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银行2024年业绩数据令市场震惊：营业收入687.96亿元，同比下降0.65%；净利润150.06亿元，同比下降4.98%。这是广发银行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降”的局面。
实际上，广发银行近年来业绩已呈下行趋势——早在2021年至2023年间，营收从749.05亿元降至696.78亿元，净利润也从174.76亿元滑落至160.16亿元，净息差收窄等因素拖累盈利能力。
进入2024年，这一下滑态势不仅未能止住，反而愈发明显。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广发银行营收与净利双降是近17年来的首次，对一家老牌股份制银行而言实属罕见。
造成广发银行业绩失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宏观经济环境和监管政策收紧令银行业整体承压，净息差下行侵蚀利润。另一方面，广发银行自身的特色优势业务增长停滞，对全行业绩形成拖累。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作为其核心零售支柱的信用卡业务遭遇瓶颈。
信用卡王牌业务失速
广发银行曾被业界誉为“信用卡之王”，一度在股份制银行中领跑。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广发银行累计发行信用卡1.18亿张，发卡量居12家股份制银行之首。信用卡贷款余额约4249亿元，占该行个人贷款总额的48%，约占全部贷款的21%，足见其对信用卡业务的依赖程度。
然而，这张王牌业务近年明显失速，增长神话不再。事实上，自2021年起广发的信用卡发卡量增速便不断放缓；截至2024年底，累计发卡总量为1.23亿张，与2023年相比，一年信用卡仅增长500万张。
同期信用卡全年交易总额在2022年达到2.49万亿元峰值后，2023年回落至2.22万亿元，下降近11%。
这一系列数据印证了信用卡使用活跃度的下降趋势。
广发银行年报显示，其信用卡授信额度使用率也从2019年的约42%降至2024年的32%左右。持卡人用卡意愿降低，直接导致信用卡透支余额增长乏力甚至萎缩。与此同时，不良风险却在上升：广发信用卡不良率已从2021年的1.54%攀升至2024年的2.19%。虽然这一不良水平尚略高于全国平均，但趋势令人担忧。
广发信用卡业务失速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行业步入成熟期的缩影。
央行最新发布的《2024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全国信用卡发卡量已连续三年下滑：截至2024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数量为7.27亿张，同比减少4000万张。这一规模较2021年的峰值8亿张已减少了7300万张。
存量市场竞争加剧，人均持卡量连续5年下降，信用卡行业正在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信用卡授信余额增速放缓，不良率却有所上升。
截至2024年末，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到1239.64亿元，同比增长26.31%，占应偿信贷余额的1.43%，较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
有业内人士分析，信用卡逾期攀升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消费者还款压力加大以及部分银行调整信用卡业务策略不无关系。
具体到广发银行，业内普遍认为其信用卡业务遇挫直接拖累了整体业绩。多年来广发为冲刺发卡量投入大量资源，一度通过丰富卡权益、降低申办门槛等方式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然而高速扩张埋下隐患：部分持卡人资质参差不齐，还款能力在经济下行中受影响，不良风险逐渐暴露。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指出，近期信用卡不良率上升，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部分行业景气下行、持卡人偿债能力下降，以及某些银行过度授信追求发卡规模、信用卡欺诈风险增多等。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也表示，发展信用卡业务曾是不少银行考核硬指标，通过信用卡拓展小额贷款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息和手续费收入。但若盲目追求发卡量而放松资信审查，降低风控标准，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会损害资产质量。随着监管趋严和市场饱和，广发银行近年收紧了信用卡业务战线，例如减少高成本权益投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用户活跃度。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卡权益“大缩水”已成为行业趋势。在存量竞争时代，银行削减积分兑换、里程累积、机场礼遇等信用卡优惠已是普遍现象，以降低运营成本。过去靠“烧钱”堆积权益来跑马圈地的模式难以为继，各银行正转向精耕现有持卡客户，提高单客价值。对于广发银行而言，如何在信用卡市场由盛转衰的环境下留住核心客户、维持收益，将是巨大的考验。
不良资产高企与密集处置
信用卡业务失速的同时，广发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凸显，不良贷款加速暴露。
2024年广发在加大核销、转让不良资产方面的力度之大，引起了业内关注。据统计，2024年，广发银行共计转让了原始金额达327亿元的不良资产收益权，合计成交价格约21亿元，平均折扣率0.64，接盘这些不良资产收益权的均是信托公司。
仅在2024年12月，广发银行就挂牌拟将一笔账面价值高达49.74亿元的不良资产包转让给广东粤财信托公司。
资料显示，这批资产按五级分类已被归为损失类，涉及债务人多达24.93万户，区域分布在广州、郑州、杭州、深圳、昆明等地，行业涵盖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纺织业、木材业等多个领域。如此大范围、多行业的债权包，反映出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集中爆发。
在上述交易之前，广发银行早已启动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的“甩包袱”行动。据统计，广发银行已分批推出“璟粹项目”共九期不良资产包进行处置。其中第九期不良资产原始本金49.49亿元，最终以2.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粤财信托，折价率仅约5%。以“零头价”处理坏账，凸显出资产质量的严峻——相当部分贷款几近全损，需要以极低价格才能出手。频繁的大额不良转让在缓解广发不良率指标的同时，也折射出其内生风险之高企，以及对外部处置渠道的高度依赖。
拉长时间来看，过去几年，广发银行因核销不良贷款金额，相应地进行了高额信用计提减值准备。其中2021年至2023年，分别达到254.85亿元、286.96亿元和227.11亿元，均占到其当期营业收入的30%以上。
从行业面看，广发银行面临的不良压力具有共性因素。近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行，不仅开发贷、按揭贷违约激增，房地产上下游中小企业贷款也风险暴露。广发银行作为华南地区起家的银行，对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贷款投放比例较高，当楼市遇冷时首当其冲。
不完全统计显示，广发银行房地产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在近两年内快速攀升，成为不良生成的重灾区。传统优势业务（如个人信贷、信用卡）的放缓叠加对公领域的风险暴露，令资产质量承受多重压力。
对此，广发银行一方面加快问题资产出清，另一方面加强存量贷款的风险排查，以防止新的不良增量。然而，不良贷款的大幅增加无疑在短期内拖累了经营业绩，也对资本充足率形成了潜在压力。
内控漏洞与高管违纪频发
业务发展的失速背后，广发银行内部治理问题也浮出水面。近年来，该行多名高管接连因腐败违法问题被查处，引发外界对其内控机制的质疑。
2024年11月，广发银行前董事长董建岳因涉嫌受贿1.5亿元被提起公诉。更早之前的2023年9月，广发银行原董事长王滨因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2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接连两任掌舵人深陷巨额贪腐丑闻，暴露出广发银行内部监督失灵的严重程度。
除了一把手以外，自2022年以来，广发还有多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落马”，包括原党委巡视办主任乔玉良、信用卡中心原总经理助理吕胜男、原副行长方琦、乌鲁木齐分行原行长陈峻晖、战略发展部原总经理亓艳等。
这些案件大多涉及滥用职权违规发放贷款、收受贿赂等问题。高管层频繁曝出违纪违法，无疑反映出广发银行在内部控制、干部选任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明显漏洞。
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评论称：“高管腐败往往与银行内部管理松散、防火墙失效有关，暴露出治理结构的深层次缺陷。”
不仅人事案件频发，广发银行因业务违规受到的监管处罚也屡见不鲜。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24年，广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因违规经营被监管部门合计罚款超过800万元（含没收违法所得）。其中当年最大的一张罚单金额高达300万元，多名中高级管理人员因此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监管部门指出，广发存在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管理“三查”不严的问题，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等现象突出。这些违规细节直指该行风控体系的薄弱环节。
业内人士认为，广发银行一系列内控失守的教训表明，其内部治理亟需加强，从制度上扎牢风险篱笆，重建合规文化，以免类似问题持续侵蚀银行根基。
在内外交困之际，广发银行站到了转型求变的十字路口。从前辉煌一时的“信用卡之王”，到如今业绩、风控饱受挑战，广发银行的变革已刻不容缓。
编辑：王金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