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宏
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时，引用了一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民歌在揭示古代社会巨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描绘了彼时中国人消暑，只能靠一把扇子。
小时候，我家也有一把扇子——蒲葵扇。为了经久耐用，母亲将布条沿着扇子边缘密密缝了一遍。每逢夏日，这把扇子就在家庭成员间轮转，当然，用得最多的还是老人和小孩。我看见邻居家有把折扇，携带、使用都很方便，但那是要花钱的，不敢奢望。
盛夏的农村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但季节不等人，再热也得下地干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绝对是真实的写照。汗多了，肩膀滑溜一些，挑担子换肩膀的阻力小，能省不少劲。至于擦汗，靠毛巾、靠手绢，更多是用袖子“一擦了之”，这样一来，衣服汗迹斑斑、气味浓重，就不足为奇了。
入伍前，我跟着生产队集体出工，最热的那些天，为了避免太阳的炙烤，上午去得早一些，下午去得晚一些。中午收工时，我会顺路下到河里来个“狗刨儿”，祛除疲乏和酷热，但戏水危险，常被大人训斥。瞒是瞒不住的——提起裤腿，用指甲往小腿肚上一划，白痕随即显现，那是不太干净的河水留下的“证言”……
晚上，屋里热得睡不着,一天，我和后院的永富兄干脆搬到院子里打地铺。谁承想蚊子袭扰、晨露侵蚀，几乎一夜无眠。我这才意识到，人类早已进化得不适应“天为被，地为床”了。
据说世界上首台现代意义上的电风扇，是美国人舒乐于1880年发明的；1924年，华生牌电风扇开始在上海批量生产，行销全国。可直到1968年，我才在县城的大礼堂见到“呼呼”转动的黑色吊扇，由于人多扇少、吊扇又高，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凉意。
至于立式电风扇，还是1980年7月到北京军区干部部上报材料，在大办公室的桌上见到的。尽管锈迹斑斑，“超龄服役”，但吹起风来仍旧卖力。
那时，市场上还没有家用电风扇出售，就算有，一般家庭也买不起。记得1983年7月，妻子来石家庄探亲，我们俩临时住在家属住宅楼的顶层。一天中午酷热难耐，我把两盆凉水浇在地上，试图降温，结果热气腾腾，房间化身桑拿房，只得“落荒而逃”。
市场经济迅猛推进，仅仅过了几年，各种品牌的家用电器纷纷现身，促销手段也五花八门。闹得最凶的一次是1988年的夏秋时节，市民风闻商品价格要全面放开，担心“钱不值钱”，都跑到商店抢购。也就是那年的8月16日、8月17日，我和妻子“倾囊”购得一台收录机和一台落地电风扇，价格分别为598元、258元，那是我们俩三四个月的工资。
落地电风扇是菊花牌的，产自无锡，通体浅绿，高约1.5米；可定时，可摇头，可调档，噪音小，质量好，广告词为“菊花电扇，风凉世界”。世界凉不凉快我可管不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倒是实实在在地凉快了。
妻子买了一块绣花风扇罩，不用电风扇时，就把它罩上。每年换季，她要把电风扇擦洗干净，安放妥当。这台电风扇跟着我从榆次到太原再到北京；走了一路，“风凉”一路！
也就十年的工夫，制冷效果更佳的空调取代电风扇，成为消暑的首选；伴随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空调也不再“可望而不可即”，迅速走进千家万户。1998年，我迁入马连道的新小区，空调竟成家家户户的标配，我也“不甘示弱”，买了两台三菱牌空调。此后，我又搬了两次家，室内面积增加，便添置一台格力牌立式变频空调，开机键一按，全屋皆凉。
如今，热浪席卷全球，除去美国、日本，中国也是空调普及率较高的国家了。消暑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科技与民生的飞速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