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赵宋：如是我见》赵冬梅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如果对现代人来说，宋朝的历史是个答案，那么最初的问题是什么？作为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朝代，宋不是开端也不是结束，而是作为以时间为轴的中国古代史中的一段过程。其前承隋唐，后启元明，同时，也并存着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等政权，其历史内容极为丰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多年深耕于宋史，出版了《大宋之变》《法度与人心》《宽容与执拗》等多部作品，其中大部分又是以人物传记作为主线，再加上多年前百家讲坛的加持，也让人们误以为她是人物传记型学者、作家，写历史人物便是她的研究成果。其实不然，历史人物只是她的研究方法，赵冬梅通过把北宋的政治家分为五个代际，从每个代际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用这个人物的人生故事来阐述他背后的时代变迁。用这五个代际政治人物的故事连续起来便构成了整个北宋政治文化的生命过程。
这既是中国历史的传统研究技法——传记体阐述王朝历史，也是现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补充整个帝制王朝政治研究的缩影。这些对于历史研究和宋史整体脉络的补充，都在赵冬梅的新作《赵宋：如是我见》中，这本书收录了她六场公共演讲实录。书中不仅延续了她对宋代政治史的深刻洞见，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学术思考与公共表达融为一体。
钱穆先生曾指出，历史研究“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赵冬梅的学术根基恰恰是建立在对宋代政治制度长达三十多年的深耕之上，政治制度不仅是权力运行的框架，更是人心博弈的容器，这一点在她以人物为代表的代际研究中比比皆是。比如 在《大 宋 之 变》中，她 以1063—1086年的关键二十四年为切口，通过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事件，揭示了制度弹性与人性局限的激烈碰撞。她将司马光从“保守派”标签中解放，通过司马光的视角，还原其作为制度维护者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恪守“异论相搅”的共治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权力集中时陷入“一元化”困境。这种对人物与制度互动的细腻描摹，使历史呈现出动态的张力。同时也化解了宏大叙事的空洞，避免了在理论上谈制度的尴尬，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制度史的静态分析。
书中赵冬梅将北宋中前期视为“华夏群星闪耀时”，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在仁宗朝达到顶峰。一方面，科举制度造就了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兼具学识与事功的士大夫群体；另一方面，“异论相搅”“封驳权”等制度设计有效制约了皇权独断。展现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最佳范本。但这种共治模式并非现代民主的雏形，用书中的话说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这篇“华夏群星闪耀时”分为上下两部分，到了下部，情况急转直下，这一黄金时代的背后已暗藏危机。北宋“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国策虽保障了内部稳定，却导致军事积弱与财政僵化。至仁宗后期，“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已使帝国不堪重负，为变法派的上台埋下伏笔。
1069年熙宁变法为北宋政治的转折点。她并未简单否定变法的经济合理性，而是聚焦其引发的政治生态剧变，新法中一种新型施政方式“国是政治”的意识形态逐渐垄断北宋政治，摧毁了“异论相搅”的政治环境；“制置三司条例司”等非常设机构的出现，架空原有官僚体系，使权力向皇帝与变法派集中。书中以“做法”“说法”等具体例子，通过历史故事让大家理解当时政治环境和道德理论的变化，政治分歧逐渐转化为道德对立，这也直接导致了士大夫集团的分裂。
这个重要的过程，不只是变法，不只是王安石这个人的出现，而是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制度发展、集权稳固等因素共同造就的，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神宗朝皇权的扩张打破了“祖宗之法”的约束，而哲宗朝“绍述”政治的反复，则使政策稳定性荡然无存。至徽宗时期，蔡京集团以“新法”之名行专制之实，最终将北宋推向灭亡深渊。从北宋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制度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王安石变法开启的“专制化”模式，即便被后世否定，仍深刻重塑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基因。这章“群星闪耀”上部光辉灿烂，下部危机重重，这似乎也隐喻了士大夫群体的理想主义，这种辉煌如同流星，难以抵御制度性痼疾的侵蚀。
在“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我的想法和做法”这章中，赵冬梅以《中国历史大辞典》对于“庆历新政”的词条解释为开篇，为我们揭示了当我们孤立地看历史事件时，往往会忽视帝制时代唯一的影响力皇帝的因素。在这条词条中，皇帝沦为时间背景，被当作了历史坐标，而“庆历新政”的成败恰恰在于皇帝的态度。书中讲了“晁仲约事件”，事件背后反映的正是范仲淹对于皇帝信任的敏锐察觉，对皇权的深刻恐惧。这恰恰是千年帝制的症结所在，不可约束的皇权，全凭君主个人道德自觉的权力，永远也无法获得君臣的信任，当神宗、徽宗等皇帝突破制度边界时，士大夫集团缺乏制衡的刚性手段，最终只能以“共治”理想的破灭收场。
帝制时代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悖论：为维持稳定而强化的中央集权，反而削弱了地方活力；为防范武人干政而推行的文官政治，却导致军事效能低下。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北宋末年集中爆发，暴露了帝制文明的内在局限。赵冬梅以“最好的成绩”评价宋代政治文化，恰因其在帝制框架内逼近了制度弹性的极限。
《赵宋：如是我见》别看只是几篇演讲实录，辅以赵冬梅的历史研究和往年著作，不难理解这些文章的深层价值。其内容虽在讲宋，虽在讲人，但超越了王朝兴衰的叙事，直指帝制时代政治文明的永恒困境。或许宋朝历史的最初问题，就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永恒问题，每个断代都能看到治乱兴衰，摸索出所谓的周期定律，但如果不能照见根本看到背后帝制的局限，看不见制度的缺陷，最后只能是在某一点中沉浸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