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荆绍福
1928年春，瓷厂扩建工程基本完成后，即检查试运行，情况良好，各种工人先后到齐，正式开工制造。陶瓷大批生产时，则与试制的质量大不相同，颜色黑灰，光泽暗淡，无法投放市场。杜重远亲自动手，先作试验性开工，昼夜反复试验，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试验成功，投入正式生产。产品质量、外观均好，市场反应良好。
抗日巨头
正式开工伊始，又发生一些新的问题，其中较重要的有：
与日本人开设的大连大华瓷厂的纠纷。由于肇新窑业瓷厂开工，大华瓷厂早有预约的技术工人都来肇新窑业瓷厂工作。不料大华瓷厂其他中国工人也纷纷辞职要来肇新窑业，使大华瓷厂几乎停工。大华瓷厂经理人向日本领事馆控告，称杜重远用高薪诱惑他们的工人，使大华瓷厂蒙受损失。日本领事馆派人员带领大华瓷厂人员，偕同奉天交涉署人员来肇新窑业，要求交回大华瓷厂工人。杜重远义正词严地说：“我厂所用的工人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都是自己来的，不是我们从你厂找来的，为什么要交回大华瓷厂呢？”日本人无理纠缠，交涉达两个月之久。最后由我交涉署从中调解，肇新窑业不再采用大华工人，始行了事。日本人仇恨杜重远，称他为抗日巨头。
资金不足的问题。肇新窑业瓷厂正式开工生产了，需要大量的运营资本，可金融机构却因为币制的关系停止贷款，就连普通商家也不愿给予短期借贷，肇新窑业因此资金周转不灵。没有资金保障，投入巨大的资金扩建的瓷厂就不能有效运转，甚至停工。杜重远为此只得向奉天省长公署请求继续支持。
奉天肇新窑业公司总经理杜重远为扩展营业请求借款呈文给奉天省长翟文选，呈文如下：
“呈为扩展营业，恳予息借款项，俾充流用资本，以倡国货，而杜漏危事，窃查东省矿产甲于全国，而陶瓷原料尤为丰富，惜不知应用科学方法，设厂制造，如瓷器、玻璃、珐琅、洋灰等，率皆仰给外人，殊堪浩叹。年来日本窑业工厂竟至数百处，其出品大半销于吾国，而东省购用为独多。日人复利，用东省原料丰美，在大连设一大华工厂，规模宏壮，用意更深……（1926年）九月禀请莫前代省长饬由公债局接济奉洋三十万元，照银行存款办法，交由公司存放纳息。赖此厚援，于去冬始将陶瓷部所有机器装妥，嗣经股款收齐业将此项债款还清……”
汉卿入股
1928年8月15日，奉天省长翟文选批示：“该公司创办瓷器，既系为挽回权利起见，颇堪嘉尚。所请纳息借款以充流用资本一节，仰东三省官银号查酌办理，以利国货而维实业。仍将办理情形报查。”同时，杜重远还面见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向他陈述了肇新窑业资金拮据，可导致无法生产的情况，张学良当场应允资助。不久，张学良就从边业银行将自己的私款12万元拨出，慨投给肇新窑业，作为他个人的入股资金。至此，肇新窑业生产瓷器的资金彻底得到了解决，而且有了张学良的支持和导向，此后肇新窑业的流动资金，由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全力给予支持，运转顺畅。
正像杜重远在《辽宁肇新窑业公司一览》中所述：“一日因事谒见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公汉卿，谈及公司事，恳请入股，当蒙慨投巨资十二万元，数载志愿始告厥成。此后，流动资本不足，复蒙官银号鲁总办及边业银行彭杜两总裁、中国银行顾经理，先后挹注，公司始得运转裕如。”
在肇新窑业生产瓷器以前，中国历代对于陶瓷业之提倡，大部限于宫廷之玩饰，不重于贸易。换言之，以前陶瓷趋向于艺术，不重于经济，以致成本浩繁，生产有限。凡精镌巧妙之品，俱为少数人之玩饰，对于运销国外之产品，则多无暇深究其品质资之良窳。且我国陶瓷大部仍为家庭手工业，手续繁，成本大。而肇新窑业生产的瓷器是以实用器为主的，着眼点是普通大众的消费。肇新窑业实用瓷器的主要器型是碟和碗，其次是壶、杯，也有花瓶、糖罐、烟灰缸、汤匙、酒杯等。肇新窑业这样的定位更符合现代机制瓷的生产特点，并迅速形成工业化生产规模。肇新窑业的瓷器生产将传统手工业与现代机制结合起来，不管是杯、碟、碗、壶等日用瓷，还是瓶、罐、盘、盒等工艺器，在器型上种类齐全，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肇新窑业的生产和工艺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