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张晶晶
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章锡琛一生致力于编辑出版，自1912年进入出版业，担任《东方杂志》编辑，直至1965年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常与友人探讨编辑工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奋斗了近60年。
秉笔为女谋 刊章照蛾眉
初出茅庐的章锡琛，在时代和现实的推动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妇女问题，逐渐成长为一名“妇女问题的专家”。
章锡琛主编并管理出版的第一份刊物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在他接手前，《妇女杂志》以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为重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罗家伦曾言辞激烈地批判《妇女杂志》，称其“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为了“挽救”《妇女杂志》，1921年1月，章锡琛被任命为主编。甫一上任，《妇女杂志》便“脱胎换骨”，聚焦妇女实际问题——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新性道德、男女同权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妇女刊物，并且创造了该刊的历史最高销量。在章锡琛主持期间，《妇女杂志》称得上是先进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主阵地，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代的妇女问题研究专家梅生说：“在中国目前关于妇女问题的出版物里，伊总不愧坐第一把椅子的了。”邓颖超也是《妇女杂志》的忠实读者，曾称赞其是“中国研究妇女问题最好的刊物”。这一时期，章锡琛还先后兼任了《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的编辑，撰写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
1922年8月2日，章锡琛联络胡愈之等17名热衷研究妇女问题的积极分子，发起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会。在成立宣言中，章锡琛明确表示该会是因着旧中国存在着大多数妇女“带着残废的身体”，“把身体作商品买卖”“做男子的牛马”，在教育上被“遗弃”、经济上被“剥夺”的问题，为“图谋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进化”，以研究妇女问题为宗旨而发起的团体。妇女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于1924年开始出版“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章锡琛翻译的日本学者本间久雄所著《妇女问题十讲》，正是这一丛书的第一部著作。在章锡琛的主持及协助下，该系列丛书至1936年已出版20余种，其中还有倍倍尔著、夏衍翻译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妇女问题专著”——《妇人与社会》。
1925年1月，章锡琛在《妇女杂志》第11卷第1号推出专题讨论号——“新性道德号”，并撰写文章《新性道德是什么》，提出了新性道德观——容许恋爱基础上的开放的性关系。这一专号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一场论战，也成为章锡琛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导火索。8月，章锡琛被调离《妇女杂志》。随后，他在好友胡愈之、吴觉农等人的支持下，于同年12月以妇女问题研究会的名义，“邀集国内研究妇女问题各家组织新女性社，出版新女性月刊”，并担任《新女性》月刊主编。吴觉农曾回忆说：“章锡琛的事业心很强，对出版业务相当有经验，他一个人从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什么都干。”《新女性》一经出版，便将《妇女杂志》的读者吸引过来，十分畅销。这年年底，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章锡琛并未踌躇多久，便抓住机遇，策划创立开明书店。1926年8月1日，开明书店开业，“书店由新女性社改组”而成，章锡琛任经理，此后妇女问题研究会的《新女性》月刊以及“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交由开明书店发行，并成为书店的主打招牌。1931年，曾有人统计，“受战事与普罗影音”的影响，“上海新书业殊萧条”，但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主持……妇女问题，为其专长，故该肆此类图书甚多，销路畅者，有《妇人与社会》《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去岁营业，为各局冠”。
会集“开明人” 蔚成“开明风”
在开明书店的创办发展中，章锡琛的周围逐渐汇聚了一批人。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叶圣陶将这些人称为“开明人”，并赞扬道：“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大部分开明人是章锡琛参与各种学术性团体所结识深交的好友，这些与章锡琛志同道合的文化界人士，或成为他的同事，或将自己的作品交由他编辑出版，大多成为“开明人”；还有部分开明人来自章锡琛的同乡、同窗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开明人的共同努力下，开明书店的事业蒸蒸日上，跻身于民国“大书店”之列，开明人也在章锡琛人生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提供过帮助。他曾说：“开明得以成立和发展……是靠‘众人扶持’。”
“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开明风”是对以章锡琛为代表的开明人的最好诠释。吴觉农说开明人是“清高气节，正义感很强的知识分子”；寒山子说开明人是“朴质、笃实、孜孜不倦从事学问的研究，他们研究所得的点点滴滴，都贡献给社会，替下一代青年开了先锋”；黄裳说开明人总是在“踏实，平易，默默地进行着平凡切实的工作”；丁玲说开明人是“有思想的，对读者是负责任的。他们不趋时，不务利，只是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这些叙述大概可以勾勒出这样一种“开明风”——不激进、不保守，稳重、朴实、进步、开明，以读者为中心，也强调为作者服务。“开明人”与“开明风”，已成为开明书店的一种特殊象征。章锡琛等“开明人”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宗旨，以文化教育出版工作为己任，始终坚守“开明”的作风，为近代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生自有骨 持正立书林
虽然章锡琛自谦只是“一个最平凡的人”，但夏衍曾说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士”。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章锡琛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宝山路打死游行工人、市民100余人。事件发生时，章锡琛正在书店与友人闲谈，亲眼看见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场面，他“禁不住愤火中烧，对共产党抱深切的同情”。他的侄子章士宋回忆，13日这一天，“章锡琛在报纸上发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的打油诗”。14日，章锡琛和开明书店的同仁及好友联名给国民党写信抗议，详细陈述了13日发生的无辜群众被残忍杀害的情况，并将该信发表于15日的上海《商报》。周恩来当时读后深为感动，称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章锡琛仍然主持出版了《妇人与社会》《母亲》《苏俄文学理论》《春蚕》《虹》等左派书籍。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曾下令查禁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译著的149种“反动书籍”，这时，章锡琛“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头，上海二十几家书店联名，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后国民党才允许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
吴觉农在《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中谈到，大革命失败后，开明书店的同仁对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吴志恒也说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是“一个正派的中间偏左的出版机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敢于承担风险，出版茅盾、夏衍等作家的著译作品。甚至瞿秋白译的《海上述林》上、下卷，开明也敢于介绍到美成印刷厂排版”。这是当时章锡琛所做的旁人不肯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章锡琛一手创办的开明书店及印刷厂都毁于炮火。上海沦陷后，他被迫滞留在这座“孤岛”。在此期间，章锡琛“一方面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各种条件，支援大后方出版进步书刊”，不仅如此，他还坚持寄送稿费，并照料留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同仁或其家属。
1943年12月15日，章锡琛等39名文艺界人士被日军拘捕。在狱中他仍保持爱国知识分子的坚贞气节。出狱后，章锡琛还赋诗三首，其中有“日食三餐不费钱，七时早起十时眠”“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惭愧平生沟壑志，南冠亏上白头颅”等诗句，可见他乐观心态和报国壮志。
抗战胜利后，章锡琛和开明书店也一致受到中共的认可与肯定。胡绳在《我和中学生》一文中回忆，1946年“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如茅盾所讲：“斗争需要一些人赤膊上阵，也需要一些人有点保护色，不要赤膊上阵。不赤膊上阵也可以斗争。”章锡琛和开明书店正是扮演着“不赤膊上阵也可以斗争”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锡琛受邀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辑、副总主编，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49年10月3日，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章锡琛出席并在闭幕式上作发言。会后，章锡琛积极响应政策，促使开明书店成为全国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机构。不久，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如今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章锡琛加入民盟。1969年6月，章锡琛去世，享年80岁。
在人生最后的十余年间，尽管章锡琛生活十分困难，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都不佳，他却一直没有停下编撰工作，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编辑出版事业。他的侄女婿冯百泉曾回忆，“此刻章先生精神衰退，眼力极差，由于精神上受折磨，时而面带愁容，但他爱国、事业之心不变，我看他案桌上放着许多校卷，正待处理”，同时“先生热爱党、相信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信念始终不变”。至1988年，章锡琛平反，恢复名誉，被追认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进步知识分子”“我国现代的著名爱国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