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8月7日，《人民日报》整版聚焦暑期档，陈佩斯、姜文、大鹏等撰文。
图①：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图②：电影《东极岛》海报。 图③：电影《戏台》海报。 图④：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海报。 图⑤：电影《长安的荔枝》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出品方提供
“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
电影《戏台》导演、主演 陈佩斯
从话剧《戏台》到电影《戏台》，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说实话，10年前刚排这台戏的时候，哪敢想能演这么久啊！每次演出，我们都当作第一次演，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不是一味讨好，更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出来的。观众在这个地方没笑，回去就得琢磨；这个地方效果好，想想节奏还能怎么更好。戏要常青，就得像以前的老艺人说的“带活气儿”。既要守住根本，又要懂得让戏“呼吸”。
我做喜剧，刚开始确实是因为热爱。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背后连着的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气儿。《史记》里写的“优孟衣冠”是春秋时期的讽谏故事，今天看，那是最早的喜剧表演。现在的喜剧，说到底，是在传承一种活法儿。
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角色的困境里，等观众自己发现。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
喜剧的厚度得往文化的根上找。我们这部戏里有很多细节。为什么戏箱不能随便坐？一个戏箱，装着上千年的讲究。拍的时候，光考据这些细节就花了大力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剧冲突得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我们要尊重自己所做的这件事、这个舞台。尊重了，有了敬畏心，才能更好地传承。艺术是可以创新，可以突破，但根儿不能丢。就像种树，你修剪枝叶可以，但把根刨了，树就活不成了。
我从2001年回归舞台，心里想过：离开这么多年，观众还记得陈佩斯是谁吗？但只要舞台上灯光亮起来，熟悉感和踏实感就回来了。最怕的不是观众不接受，是怕自己对不起这方舞台。我们站在舞台上，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表情。观众乐了笑了，心里就有底。这个皱眉了，那个打哈欠了，这戏就得再想想怎么改。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它还你精气神。只要有观众看，我就会一直演，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从电影到电视，从电视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归电影，我尝试过多种艺术形式。像唱戏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味儿。最早拍电影用胶片，成本金贵，不能轻易出错，压力挺大，这种压力逼着自己在镜头前更留神些，把每处细节再磨得细些、稳些。电视这个载体能把你的表演带去千家万户。话剧舞台的反馈是实时的，台下坐着千把观众，你抖个包袱，笑声立马“砸”脸上，很过瘾。这次把《戏台》拍成电影，算是融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色和优势。话剧的筋骨，舞台的现挂，电影的镜头语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
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您看那些老戏班子，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即使观众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排除杂念，才能奔着最好去！
电影《你行！你上！》导演、编剧、演员、剪接 姜文
《你行！你上！》的故事主人公是郎朗，一位在我们的关注下成长起来的国际知名钢琴艺术家。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里知道了他的事情。且慢，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却往往未必真的熟悉。我想与观众一起体验：你是不是知道，还是有待于知道，或者你以为知道，或许并非真的知道。
如果说有一个计划是100位导演一起拍这个故事，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拍出来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导演的印记。创作者带有自己的印记，这很正常，也很必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林黛玉，一定带有他的视角、他的印记。所以，我怎么看郎朗，很重要。我停下来，一年两年三年，去观察、去书写、去拍摄。前些年，我得到一个机会陪伴孩子们成长，我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尤其是亲情，所以拍了这部电影。
这个故事讲郎朗和他的父亲，更是讲那些敢于梦想、敢于梦想成真的人们。热爱可以让人超越极限。郎朗一天弹12个小时钢琴，并不觉得累和苦。电影里有意思的是，他的爸爸发现他能干这个，有想法，还有办法。有想法特别好，必须得有办法来辅助，想法才能变成现实。这是我在电影里想表达的。
还有一点就是，排除杂念，才能奔着最好去！人往往绊在一些杂念上。其实你能走得更远，不知道哪来的杂念，或者听说了一些潦草的信息，成了绊脚石，让你没有坐下来想一想办法，就直接走了。这也是达不到最终目的和内心向往的原因。
题材并不天然决定电影拍得好不好。《你行！你上！》里，郎朗去德国、日本参加的钢琴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性赛场，跟奥运比赛类似。现实当中，没有一个钢琴学校会为学生们设置一个水池，我拍的是我脑子里的钢琴学校。这部电影可以想成是动作片、体育片、战争片，甚至比那些的竞技性还强，而且带有美妙的旋律和音乐。
想导好一个戏，剪接好一个戏，事先写好剧本很重要。演员水平的发挥，也得在剧本的基础之上。我相信那句话：没有伟大的演员，只有伟大的角色。与演员合作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故事给到他。
如今网络发达，大家露脸的机会多了，说的话都能被听见了。问题是都这样，也就等于都不这样。你要是不认真，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是“零”。就像电影里的这句台词：你得抓住你能改变的事情。为你不能改变的事情而焦虑，没用。改变了自己，还可能改变环境，继而改变更多的人，给更多人带来生活上的便利，那才是更有意思的一生吧。
“笨功夫”是电影人的真诚
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 大鹏
创作电影《长安的荔枝》，是我导演生涯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辗转七地取景拍摄，同时在组人员最高峰值是1300人。有时实在挨不住了，我就用一位前辈的话鼓励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都难。”幸运的是，拍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身边有一群前赴后继的伙伴，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第一次拍摄古装片，为让影片的细节经得起推敲，我几乎是恶补唐史，一口气买了40多本与唐代相关的书籍，不断查阅、对照，还要与服化道、美术、摄影等各部门反复沟通。历史要准确，审美要当下；既不能悬空古意，又不能让观众觉得有隔阂。如何拿捏这种“古今尺度”也是难点。语言方面，用语过古，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太现代，又容易出戏。我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尽量让观众听得懂又不失年代感。
我经常刷到很多“《长安的荔枝》十大金句”一类的短视频，每次刷到，都会截图、保存，提醒自己在改编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是观众喜欢的、读者喜欢的，不要去随意改变它。
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我既是导演、编剧，也出演了主人公李善德，从青涩少年一直演到两鬓斑白的老者。李善德，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基层小吏，咬牙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被这种“不是英雄却硬着头皮扛事”的劲儿打动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能力边界之外的挑战。他的焦虑、坚持以及硬扛的劲儿，我都感同身受。
电影里，李善德运送荔枝5000里，拍摄中，我们同样一路奔波。技术飞速发展，虚拟拍摄固然可以“一日千里”，但实景的真切没法替代。岭南的湿热、山路的泥泞、演员一身的疲惫，这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有一次，我们在广东阳春拍完，又赶赴罗定。几百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造型、走位、航拍一气呵成，拍完又连夜撤离。最终那一组镜头，在成片中不过几秒钟。有人说这是“笨功夫”，我觉得，这应该是电影人的真诚，这种“手工感”会累积出整部电影的气质。
今年是我作为导演的第十个年头。有人问：你总是在塑造“小人物”，这是主动选择，还是创作惯性？我不是这么出发的，却是这么抵达的。可能我之前演了类似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于是这样的角色会容易找到我，变成了一种创作惯性。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普通，有血有肉，踏实生活，热爱生活，有一些无可奈何，却依然愿意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全力以赴。
一个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我，一个具体的我——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本
期资深
编
辑 周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