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达证券研究）
近期债券市场扰动因素增多，6月经济与金融数据好坏参半，税期影响下资金利率有所抬升，央行新闻发布会强调“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同时又对债券交易的部分规则进行修改，政策层面反内卷等方面动作频繁，上证综指创下2022年2月以来收盘新高，但这些因素都尚未改变债市窄幅震荡的状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债市的影响呢？
首先，从央行的态度看，上周一金融数据发布会上央行强调“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后续将“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短期内进一步推动总量政策放松的动力减弱，但其对中小银行债券投资风险的担忧也明显缓和，利率下行对流动性宽松的约束也有所下降。上周税期扰动下资金利率有所抬升，从微观数据看，银行刚性净融出在周一的大幅下降后受央行OMO大规模投放影响企稳，但升幅有限。结合央行表态看，央行当前可能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维持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但短期也无意推动资金大幅转松，月内DR001可能也难以月初1.3%的低点，后续资金进一步转松可能仍需宏观或总体政策调整催化。
上周五央行提出“为便于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等货币政策操作和促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取消对债券回购的质押券进行冻结的规定”。此前央行研究就提出债券的质押冻结制约了交易活跃度，尤其是在去年短端国债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央行购债对利率曲线造成了较大冲击。因此，相关修订可能反映了央行正在考虑重启购债，同时不希望相关措施对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尽管质押券解冻后理论上将提高二级市场的债券供给进而提升空头力量，但实际操作中以此做空的规模可能并不大，央行去年减免MLF抵押品要求也并未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考虑当前短端对购债并未充分定价，相关预期的增强可能对短端仍有一定的利好，但考虑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17日，因此即便购债重启也要在9月，且影响或弱于去年，因此利好程度相对有限。资金与短端的因素短期似乎难以驱动长端再创新低。
6月国内需求呈现出边际走弱的态势。出口交货值增速回升推动6月工业增加值同比达到了6.8%，但Q2 GDP增速仍为5.2%，由于三产表现与服务业生产指数类似，相较Q1有所提升，GDP增速回落主要是受到了建筑业出现了疫情后首次负增长的影响。尽管实际GDP增速维持高位，但平减指数降幅扩大，Q2名义GDP增速降至3.9%，同样创下疫情后的新低。从需求端看，除了抢出口带动外需改善外，消费和投资增速在6月均出现了明显的回落。6月社零增速降至4.8%，这一方面受到了消费补贴退坡以及618提前带来的错位效应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公务宴请监管趋严下餐饮销售的下降有关。而6月投资单月增速同样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基建与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地产投资负增长加剧。此外，6月地产销售降幅扩大至5.5%，尽管新开工与竣工降幅收窄，但其可持续性仍需观察。
但6月金融数据表现偏强。受政府债券与信贷同比多增的推动，6月社融存量增速上升0.2pct至8.9%，创下一年多来的新高。6月新增信贷达到2.24万亿，高于去年同期以及市场预期。但与以往依赖票据冲量不同，6月信贷高增主要是由于企业短贷大幅提高，相对应的M1增速也有所走高，这可能受到了央国企账期管理趋严的影响。今年3月发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明确要求在6月1日起，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因此部分大型企业可能出现了通过银行信贷替代原先商业信用的现象。因此，尽管经济数据表现偏弱，但信贷增速与M1增速的回升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后续经济改善的预期，叠加反内卷等措施带来的国内黑色系商品期货价格的上行，这也对债券市场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扰动。
我们认为，不论是“反内卷”还是“严格账期”，都是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近年来应收账款周转期限的拉长可能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了来自化债的约束，以及具有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利用其具备优势地位获取无息融资的现象。因此严格账期与2023Q4特殊再融资债发行偿还企业欠款类似，有利于加速中上游企业的现金回笼速度，修复其资产负债表。但在货币政策已持续宽松的状态下，约束企业投资意愿的可能更多还是投资收益的下降。考虑产能过剩的状态仍在持续，即便其在短期可能带来M1与社融的修复，但未必能推动投资需求的明显抬升。在2023年Q4特殊再融资债大规模发行并偿还企业欠款后，短期经济似乎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
而受到“反内卷”带来的行业供给收缩的预期影响，近期国内商品价格有所上升。但与2015年的供给侧不同，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下游，通过行政命令推动产能出清的难度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受到房价大幅上升之下地产以及基建投资走强带来的需求扩张支撑，但当前地产市场仍在探底，如果没有需求侧的发力，其对通胀的影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而本次“反内卷”核心的“五统一、一开放”，主要也是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因此其也是对国内经济结构的新一轮调整。如果反内卷扎实推进，短期可能会出现制造业投资下降、信贷增速减弱的现象，对于国内需求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可能需要财政增大对于消费的支持力度，逐步改善经济内生动力。
事实上，2023年Q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盘活存量，央行也提出观察金融支持不能“唯信贷增量”，并要求社融与M2增速与经济增长以及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但2024年信贷收缩带来的需求回落又增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这使得央行又出现了边际变化，2025年信贷冲量现象重现，社融与M2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与价格水平7%的目标，今年Q1经济的高增也与信贷走高下产能的再度扩张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反内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仍然需要观察。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当前债券市场的主要矛盾尚未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利差空间的狭窄，使得经济动能放缓的速度尚不足以推动央行新一轮放松，长端利率窄幅震荡的格局仍然不能打破。但考虑央行对于流动性仍然呵护，利率上行的空间同样受限。如果7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增量政策有限，A股在短期的持续上行后可能也将迎来休整，未来基本面下行压力可能也将进一步显现，这也可能会推动债券市场从量变到质变。因此，债券市场的整体环境并未改变，我们建议现阶段继续保持耐心，考虑短期权益市场相对强势，流动性难以大幅放松，非活跃券利差的压缩空间可能已相对有限，后续可逐步将其向活跃券切换，维持3年政金债+10年+4-5年信用债的组合。
风险因素：财政投放力度不及预期、货币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近期债券市场的扰动因素增多。6月经济与金融数据好坏参半，税期影响下资金利率有所抬升，央行新闻发布会强调“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同时又对债券交易的部分规则进行修改，政策层面反内卷等方面动作频繁，上证综指创下2022年2月以来收盘新高。但这些因素都未能改变债市窄幅震荡的状态，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维持在1.66%附近。这背后的原因如何，后续有需要何种因素打破呢？
一
央行在既定框架内维持相对宽松 质押券解冻利好有限
上周一央行公布了6月资产负债表，根据我们的测算，6月超储率较5月上升约0.3pct至1.3%，低于我们预期的1.5%。其中在3-5月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较央行高频货币政策工具额外下降1.6万亿后，6月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上升7463亿元，与央行高频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的7560亿元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央行负债上升的7516亿元基本匹配，并未如我们预期额外上升以抵消前期的额外下降，这或是导致6月超储率低于预期的核心因素。自5月央行公布流动性工具投放情况后，这一科目的变化与央行高频操作的差值有所收敛，后续需关注这一情况是否是常态。
此外，6月政府存款环比下降5722亿元，降幅小于我们预期的7400亿元，但信贷收支表口径的财政性存款环比下降8166亿元，其中国库现金定存下降797亿元，因此国库现金定存可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财政赤字与置换债使用进度的影响需要等待7月财政数据进一步验证。6月货币发行规模上升609亿元，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上升2639亿元，外汇占款下降714亿元，这三项与我们的预期相差不大。整体来看，6月超储率仍在非季末月的偏低水平，但这并未影响6月的资金宽松，显示资金价格仍在央行的隐性控制之下。
上周一央行在金融数据发布会上强调“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密切关注评估前期已实施政策的传导情况和实际效果，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此前“灵活把握”的表述被调整为“把握好”，短期进一步推动总量政策放松的动力似乎有所减弱。但在中小银行债券投资方面，央行提到“债券投资是银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的参与对财政政策的实施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支撑”，相较以往着重强调风险的态度也明显缓和，显示长端利率对于流动性宽松的约束减弱，央行收紧流动性的动力也有所下降。
从实际资金面来看，上半周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转为净投放，并开展1.4万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在税期和政府债缴款的扰动下资金面仍有所收敛，周二DR001一度升至1.53%，周三周四缴税截止日后银行走款，央行OMO净投放力度进一步加大，DR001仍维持在1.45%附近，周五税期走款结束，OMO净投放明显缩减，资金面略有转松。而从微观数据看，银行刚性净融出在上周一大幅下降，但周二缴税截止日后在央行大规模投放后开始企稳，反映了央行呵护流动性的意愿仍存，但其升幅同样相对有限，仍然处于5月末以来的低位。
结合上周一央行新闻发布会的内容看，央行可能仍将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维持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但短期内可能也无意推动资金利率大幅下降，税期后资金面可能继续转松，DR001可能回到1.3%-1.4%的区间，但月内可能难以突破月初1.3%的低点，后续央行可能仍将结合基本面环境和整体政策基调的变化对于资金面进行更加精细的调控。考虑资金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波动。短期内单纯的资金因素可能难以驱动利率再创新低。
另一方面，上周五央行发布了《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提到为“为便于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等货币政策操作和促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取消对债券回购的质押券进行冻结的规定”。事实上，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等（2022）发文提到，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在我国机构以资金为核心驱动的模式下，债券市场质押式回购业务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债券的质押冻结制约了交易活跃度，对流动性提升和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具有不利影响。而在2024年央行进行国债买入操作的实践中，在短期国债流动性偏弱的状态下，央行的买入操作往往会推动利率大幅回落，相较而言，海外在QE过程中还常常出现利率回升的现象。
当然，相对于海外，国内央行购债并未事先说明购债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若央行在尚未达到0利率的情况下启动购债，也容易造成利率曲线的混乱。但相关规则的修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短端国债的供给，缓释购债行为对二级利率的冲击。因此，相关修订可能反映了央行正在考虑重启购债，但同时又不希望其买入行为对于利率曲线带来类似去年的影响。尽管市场存在观点认为在质押券解冻后债券供给上升可能带来空头力量的增强，对于债券市场不利，但去年7月央行阶段性减免了MLF抵押品要求对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考虑当前短端并未对央行购债充分定价，因此关于购债预期的增强可能仍能对短端带来一定的利好，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17日，这也反映了即便央行重启购债最早可能是在9月开启，且影响或弱于去年，短期利好的程度可能相对有限，似乎也难以驱动利率再创新低。
二
6月国内需求明显走弱 但金融数据改善提振宏观预期
上周也公布了6月经济与金融数据。生产端，6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6.8%，这可能受到了抢出口驱动下出口交货值增速从5月的0.6%回升至4%的影响。分行业看，通用专用设备、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资本品相关行业的增速回升仍是驱动生产回升的主要因素，有色、化工等中游行业以及纺织业生产增速也有所改善。尽管工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市场预期，Q2 GDP中的工业分项增速达到了6.2%，与此同时三产与月度服务业生产指数的信息一致，增速从5.3%上升到了5.7%，但在此背景下Q2 GDP增速仍降至5.2%，这主要是由于建筑业GDP增速在Q2降至-0.6%，这也是其在疫情后首次负增长，与Q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一致，显示地产基建出清仍对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尽管实际GDP增速仍然偏低，但由于平减指数降幅扩大，Q2名义GDP增速降至3.9%，同样创下疫情后的新低，这反映了市场主体对经济的体感并未明显改善。
而从需求端看，除了抢出口带动外需改善外，消费和投资增速在6月均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出口方面，6月同比增速从5月的4.7%上升至5.9%，其中对美出口降幅从34.5%收窄至16.1%，反映了抢出口的影响，但收窄幅度相对有限，这也与高频数据一致。除东盟与日本外，中国6月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多数有所下降。从产品结构来看，消费品如手机、玩具等出口增速有所改善，集成电路等资本品出口增速回落，同样反映了对美抢出口的特征。而从近期高频数据看，因短期关税豁免带来的抢运潮已基本结束，SCFI指数连续7周下滑，集装箱货运量整体也维持平稳，7月前20日韩国出口增速也明显回落，此外美元指数触底回升也带动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升值，这些因素都对后续出口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我们预计7月后外需的压力可能进一步显现。
消费方面，6月社零增速从6.4%降至4.8%。受到消费补贴退坡以及618提前带来的错位效应影响，家电、通讯设备、办公用品等耐用消费品增速从上月的35.9%降至21.1%；非耐用品消费同样有所下滑可能也反映了促销错位的影响；受公务宴请监管趋严的影响，餐饮消费增速从5.9%降至0.9%，但汽车销售增速有所回升。而季度层面的个人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双双回落，居民储蓄率与去年同期大致持平，仍高于疫情前，显示消费内生动能改善幅度仍然相对有限。如果刺激消费的政策没有进一步加码，那么后续消费增速可能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
此外，6月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增速从2.7%降至-0.1%，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基建与制造业投资单月增速均降至5%附近，创下了近一年来的新低，地产投资的降幅也扩大至12.9%。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可能反映了Q1信贷脉冲结束后，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带来的影响，基建投资下半年可能仍需等待下半年专项债发行规模提升的带动。而6月地产销售单月增速也从5月的-3%降至-5.5%，近期高频的地产成交数据也并无明显起色。尽管6月新开工与竣工增速有所回升，但在销售仍然疲软的状态下其可持续性值得观察。上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再度召开，但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发展方式要“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后续棚改等政策大规模铺开的概率不大。
尽管6月国内需求呈现出了边际回落的态势，但6月金融数据的表现却相对偏强。6月新增社融规模达4.2万亿，存量增速从8.7%升至8.9%，再创年内新高。从分项上看，社融增速的回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债券融资达到1.35万亿，同比多增超5000亿的贡献，此外本外币贷款也结束了过去两月的下行态势，同比合计多增近3000亿。6月新增人民币信贷2.24万亿，同比多增1100亿，其中居民信贷与企业中长贷相对去年同期均是小幅微增，但与以往依赖票据冲量不同，6月票据融资环比下滑4100亿，同比多降约3700亿，反而是企业短贷达1.16万亿，同比多增4900亿，是推动信贷高增的主要因素，而这样的特征在今年已多次出现，可能受到了央国企账期管理趋严的影响。
今年3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并于6月1日实施，《条例》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大型企业应当自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因此部分大型企业可能出现了通过银行信贷替代原先商业信用的现象，这在推动企业短贷上升的同时，也驱动了现金的活化，6月M1增速从2.3%上升至4.6%。另一方面，银行净融出同比大幅抬升与银行债券投资的规模上升也推动了M2增速从7.9%上升至8.3%。
在此背景下，尽管6月经济数据表现偏弱，但信贷增速与M1增速的回升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后续经济改善的预期，叠加反内卷等措施带来的国内黑色系商品期货价格的上行，这也对债券市场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扰动。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近期的政策变动对于后续经济状态的影响呢？
三
“反内卷”与“严格账期”是结构性改革的一环 不宜高估其短期冲击
我们认为，不论是“反内卷”还是“严格账期”，都是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市场应当更加重视这些措施的长期影响，但不能过度定价其短期冲击。
从商业信用的学术研究来看，一般都是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替代性以及商业信用的“买方市场”角度出发，而由于中国相对特殊的经济与金融市场环境，国内公司商业信用的使用还受到了诸如产权结构、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国内实证研究多数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扩张关系是成立的，即企业可通过拉长应收账款支付期限等因素来抵消信贷收缩的影响。但是从央行银行家问卷调查来看，当前货币政策已处于持续宽松的状态，但以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推算的应收账款周转周期仍在显著拉长，实际情况似乎更接近于买方市场理论。
而胡悦、吴文锋（2022）的研究《商业信用融资和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使用我国1998-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2008年以来国内上游供应商为存在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导致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相对上升，尽管大型和中西部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上升得更加明显，但其业绩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善。在银行信贷进一步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背景下，商业信用不但没有对银行信贷体系带来有效的补充，反而同样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明显倾斜。而在2021年后，由于地产周期下行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尽管货币政策处于放松周期，但其融资反而受到了政策更加严格的约束，因此拖欠中上游企业款项的行为变得更加普遍。其次，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具有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本身就更加具备优势地位，因此可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获取无息融资，使商业信用更加集中于国有企业。这些现象均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因此，近期政策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严格账期，可能与2023年Q4发行大规模特殊再融资债用于偿还企业欠款一致，有利于加速中上游企业的现金回笼速度，对于提高其经营周转速度，乃至于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特殊再融资债纳入社融口径，替代商业信用也会带来银行短贷的提升。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这些政策举措在宏观数据上可能带来社融增速的回升以及M1的上升。
但是，在货币政策已持续宽松的状态下，约束企业投资意愿的可能主要并非来自于应收账款回收周期的延长，而是由于投资收益的下降。回款速度加快，可能使中上游企业短期生产意愿上升，但考虑产能过剩的状态仍在持续，这未必能推动投资需求抬升。对于国企而言，其以银行信贷取代了应收账款，可能反而会增加其债务压力，如果未来反内卷措施加速落地，其投资需求的增加可能也会受到限制。在2023年Q4特殊再融资债大规模发行并偿还企业欠款后，短期经济似乎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因此，我们可能更多需要从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待相关政策的影响，其对于经济效率的提振作用可能更多是长期性的，但短期需求未必能有大幅改善。
另一方面，受到“反内卷”带来的行业供给收缩的预期影响，近期国内商品价格整体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也有观点将当前的“反内卷”与2015-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较。但与2015年不同，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下游，供给格局可能更加分散，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产能出清的难度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2015年末开始的供给侧改革仍有需求侧的支撑，当时房价大幅上升的状态下地产以及基建投资的快速扩张打破了通胀螺旋下滑的环境。而在当前地产市场仍在探底的状态下，如果没有需求侧的发力，其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更长时间才能显现。
从理论上看产能过剩的状态可以通过市场化优胜劣汰的方式出清，但当前制造业投资的大规模扩张可能更多是由地方政府主导。而地方政府出于维持经济增速、提升地方税收等因素考虑，往往会推动提供大量政府补贴、信贷资源吸引企业投资，这可能使市场竞争机制弱化。因此，本次“反内卷”核心的“五统一、一开放”——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包括在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地方招商引资、规范涉企执法、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因此，“反内卷”本质上是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揽子化债之后对于国内需求结构的再度调整，有利于扭转前期过度投资带来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在贸易摩擦加剧、外需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就更加如此。从理论上看，如果反内卷扎实推进，至少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制造业投资下降、信贷增速减弱的现象，这可能也会对短期国内需求造成一定的冲击。如果要对冲反内卷的短期冲击，可能需要财政增大对于消费的支持力度，逐步改善经济内生动力。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盈利能力出现恢复，地产市场下行对于经济的拖累减轻，经济内生动力改善，才能推动通胀中枢逐步抬升，但这可能仍然需要一定的过程。
事实上，2023年Q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盘活存量，央行也提出观察金融支持不能“唯信贷增量”，要多看利率下降的成效，并要求社融与M2增速与经济增长以及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这也随之带来了信贷增速在2024年的回落。但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利率过快下行引发了央行对金融风险的担忧，而伴随着信贷收缩带来的需求回落又增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这使得央行“重价不重量”的思路似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2025年信贷冲量现象重现，社融与M2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与调降后的价格水平预期目标7%，今年Q1经济的高增也与信贷走高下产能的再度扩张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反内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仍然需要观察。
四
债券市场的主要矛盾尚未改变 耐心等待震荡格局的打破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当前债券市场的主要矛盾尚未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利差空间的狭窄，使得经济动能放缓的速度尚不足以推动央行新一轮放松，长端利率窄幅震荡的格局仍然不能打破。但考虑央行对于流动性仍然呵护，利率上行的空间同样受限。如果7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增量政策有限，A股在短期的持续上行后可能也将迎来休整，未来基本面下行压力可能也将进一步显现，这也可能会推动债券市场从量变到质变。因此，债券市场的整体环境并未改变，我们建议现阶段继续保持耐心，考虑短期权益市场相对强势，流动性难以大幅放松，非活跃券利差的压缩空间可能已相对有限，后续可逐步将其向活跃券切换，维持3年政金债+10年+4-5年信用债的组合。
风险因素
财政投放力度不及预期、货币政策不及预期
本文源自报告：《如何看待“反内卷”、“严格账期”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报告发布时间：2025年7月22日
发布报告机构：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
报告作者：李一爽 S1500520050002
信达固收研究团队简介
李一爽，信达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9年宏观债券研究经验，曾供职于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在国内外宏观、大类资产配置以及流动性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团队曾获得新财富债券研究2016年第一名、2017年第四名。
朱金保，复旦大学金融硕士，曾供职于资管机构从事信评工作。
沈扬，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供职于中泰证券从事宏观利率研究工作。
张弛，复旦大学硕士，曾供职于资管类机构从事市场营销和研究相关工作。
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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