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复旦金融评论）
文 | [英]简世勋 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下议院财政委员会专家顾问
FFR写在前面：
如果货币当局未能察觉公众经验法则的变化，那么实现通胀目标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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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现象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涉及信仰、社会习惯和信任。政府往往难以抵制选择通胀的诱惑，即使最后以失败告终。货币和财政安排可以相互独立，但在实践中却常常陷入伯顿和泰勒般的相互依赖与冲突的循环中。这种循环会加剧社会中深层次的不平等，害怕错失机会而采取的行动又常常威胁政治稳定。
推迟手术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摆脱通胀可谓难上加难。尽管人们不愿忍受通胀带来的种种恶果，但也担心抑制通胀的后果，政治领导人同样如此。就像身患多种疾病的病人一样，正在经历通胀的决策者们可能会选择推迟根治疾病的手术：他们宁愿在短期内忍受不作为的后果，也不愿承受可能更痛苦的术后恢复，因为作为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受到指责。
直到后疫情时代通胀加速上升，央行圈子还普遍认为这些难题只存在于图书馆书架上布满灰尘的教科书里，而不是在我们身边。标准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有正确的机构和政策，通胀就没有理由持续。的确，通胀有时会暂时偏离目标，比如全球金融危机前石油价格的上涨；但只要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可信且透明，暂时的偏离就不会恶化。
家庭、公司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明白，在通胀可能失控的局势下，可靠的央行会提高政策利率，从而控制第二轮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总体而言，加息的预期本身就足以平息通胀的担忧，让值得信任的央行能够略微调整官方利率。
曲线和理性
这一框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通胀的讨论。那段时间，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找到了经济学界的圣杯。许多经济学教科书推崇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一种可利用的权衡：减少失业就能换来更高的通胀（反之亦然）。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共识认为，财政政策是唯一有效的需求管理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货币政策通常扮演辅助稳定汇率角色，只有在外汇储备不足时，利率政策才会暂时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从政策层面来说，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明显的问题。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被“愚弄”而接受高通胀——从而导致更低的“实际”薪酬——以换取更低的失业率。然而，如果通胀率长期保持高位，这种新状态很快就会反映到人们的预期中。
工人们开始要求“加上预期通胀率”的工资上涨。经过多年的重复，任何试图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将失业率维持在所谓“自然”水平以下的尝试，都只会加速通胀，无法长期降低失业率。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所谓的“权衡”不过是统计数据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后期，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费尔普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其说他们找到了衡量人们预期的方法，不如说拥抱了大卫·李嘉图的先验精神，正如金银本位主义争论那样。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的主张是愚蠢的事前行为。为什么有人会忽略通胀升高而真实工资下降的可能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价格和工资都会上涨。这一观点似乎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更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灾难，凯恩斯主义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收入政策来限制通胀，但推动这一过程的显然是社会中不同的权力中心，如公司和工会，而非不当的货币政策。
这又催生了由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的行为正如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世界就会以“前瞻性”的方式运作：今天发生的事情取决于人们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每个人对于经济如何运行的看法都一致，那么政策制定者所能实现的目标将受到严重限制：尤其是当公众认为政策制定者将采取一项不可持续的政策时，他们会立刻调整预期，导致这项政策真的变得不可持续。
对于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可能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悲观的结论是，接受政策没有显著效果，让经济处于“随机漫步”的状态；第二，乐观的结论是，从随意的决策变成深思熟虑的政策规则，可能会带来显著的好处。
萨金特的大通胀
注：托马斯·萨金特
1982年，萨金特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对根除通胀所需成本的预测感到失望，他通过研究历史案例指出，如果有可靠且充分被人理解的机构安排改革，就有可能以更低的代价实现低通胀率。在《四次大通胀的终结》中，萨金特发起了挑战：
一种替代的“理性预期”观点否认当前的通胀过程存在任何内在动力……人们之所以预期未来会有高通胀率，正是因为政府当前和预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证明了这些预期是合理的……实际上，是政府长期持续大幅赤字和高速创造货币的政策赋予了通胀率动力。
萨金特的关注焦点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四次大通胀：魏玛共和国创伤，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通胀经历。他基于对每个国家详细的量化评估，提出了一些关键论述。
第一，在这四个案例中，过度通胀与严重而持久的预算赤字有关。让我们回到第三章中的伯顿-泰勒关系。
第二，由于深思熟虑且严厉的财政和货币措施，通胀很快就结束了。
第三，鉴于这些“措施”，国内和外汇市场的价格立刻实现稳定。
这些“魔法”措施是什么？一是建立独立的央行，有法定权力拒绝政府进行额外无抵押借贷的要求，（也就是说无法通过印钞进行赤字融资）。二是让政府财政走上可持续的道路，任何借债最终都可以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资助。实际上，萨金特意识到了伯顿和泰勒的问题，赞成通过一系列规则和禁止性规定来定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认为这样就能以相对无痛的方式抗击通胀。
对价格管制的需求重新出现
新冠疫情发生后，通胀迅速攀升，各方再次呼吁实施价格管制。最主要的理由是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受到了制裁，普京进行反击，减少了向欧盟输送管道天然气。从2021年初到2022年末，天然气的批发价格上涨了10倍，导致通胀率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另一个理由是，提高利率以应对由供应冲击而非货币因素引起的价格上涨并无实际意义。这与中央银行家的说法相符，即通胀上升是“暂时的”，与货币政策无关。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伊莎贝拉·韦伯和罗斯福研究所的托德·塔克支持价格管制。韦伯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司正在利用供应短缺提高价格，从而增加利润，这与二战结束时的情况相似。她认为：“政府可以针对推动通胀的特定价格采取措施，而不是采取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紧缩政策。”
塔克也主张针对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临时短缺问题而实行“选择性价格管制”的产品。他认为，在寡头垄断和垄断的市场环境下，即大多数企业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时，政府有责任介入，为消费者提供更公平的结果。特别是在战争或封锁等限制解除后，可能会出现各种供应中断，贪婪的公司可能会趁机抬高价格，此时政府的干预尤为重要。
表面上看，这些主张都很有道理。毕竟，疫情结束后出现了无数的供应短缺。但更进一步看，数据与政策主张并不完全一致。第一，在2000年前后，企业利润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呈上升趋势，但此后通胀率有所回落：显然，定价权并非利润增长的唯一因素。第二，即使在疫情发生后利润大幅上升，但美国工业中利润最高的领域恰恰是那些价格涨幅最小的领域，而非涨幅最大的领域。第三，如果价格涨幅最高的是家具、汽车货车租赁、酒店和汽车旅馆等领域，对通胀进行“精准”或“选择性”控制并非易事。的确，在2021年和2022年，随着通胀在美国蔓延，越来越无法实现所谓的“精准”控制，原因很简单，政府最后几乎需要控制所有领域。
这并不意味着价格管制从未发挥过作用。正如休·罗科夫在《激进的措施：美国工资和价格管制史》一书中指出的，控制有时能缓解各项限制性宏观政策所带来的痛苦。然而，重要的是“没有货币约束，控制就会失败”。事实上，这也是朝鲜战争期间控制措施有效，而越南战争期间控制措施无效的原因之一（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联储有权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在越南战争期间，出于某种原因，美联储选择不实施货币紧缩政策）。
此外，“实行全面控制的效果最佳。如果不控制关键领域的价格，需求就会转向这些领域，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并扭曲生产”。这表明，选择性的价格管制成功的概率极低。总的来说，虽然“现代国家在面临总需求巨大扩张的情况下有权控制价格……但这只有在严格管理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结果在战时条件下或许可以接受，但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则不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罗德·威尔逊政府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领悟了这个道理。
预期应有的作用
中央银行家们通常辩称，只要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通胀就不太可能成为持久性的问题。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毕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批判菲利普斯曲线时都把预期作为批判的中心论点，而卢卡斯和萨金特则认为正确的制度框架有助于锚定将来的通胀预期。此后，衡量通胀预期的指标层出不穷，从与指数挂钩（通胀保护）的债券市场，到对企业、消费者和金融分析师的调查，尤其是许多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正式预测。理论上，这些衡量方法都可以用来评估货币政策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上。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政策可能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大多数预测经济学家采用的标准方法为例，一旦得知央行的通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范围，他们就很可能会“预测”出一个接近这一目标的通胀率。这更像是一种假设而非真正的预测（虽然在形式上看似是预测，但往往是基于信念，而非对现有数据的严谨分析）。影响通胀的因素众多，但预测经济学家常常视而不见。
公平地说，在价格稳定的时期，这种策略确实非常有效，但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尽管2021年的通胀动态变化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但未来两年的预测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似乎更愿意简单地假设过去是未来的最佳指南，而不考虑新出现的通胀威胁。这实际上重演了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的问题。当时，即使实际通胀已经持续上升，一个初级经济预测团体仍坚持认为美国通胀会“回归均值”。
通常情况下，即使了解人们的通胀预期，也无法预知这些预期将如何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出合理的理论来解释宏观经济层面的预期是如何形成的。尽管预期从概念上来说十分重要，但在衡量通胀的最终走向时，它的作用却十分有限。此外，典型的经济模型中的预期很奇怪——它们与经济现实相悖，有时甚至完全脱离实际——这表明经济学界尚未完全掌握这一至关重要的主题。
当经验法则改变
改变人们的经验法则需要大费周章。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法则是如何形成的，所以央行必须寻找人们对未来想法的预警信号。但通胀预期不是正确的切入点。只有世界观变化引起经验法则变化时，预期才会随之改变。例如，曼联在与实力较弱的球队比赛时多次输掉比赛，加上股东和管理团队的变更，人们对该球队获得超级联赛冠军的预期就改变了。
就央行而言，2021年以后通胀意外大幅上升，央行并没有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来缓解价格压力，人们对于央行保障长期价格稳定的经验法则的看法也随之改变。
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公众逐渐产生怀疑，而央行未能及时察觉这种态度的转变，认为公众还是高度信任以往的货币政策，继续沿用已经过时的经验法则，在通胀上升时采取过于保守的货币紧缩措施；更糟糕的是，如果央行无法找到通胀上升的有力理由，只是将其视为过渡性、暂时性、疫情引发或能源价格冲击的反映，而忽视了公众态度的变化，也没有解决新的通胀环境，那么央行将面临更大的困境。新的经验法则可能会变成“这些中央银行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曼联球迷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高喊的那样：“如果你恨格雷泽家族，站起来！”
“政策规则”的框架至关重要。只有当公众了解央行在不同情况下将采取什么措施时，货币政策才能更有效。此外，公众必须明白，货币政策框架不太可能被财政过度控制：人们也知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类似伯顿和泰勒的关系，如果政策制定者采取完全相反的方向，显然是不可行的。
货币当局必须控制财政当局；至少，货币政策必须主导财政政策。萨金特的恶性通胀之所以结束，正是由于对预算赤字的货币融资结束了。如果情况颠倒，尤其是坚持量化宽松政策，都有可能破坏这条简单的规则。
价格和工资控制在历史上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中有其作用，但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会限制和平时期享有的自由，这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控制（如果有用）只能通过支持已经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发挥作用，并不能代替央行采取的行动。
从理论上来说，预期的确重要，但人们对于预期形成的机制了解甚少。大多数人依赖经济的经验法则来生活，只是偶尔进行调整。然而，关键是一旦这些经验法则发生变化，将彻底颠覆公众对货币当局的看法。如果货币当局未能察觉公众经验法则的变化，那么实现通胀目标的概率将大大降低。换句话说，那些对自己抗击通胀宣传过于自信的央行，往往是最不称职的。
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冠疫情发生后通胀的再度上升？通胀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通胀？接下来，我们将审视政策制定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得与失。实际上，反通胀的宣传极具吸引力。
□本文摘自《通胀的教训》，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