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朱菲菲
沈钧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称其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赞其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而沈钧儒在勤政廉洁方面亦堪称榜样。
清正家风
沈钧儒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清正仁善，一直是沈家所秉承的家风。家中长辈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了沈钧儒良好的示范。
沈钧儒的祖父沈玮宝，在沈钧儒4岁时就过世了。据《沈钧儒年谱》记载，祖父虽然历任江苏苏州海防同知、总捕同知、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等职务，但是家中生计就靠着薪俸来维持，因此，家境非裕，时或典当度日，也没有其他产业，只有几亩曾祖母蒋氏夫人陪嫁田地，和嘉兴南邦岸一所房屋为族产（就是现在的沈钧儒故居所在地）。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其祖父清贫自守。
沈钧儒的祖母同样如此，沈钧儒曾经回忆：“说到我的祖母，真形容不出她的伟大。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当时，他们家有一个窗口，就对着一个贫民窟，祖母常常给那些穷人们送衣、赠药，甚至还亲自给他们挤脓疮、贴膏药。那时他们家也很穷，祖母便卖了皮袍，来做这些善事，就这样，还觉得远远不够。祖母的善举，启发了少年沈钧儒的思想。
而对于父亲，沈钧儒曾说，“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家庭教育……至今仍切实履行，数十年来如一日。”在沈钧儒16岁那年，有一件关于父亲的事情，让他印象极深。“那时父亲在吴淞做官。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生日时，父亲带我们兄弟五人和我们的教师到上海观看焰火。在人群中发现一名与家人失散的南翔幼儿。父亲决定将我们托教师照顾，自己放弃观看焰火，连夜护送该幼儿回家。待到达，天已破晓。”试想，从上海的公共租界，到与上海毗邻的嘉定县，在当时（1891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这种遵循儒家“仁爱”思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做法，对于沈钧儒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对贿选
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获胜。由于曹锟在直系内部处于优势地位，又获得了美国的支持，所以，直系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后，曹锟通过收买国会议员，最终于1923年10月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是中华民国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
这一时期，沈钧儒在北京担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在曹锟逼走黎元洪后，为反对曹锟的不法行为，部分国会议员已经去了天津，并且议决将国会南迁，继续完成制宪任务。一开始，沈钧儒等40多位在北京的议员向直系提出：“如曹锟表明停办大选，便不出京，设法完成宪法，否则即日赴沪。”但是，曹锟为了当总统，逼走了原总统，六度更换国务总理，让他放弃，绝无可能。于是，沈钧儒向参议院递交了辞呈，要求辞去秘书长职务。第一次，国会没有批准。第二次，沈钧儒去辞职，特地把参议院秘书长的印章还了回去，参议院还是不同意，推说要开会商讨，但商讨的结果，仍旧是“一致挽留”，同时派专人将秘书长印章送还给沈钧儒。此后，沈钧儒又去了国会，这回他改为“请假”，同时推举了公报科科长陈定远，在他请假期间兼代秘书长职务。参议院无奈“照准”了沈钧儒的假条。
沈钧儒到上海后，就与在沪议员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内容包括：揭露直系军阀祸国殃民的罪状，吁请国民共起，讨贼戡乱；指责议长吴景濂依附军阀，挟其议长资格，公开贿买议员；劝告留京议员“联翩戾止，以成共和大业”。为了反对吴景濂帮助曹锟贿赂议员，同时邀约更多的议员南下制宪，不久，沈钧儒和另外十几名议员又返回了北京。在沈钧儒的努力下，当时北京、天津两地的议员，有很多都表示愿意随他南下。
对于这种情形，曹锟既恼怒又恐慌，于是让吴景濂加紧收买议员，明码标价：出席常会的可得100元，出席总统预选会的可得500元，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每票竟高达5000元。有些已经南下的议员，也甘为其放弃政治主张，离沪返京。
而沈钧儒则抵住了金钱攻势，在曹锟贿赂议员的时候，其实正是他经济状况非常艰难的时候，他的长子沈谦当时在德国留学，已经博士毕业，马上就要回国行医，他要设法筹集长子回国的路费，以及准备开业行医所需要的各种费用，而二儿子又马上要出国留学，这更加加重了其经济负担。这些情况，在其家书里时有体现，比如1924年2月，他给长子和次子的家书，开头写道：“我本与杏约，多寄谕，然，竟爽约，一则忙，一则终想筹到几个钱，与信一同交邮，以此迟迟……未在家过年，牺牲家庭幸福，亦是为了经济的缘故。此次曾赴杭州，借钱未得，家中既不了，尤念汝等在外之窘苦。人家讨姨太太，狂赌瞎闹，固属荒唐，能力则深可佩服，我竟如此无用，实可叹也。”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沈钧儒也没想过为五斗米而折腰。曹锟以重贿当选总统后的第二天，沈钧儒就和13名在天津的议员联名致电上海参、众两院，指出：“元首重职，买卖公开，四维不张，甚于灭亡。”要求汇齐未出席选会的同人联署发表声明，一致声讨曹锟违法行径。随后，沈钧儒又在天津和22名议员发表宣言，表示“南山可移，此志不易”，强烈反对贿买的大选。
两袖清风
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中，沈钧儒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且第一批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这是“比推翻蒋介石统治更为艰巨的任务。为着完成这一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把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筹备会上，选举沈钧儒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筹备会常委设立了六个工作小组，沈钧儒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
在筹备新政协期间，沈钧儒同时又主持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救国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7月25日，在中国人民救国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上，沈钧儒向会议报告了民主人士生活待遇过于丰厚的情况，提议应表示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因为沈钧儒在民主党派中极负声望，会议经讨论决定由他邀同各党派发起。
7月28日，沈钧儒参加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纪念“八一”，发动节约劳军具体办法。他在向招待处处长管易文了解了民主人士的生活待遇情况后，对管易文说了一段话：“你们招待我们政协代表过于优裕了……我们心实难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多位同志在延安住窑洞，吃野菜，战斗几十年，才有今日。现北平初得解放，而江南各省还在反动统治之下，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你们在这时期不要把我们民主党派当作外人，食宿过于优裕。我恳切对你管处长说一点知心话，今后接待客人要不吝不奢，注意对象，不能慷人民之慨。”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生活上一直是克勤奉俭，可谓“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一点，在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后，依旧没有改变。沈钧儒在生活上勤俭，在工作中更是简朴，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室，也是简陋非常，连一贯以简朴著称的周恩来，也觉得实在太过简陋。周恩来体恤沈钧儒年长，于是特批一个长沙发作为沈钧儒的办公用品。
言传身教
沈钧儒由于工作原因，与家人聚少离多，因此，书信成为他与儿女互通消息、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虽然经常分离，但是他对于家中事务及儿女的成长十分关注，尤其注重培养儿女勤俭的美德。在1919年11月13日的家书中，沈钧儒对长子沈谦在家用如何开支方面作了详细的指导：“用了这个钱，身体可以强健，则用之，用了这个钱，知识可以增加，则用之，用了这个钱，家中可以安乐，则用之……应酬要省，买物非必要者须省，买物勿买华贵者，饮食要省得实在，寄款到后可存银行，放在手头一日可尽，每日上账，须要考究，此钱是否用的得当。”在沈钧儒数以百计的家书中，经常会看到他要求儿辈们做人要有志气，要独立自强，要光明磊落。如1927年5月4日他写给沈谦的信：“非要立起志气，提起精神，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向社会去奋斗……”
1960年1月，沈钧儒在从化温泉休养期间，有感而发，录写了白居易《观刈麦》诗的最后六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几句诗，沈钧儒书写了很多幅，每个子女人手一张，以为勉励。
在沈钧儒的言传身教之下，子女耳濡目染，将勤廉美德烙印在了骨子里。有一位沈家的远亲，说过一件关于沈钧儒女儿沈谱的小事。有一次，她寄信给沈谱，沈谱看到她用的信纸，是其丈夫单位抬头的信笺纸，于是在回信中，就告诫她说，写私信可不能用公家的纸，她很受教育，从此之后，她写私信都是用自己购买的信纸。她还说，沈谱非常节俭，生活中尽量做到物尽其用，她寄信的信封基本上都是将已经用过一次信封，仔细地裁开，翻面黏合，再一次使用的。沈钧儒的孙子沈宪，前几年有事要回嘉兴处理家族事务，需要单位开一个他是沈钧儒孙子的证明，他们单位这才知道他是名人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