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著
我最早的记忆，从母亲去世时始，但不是对母亲的记忆，而是对姐姐的记忆。
那一年，我五岁。母亲才三十七岁，突然离开了我们。
那一天，我和弟弟站在家门的外面，看着有人将母亲抬出来，抬出院子。我和弟弟都没有哭，那时候，悲伤还没有来得及涌出心口，先被突然撞得不知所措。记得那一天，院子里老槐树的槐花落了一地。洁白如雪的槐花，成了为母亲祭祀的白花。
没过几天，姐姐到大栅栏为我和弟弟每人买了双白力士鞋，然后，带着我和弟弟到鲜鱼口的联友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全身的，为照上我们为母亲戴孝的白鞋。
五岁那年记忆里仅存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姐姐为我和弟弟买白力士鞋，到联友照相馆照相，这些细节都是我长大之后，再看到照片的时候，听姐姐告诉我的事情了。
前几年，我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是在大栅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的，便同时记住了她的名字）写的自传，知道她也是五岁那年生母去世，开始跟着继母一起到东京生活。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拍电影，拍电影和生活中的好多情景，居然记得那么清晰，细致地写在她的这本自传里。她甚至还记得，当初离开家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同样是五岁，她的记忆为什么那么好？记得那么多的事情，而且清晰得须眉毕现？
我和弟弟长大以后，长相越发不像父亲，姐姐和街坊们都说我们像母亲。可我却对母亲没有一点点的印象，这让我很惭愧，觉得很对不住母亲。我开始努力寻找自己五岁时候，被遗忘的一点一点的记忆。
到联友照相后，没过几天，姐姐走了。她偷偷报名去了内蒙古。那时，修京包线铁路，正需要人。母亲去世后家里经济大笔亏空，生活越发拮据，父亲瘦削的肩已力不可支。
在这之前，姐姐十五岁就在西河沿的六联徽章厂工作。她每天要用酒精喷灯把一种叫作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烧化，凝固在徽章上面。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两百多枚徽章，做一枚徽章只能够赚一分钱。这个徽章厂叫六联，是六个资本家联合办的，六个小资本家。姐姐去内蒙古之前最后一次去六联，六个小资本家每人拿出一点儿钱给姐姐，说家里出了事，你才这么小，把钱拿回家，添点儿力吧。
姐姐离开我们到内蒙古去，我是记得的。但她在六联徽章厂的事情，是我长大以后听姐姐讲才知道的。听完姐姐讲的这些往事，我才理解姐姐为什么当初那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去了内蒙古，她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独自一人走向风沙弥漫的内蒙古，虽未有昭君出塞那样重大的责任，但一样心事重重地为了我们而离开了北京。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