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畅
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家族有很多，但像琅琊王氏一族，能够做到活跃于东晋和南朝政坛长达数百年之久，并产生王导、王羲之、王俭等优秀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这样的成就却并不多见。南朝人士沈约曾赞叹道：“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这里的王氏，指的正是琅琊王氏。然而，和大多数家族一样，琅琊王氏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代人接力的结果。他们的故事，还得从一场战乱说起。
明代陈洪绶绘《羲之笼鹅图》
匡扶晋室
王衍王导确立基础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社会动荡不宁，秦将王离的长子王元为躲避战乱，带领家人迁至山东，后定居琅琊。随着汉朝的建立，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王元的后裔也由武转文，研读经书，到其四世孙王吉之时，琅琊王氏已经成为了乡里少有的书香门第。汉朝以察举制从地方选拔人才，王吉因此当上了汉朝的谏议大夫。而到了东汉末年，琅琊王氏中更是出了重视孝道且博学多才的王祥、王览兄弟。
王祥为继母“卧冰求鲤”的故事在如今的人看来或许有虚构成分，但是王祥其人德才兼备，却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然而，王祥意识到时局动荡，迟迟不愿出仕，直到曹魏建立，王祥才进入洛阳中枢。可是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王祥遇上了司马懿家族发动政变架空曹魏皇室，司马氏与其党羽也知道自己这么做违背忠君之道，只能通过施恩朝臣以回避其政治合法性缺失的短板。王祥来自士族，以孝道闻名，平时处事又很谨慎，不贪恋权位，所以得到司马氏的重用，获授太保衔。王祥背后的家族也因此获得了上升的空间。到了西晋建立初期，王衍、王敦等王祥的子侄辈也已成长起来。
西晋结束三国分裂局面，天下人都以为从此能过上太平日子，然而晋武帝司马炎分封宗室到地方称王，本想着能够通过此举制衡朝廷内部权臣，避免重蹈曹魏覆亡的命运，结果反而演化为其身后的藩王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在这场混战中，司马氏诸王相互攻杀，精疲力竭，最后东海王司马越出面收拾残局，控制了洛阳。
作为司马越的重要支持者，王衍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在《世说新语》等史料中，王衍常由于生活过度精明算计而遭世人诟病，但王衍的政治眼光却很长远，他看到了西晋王朝因为内战元气大伤，群雄并起已成定局，而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建立割据政权，更加深了司马氏的统治危机。因此，王衍开始设计退路，他在任职于洛阳朝廷的同时，把兄弟王澄和王敦二人分别派到荆州与青州两个战略要地镇守，与自己形成“三窟”。王衍的族弟王导也受其影响，进入琅琊王司马睿帐下辅佐其为政。随着中原政局的恶化，司马睿先镇徐州下邳，后以安东将军身份镇建邺（后更名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王衍在人事上安排妥当，但对于南下的石勒大军却显得束手无策。东海王司马越病逝后，王衍失去靠山，在撤离洛阳途中被石勒俘杀，虽然之后一部分洛阳朝臣又逃到长安拥立新帝，但仅仅过去五年，便被匈奴人刘曜所灭。局势的变化证明了王衍“狡兔三窟”策略的高明。
王导和王敦等人离开家乡到南方任职，他们的族人为躲避战乱，也纷纷离开鲁南丘陵南下。不过，江南的士人对于这些外来户一开始并不信任，冷眼旁观。眼看西晋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无法恢复，王导决定联合南北士人推举司马睿为帝，再造晋室。
王导的政治才能不输于王衍，这是东晋政权建立的重要原因。王导知道，自己和司马睿作为“外来户”，要想建立起能够一边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南下，一边稳住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新政权，就需要争取地方精英的支持，和他们的利益进行绑定。因此，王导专门为司马睿安排了一次大张旗鼓的节日出行，顾荣和贺循等江南本地士人在人群中看到了司马睿再造晋室的决心，也看到了新朝肇建，这可能成为自己跻身权力核心的机遇，于是纷纷输诚，王导也投桃报李，以高位加以笼络。此外，王导担忧南下的北方士族与江南士族争夺土地，激化矛盾，于是专门引导许多移民到浙东开垦土地，远离本地人相对集中的太湖地区。王导此举，无疑缓和了自东吴灭亡以来比较对立的南北关系。
王导虽然重视和南方士族的合作，甚至还寻求与江南士族精英陆玩联姻，但东晋王朝的实权仍掌握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手中。王导率领文官集团辅佐司马睿，他的兄弟王敦则统重兵镇守长江中游要隘，二人互成掎角之势。由于王导贡献巨大，连晋元帝司马睿都对其礼敬三分，甚至曾邀请其“同登御床”。
久而久之，司马睿也对王导兄弟势力过大感到不满，并试图分化其权力，结果反而引发王敦顺江而下的“清君侧”，身为九五之尊的司马睿因此郁郁而终，而王导则继续以宰相的身份辅佐新君。
东晋王朝的内政稍安，但王敦起兵反抗身为皇帝的司马睿，在向外界展示琅琊王氏实力的同时，也引发不少异议，一些同样来自北方的士族也开始指责王敦拥兵自重。与讲求老庄之学、城府极深的王导不同，王敦则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他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干脆再度起兵攻打建康城。这一次，王敦的军事行动不但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反对，甚至连王导也在明面上同其划清界限。失道寡助，王敦的叛乱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琅琊王氏却并未因此遭到太大冲击。因为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仍是士族阶层，更何况王导还有再造晋室的贡献，琅琊王氏的地位难以撼动。东晋选拔人才看重门第，王导的许多子侄也靠着父辈的荣光“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这为琅琊王氏日后在南朝政坛的继续活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平流进取
王羲之的“守成”
王导在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至于有“江左管夷吾（即管仲）”的赞誉。但是王敦的叛乱给王导及其家族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王敦死后，东晋朝局出现动荡，一些南方士族敌视东晋政权，趁机起兵，而王导的政敌庾亮则利用自己身为外戚的优势与王导争权，庾亮背后的颍川庾氏子弟也趁机大量涌入朝堂，与琅琊王氏的势力形成对冲。王导无力阻止，只能佯作不在意。
不过，庾亮的政治目的并非要将琅琊王氏的势力赶出朝堂。对于琅琊王氏之中的才俊，庾亮仍会提拔笼络，例如王导的堂侄、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就曾担任过庾亮的长史和参军，王羲之的政治能力也得到锻炼。他在出任会稽内史期间，组织赈济灾民，为了节省粮食下令在当地禁酒一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羲之还积极调解了同事殷浩与桓温之间的矛盾。
但是，王羲之内心深处对于仕途缺乏足够兴趣，朝廷征召他担任侍中和吏部尚书，都被他推辞。一些朝臣主张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而王羲之却主张把淮河流域都让出来，只在长江一线布防即可。他的这种提议自然不会被采纳。或许正是王羲之不愿过度卷入政治的初心，使其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书法艺术领域，并取得巨大的造诣。
王羲之在政治上守成有余，而到了他的诸子身上，政治能力则进一步倒退。王献之仅仅因为擅长书法，就被谢安提拔为长史，最终官至中书令，王徽之给车骑将军桓冲当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部队的参谋长，但是却连自己手下的马匹数量都一无所知。至于王凝之虽然和父亲一样都曾经担任会稽内史，但遇到农民起义军来袭竟然束手无策，只能寄望于请“鬼兵”来助战。说到底，琅琊王氏的子弟们靠着祖辈的恩荫，在朝廷内外谋得一官半职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早已过惯了清闲日子，家里又财力雄厚，所以很少会去花费精力研究政事和军务，而是醉心于山水之间的谈玄问道，这种状态甚至延续到了南朝。随着琅琊王氏与政治的疏离，朝政逐渐落到了皇室成员和寒门军人手中。
摇摆生存
百世卿族的坠落
东晋末年，司马氏皇族与军人出身的朝臣之间斗争加剧，一些势力较大的士族也卷入进来，但琅琊王氏却采取了事不关己的态度，全无王导主政时代的纵横韬略。桓玄在军队的支持下代晋自立，王导的孙子王谧不仅没有任何悲凉之色，反而以中书监、司徒兼太保身份为桓玄奉玺献册。而当出身低等士族的刘裕扫平政敌建立新政权后，琅琊王氏又继续出仕新朝。王导的曾孙王弘在刘宋元嘉三年出任宰相，皇帝在用人方面曾经征求他意见，王弘则发表“士庶际之，实自天隔”的言论来阻止皇帝提拔寒族。
刘宋皇室也知道自己出身寒微，所以积极与包括琅琊王氏在内的士族联姻。刘裕曾试图将女儿新安公主嫁给琅琊王氏的王彧未成，但王彧的妹妹却成为了宋明帝的皇后。后来宋明帝病重，担心自己死后王彧遥控朝政，架空新君，于是将其赐死。但在刘宋王朝统治时期，琅琊王氏大体维持了积累下来的财富和声望。
宋明帝对权力高度敏感，其后裔更是将权力斗争推向极端，导致皇室内部频频掀起腥风血雨，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掌握禁军的萧道成萌发了改朝换代的心思。对于其谋划，尚书令王僧虔与尚书左仆射王延之等琅琊王氏中的年长者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但萧道成还是觉得缺少胜算，在拉拢陈郡谢氏给自己效力不成后，琅琊王氏中的“少壮派”代表王俭主动抛出了与萧道成合作的橄榄枝。王俭精通《春秋》和三礼，才学积淀深厚，又能以“五德相生”学说为萧道成建立南齐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深得萧道成的赏识。萧道成代宋成功后，任命王俭为国子祭酒，培养儒生。在用人问题和朝廷礼制等方面，王俭更是萧道成的重要顾问之一。
刘宋因宗室内讧，给远亲萧道成以可乘之机，然而萧道成的子孙却并未吸取教训，而是在其身后不断掀起腥风血雨。由于琅琊王氏在改朝换代中态度暧昧，其子弟又未掌握实权，所以得以置身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不受冲击。等到南齐皇室的旁支萧衍率兵攻入建康后以梁代齐，王导的五世孙王志与六世孙王亮又出面主持为萧衍献玺的仪式，保全了本家族的地位。
萧衍称帝后，也沿袭了前朝与琅琊王氏的联姻策略，他为次子娶王俭的曾孙女为妻，又把自己的两个妹妹义兴公主和新安公主，分别许配给琅琊王氏的王琳与王茂璋。此外，梁武帝萧衍吸取前朝宗室内斗的教训，对于宗室采取了扶持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结果竟发展为萧衍的侄子萧正德勾结北朝叛将侯景攻打建康城。
叛军围城，梁武帝萧衍呼吁子侄们率兵勤王，结果梁朝的援军大多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坐视建康城守军独自面对侯景手下的亡命徒。萧衍为稳定人心，任命琅琊王氏的王质率军迎战侯景，然而王质连基本的军事素养都不具备，他手下的兵马不战自溃，侯景的叛军趁机包围了台城，最终俘获了梁武帝萧衍。
面对已经成为阶下囚的萧衍，侯景提出要与琅琊王氏等大家族联姻的想法，却遭到萧衍的反对，而萧衍给出的理由则是“王谢门高非偶”，意思是侯景配不上。这下可惹恼了侯景。据曾经出仕南朝的士人颜之推回忆，叛军在建康城内大肆屠戮，士族因“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覆巢之下无完卵，琅琊王氏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而侯景称帝后，为了装点门面，又把王彧的曾孙王克找出来任命为自己的太宰、侍中、录尚书事。
侯景仅以区区数千人兵力深入南朝腹地，攻破建康，这一成功本就具有一定偶然性，其优势也不会长久。此后，在南朝地方武装的围攻下，建康被收复，当勤王之师的大将王僧辩进入宫城，遇到王导的后裔王克后，忍不住讥讽其“劳事夷狄之君”，而当他继续询问王克传国玉玺的去向，却得到玉玺已被侯景的亲信赵平原拿走后，王僧辩更是感慨“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
王僧辩的话，或许只说对了一半，等到王僧辩被竞争对手陈霸先击败，后者进入建康城后，王导的九世孙王通等人又参与了陈霸先以陈代梁的授玺仪式。至于曾被王僧辩羞辱过的王克，也摇身一变，成了陈朝的尚书右仆射。琅琊王氏在南朝的政治地位总算又得到了延续。但经历了侯景之乱的冲击，陈朝无论在疆域还是国力上都远远弱于前朝，已经无力庇护琅琊王氏等高门大姓。等到隋文帝灭陈再造统一，建立起向平民开放的科举制度，琅琊王氏便从此“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