权就是自己在干着类似的事情，但是绝不允许别人干。
华为开启ToC生意。终端生意（手机）一直被华为认为离核心主业太远，任正非曾经说过华为永远也不会造手机，任何说这种无聊话人应该马上离职。多年来，华为一直在做ToB生意，但随着智能机时代到来，华为也在思考ToC可能性。此外，直接面向消费者建立品牌可能也对树立友好华为形象，减少出海压力有一定好处。虽然美国政府叫停了Sprint订单，但是Bestbuy里面华为手机开始商家，消费者已经能够看到华为的广告。2009年，国内也开始推广普及3G，智能手机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其未来将成为人手中计算机定位也愈发清晰。对华为高管来说，智能手机不应该试做电话替代品，而应该是计算机，包括带来数据金矿。早在2011年华为就推出荣耀品牌，13年分拆成为独立针对年轻用户品牌（学习小米），但华为很快就销量超过了小米。为了缩小和三星等对手差距，华为开始在巴黎等地区大势推广品牌营销，包括请明星代言，赞助体育赛事等。随着华为手机销量增长，海思芯片也开始吸引注意力，2014年一篇评论显示其芯片性能甚至在部分指标超过了iPhone。
主导5G标准。全球移动通讯网络之所以可以无缝沟通，是因为大家底层标准相同，其建议在全球协商的基础上。2016年11月，美国内华达州会议将决定全球5G通讯标准，华为工程师为这一刻期待了很久，华为已经申请一系列5G标准专利，特别是一项Polar Coding的技术，其可以降低数据传输的噪音，是4G到5G升级必备技术。这项技术最开始是土耳其大学一位教授提出，华为投入很大资源才将其付诸实践。华为最大竞对是高通，其在4G时代拥有比所有竞对加起来都更多的专利，其和Polar Coding竞争的技术较LDPC。最终，会议决定双方技术都将被运用到不同5G标准当中。在5G标准中，华为最终占据了必要专利的第一（SEPs），终于超过了竞对高通和LG。此后华为举办盛大庆典，邀请了Polar Coding的原创提出者Arikan，后者在发言中提到作为科学家，看到自己理论被付诸实践才是最幸福的。
美国禁运，孟晚舟被逮捕。2018年贸易战开打，Trump主导袭击中国科技产业，其首先签署一项禁止美国政府从华为和中兴通讯购买设备法案。澳大利亚第一个响应，也加入了禁止购买队列。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启动为期七年的出口禁令，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这几乎导致中兴通讯业务停摆，ZTE后来不得不妥协，答应支付14亿美元罚款，还承诺对内部管理和合规体系进行全面整改，并接受美国政府派出的合规团队的监督。此次禁运虽然没有马上针对华为，但显然下一个很可能就是华为。2019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华为首席合规官表示：“美国政客用整个国家来对抗一个私营公司，他们想让我们倒闭，这历史上也前所未有”。此外，2018年时任华为CFO的孟晚舟突然被加拿大逮捕，后者受美国司法部要求逮捕孟，主要指控依据是华为和伊朗相关交易。这起事件引起来海内外广泛关注，后来持续了3年，2021年9月孟晚舟才顺利回国。孟被逮捕后，任正非本来也要去拉美参加活动（本来要和孟会和），大家都因为害怕提醒他不要去，但他坚持要去，因为如果他怕了，其他将更怕。
诸多国家并不认可美国做法。美国激烈动作在全球市场并未引起剧烈动荡，2019年4月英国首相May给华为开了绿灯，允许其参与非核心的5G网络建设工作。一位英国安全官员质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我们不懂，为何抛开芯片，AI，稀土等其他所有因素，你们揪着几个基站不放？”德国也没有跟随美国，因为斯诺登材料披露美国NSA常年监听德国首相默克尔，后者表示我们倾向于自己定义风险，而不是简单禁止某个供应商。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将华为剔除供应商名单，虽然他表示自己会优先欧洲供应商。对于其他地区国家，更不鸟Trump，因为如果他们不用华为产品，他们将被迫支付显著更多的金额，这里面包括以色列。马来西亚总理表示他们将用华为设备越多越好，因为我们没有秘密（不怕窃听）。中国2019年开启了5G进程，而美国在5G上已经全面落后了。美国对华为制裁1年后，华为仍然是全球通讯设备第一，2020Q2其甚至成为全球手机出货量第一。
政治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2020年美国政府政策继续加码，其要求任何用了美国芯片技术的产品出口华为，这使得台积电也无法给华为代工芯片了。任正非和台积电张忠谋曾经促膝长谈，张比任大了13岁，前者随着抗战而出走美国，俩人生活轨迹有很大差异。任正非说差异原因是因为台湾比大陆开放早几十年。英国、加拿大等最终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其表示2027年之间会移除所有华为设备。其他欧洲国家则没有表态，欧盟议会表示当今科技已经完全可以基于不可信任硬件，通过加密技术运行充分安全的应用了，因此华为的问题显然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了。为了应对芯片问题，华为2020年宣布出售荣耀手机。此外，其和中芯国际等厂商联合来处理芯片问题。任正非对外表示，华为现在的目标是活下去。2023年，华为发布了Mate 60 Pro，其具备5G功能，表示其已经成功完成了国产芯片的攻关。
结语：华为是中国全球影响力崛起的缩影
华为崛起于改革开放红利，然后成为第一批成功走出国门企业，利用不断精进的技术和服务，拥抱全球化的信念（高管必须海外经历才能晋升，华为东莞研发中心全面欧式风格等），以及分享利益的合资公司等商业模式，从非主流国家开始逐步渗透到主流国家，逐步成为全球影响力企业。然而，由于势头太猛，树大招风开始遭遇美国的打压，面对打压，华为坚持持续研发（5G时代全面领先），忍辱负重（韩信夸下之辱），行胜于言（多做少说，让事实说话，保持低调），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24年重回增长态势。这样的发展路径对当下中国整体面临压力都有参考意义，都能够注入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