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申
《耕织图》（局部） 沈庆兰（清）
《耕织图》（局部）
近期，“冰雹来袭”让多年未见冰雹的市民在倍感稀奇之余，也注意在冰雹预警时做好汽车防护。从北京地区降雹的历史资料可知，北京属于夏季多雹的地区。由于早期资料的缺乏，唐幽州城时期、辽南京时期、金中都时期，乃至元大都时期的北京地区冰雹灾害如何，目前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明清时期的冰雹记载却是极为详细。
明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顺天府下辖的通州，突遇降雨、冰雹灾害，雹“深一尺”。嘉靖七年(1528年)五月，“京师大冰”。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辛西夜，“云阴雷电，雨雹如栗子大,从西北乾方来。丁亥，是时京师灾荒迭见，六月间风雨陡作，冰雹横击，大雨如注，官民墙屋所在倾颓，人口被溺、被压，颠连困苦，至不忍闻”。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癸卯,户科给事中许世荩上奏朝廷：“顷复冰雹骤集”。这类“降雹”的消息，数量虽不算太多，但能记录在案的，大多已出现了严重灾情。
明亡清兴之际，雹灾的频次增多。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京师一带“大雷电雨雹”。待七月癸丑，“酉刻，雨雹”。至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乙丑，“京师大雨雹”。顺治五年(1648年)五月戊辰，“京师雨雹”。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壬子，“辰刻，雨雹”。此类“雹”灾的频繁发生，一直持续要到康熙年间。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或与气候的变化有关。按照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人的研究，明清交替之际，中国大地正经历“小冰河期”。此时的气候特点，是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
在农业为主的明清两代，史册中对天气情况的记载，有不少都和粮食生产有关，冰雹也不例外。比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月，“以北直隶顺天府属冰雹，蠲免秋粮有差”；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三，“怀柔县大雨冰雹，二麦俱伤，秋禾亦被损”；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昌平险雨怒号，雹如卵。坏屋瓦，禾木偃拔”；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丁卯，兵部尚书王永光上疏言道:“雨泽未沛，冰雹随之。”七月丁亥，巡抚顺天府右佥都御史刘诏也上疏言道：“比闻大兴地方又有冰雹，损伤麦苗”。
清朝的记载中，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卫上奏：“直隶各属今年夏秋之交，良乡县高地实收八分，洼地实收六七分，被水及被雹者实收五分。”通过这段文字可知，直隶省所辖的一些地方，在夏秋时节遭遇水患与冰雹灾害。
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直隶总督高斌上疏奏报：“延庆、怀来……等州县，四、五、六等月被雹伤禾，业经借给籽种。”高斌是镶黄旗内务府包衣出身，女儿是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作为老岳丈的他，在治理地方、治理水患方面表现出一定才能，颇受乾隆帝赏识。这份奏折中，既要谈到直隶省辖地域的灾情，以求政府对于税赋减免，又要讲到地方的应对措施，以安君主之心。
待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新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奏报：“本年六月，大[兴]、宛[平]、昌平三州县被雹。”五年之后，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批示：“宛平、昌平二州县及热河一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分被雹地亩，所有应征未完银七百余两，著加恩蠲免。”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朝廷加赈顺天、直隶所属良乡、宛平、大兴、昌平、顺义等六十三州县厅本年被水、雹、霜灾饥民。此时，担任直隶总督的，依然是方观承。
方观承是乾隆时期颇有才干的政治家，也是治理水患、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一把好手。如果是寻常的一些小灾小患，方观承可自行处置，不必事事叨扰乾隆帝。因此，在方观承奏折中出现的“雹”灾，以及乾隆帝批示的因“雹”灾发生而采取的赈济措施，间接证明了当时灾情的严重性。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内离世。斯人已逝，然雹灾未止。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六，直隶总督周元理上奏：“本年直隶地方，秋禾被水、被雹……顺天府属之房山、宛平、大兴、昌平、怀柔、密云等五十二州县成灾村庄较多。”这样的“雹”情奏报，一直持续到乾隆帝升为太上皇之后。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二十五日，平谷县“大雨雹，大如鸡卵，无麦秋”。最终，乾隆帝放下了操不完的心，离世了。
接替乾隆帝操持国政的嘉庆帝，也遇到各种自然灾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二十日，担任清河道（衙署设在直隶省会保定）的方受畴奏报：“宣化府属之延庆、宣化、赤城等五州县禀报，闰六月十九、二十三及七月十九等日，雨中带雹，田禾间有损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二十六日，方受畴又奏报：“宣化府属之延庆等八厅州县禀报，本年六、七月间，被水、被雹，所种田禾间有打伤淹损。”十一月初六日，方受畴再奏：“延庆州被雹较轻，伤损田禾无多，应行剔除。”
从方受畴上奏的后两份折子可知，京郊一带的雹子有轻有重，需朝廷赈济或减免税赋的程度也有多有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两份“嘉庆”年间的奏折，递交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嘉庆帝，而是其继承者道光帝。之所以如此，是嘉庆帝已于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去世。
这“雹”情，也影响着道光帝。道光十七年(1837年)六月二十三日，“延庆州雨雹。永宁(今延庆区永宁镇)贾家楼雹积高丈许，月余始消”。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十八日，“平谷县雨雹大如卵，城东之南北长二十余里，东西宽五六里，秋禾尽损”。这鸡蛋般大的雹子，落在京郊大地上，也落在道光帝的心里。此时的他，正为国内销禁鸦片的事儿犯愁。
十余年后，当咸丰帝为广西的“匪患”调兵遣将之际，一场雹灾出现在京北的密云。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密云邑北雨雹”。此时的咸丰帝，在帝师杜受田的指导下，尚能从容应对。然随着杜受田的去世，太平天国运动的烈火烧遍半个中国，咸丰帝的救灾举措愈发乏力。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昌平州雨雹伤麦”。此时的朝廷，早已国库空虚。同治年间，局势趋向安定，朝廷的救灾钱款也稍微充裕。
根据史料记载，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秋季，密云冯家峪、高岭地区降雹，将已经成熟的梨打烂，庄稼也全部倒伏，损失极大。这次“雹”灾，或许是封建王朝结束前的北京地区最后一次有明确记载的相关灾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