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保港
质子，是古代君王为控制臣子而拘押的人质。在影视作品中，常以“质子”演绎出传奇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一些国家就经常把王子、诸侯之子等贵族送往他国为质。成语“奇货可居”说的就是吕不韦经商时，遇见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异人（即后来的秦庄襄王），遂花费大笔财富帮助他登上王位，从而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但这一时期的质子制度，与今人想象有所不同，体现出的是“平等性”，即国与国之间往往互换质子，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和平。至汉魏之际，质子方才成为臣子向君主展示忠诚的关键凭证，即学者川胜义雄形容的，“质任关系是上下统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形式”。地方长官、将领以及使者都要将家族子弟送往都城作为人质。那么“质子”为何频繁出现在这一时期呢？
孙权像 严保港 摄
《三国志》书影
策名委质
乱世以来，王纲解钮，秩序崩坏，但因为士人大都服膺儒学，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仍能对他们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甘怀真指出，东汉士人为寻求“士大夫社会”之内人际关系规范的界定，开始将当时士人共有的文化资源——“即古典礼学与礼制的运用，尤其是礼制所蕴含的名分观念”当作共识。当主公需要与臣子缔结“君臣关系”时，往往依循故事，这就是“策名委质”。
先秦时期，臣子第一次拜见君王时，会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其简册上，并奉上能证明自己诚信的“质”，以示至死不叛。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于争霸需要，世人尚功利，“贵诈力而贱仁义”，这种礼仪旋遭罢废；直到汉代兴修儒学，以纲常伦理教导世人，它才又有了生存空间。当时的流程大概是：由作为地方长官、将军（均可开府治事）的“主公”对人才进行辟召，人才一旦选择应召，就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策表之上献给他，从而在“主公”的名簿上留名。
如韩嵩对荆州牧刘表效忠时说：“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命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三国志》卷6《刘表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诸葛亮出使东吴时，孙权欲令其长兄诸葛瑾劝说他留下，不料诸葛瑾说：“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裴松之注《江表传》）言外之意就是，诸葛亮既然“委质”于刘备，与之定下了正式的君臣名分，就不会再有二心。
遣子入侍
以伦理道德为依托的“策名委质”之礼，固然能对大部分儒学士人进行有效约束，但仍是有前提的。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乱世之下，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时刻受到威胁，他们还会遵守这种礼仪吗？
对此，曹操深有体会。建安二年（197）春，曹操南征宛城，张绣率众归降。没过多久，张绣复叛，猝不及防的曹操遭遇重创，其长子曹昂、侄曹安民、爱将典韦皆殁于此役。事后曹操对诸将说道：“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张绣原是凉州军阀，“习于夷风”，叛变对他来说实是家常便饭。因此曹操认为，倘若他先前扣押了张绣家眷，就会使后者不敢轻举妄动。高敏据此认为，曹操当在建安二、三年实行了将领以子弟为质的制度。
此后，“质”往往由将士们的家眷充任。《资治通鉴》卷79《晋纪一》胡三省注曰：“诸将征戍及长吏任州郡者，皆留质任于京师。”可见“质任制度”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遣子入侍”与否，成为臣子是否真心归顺的一项重要参考。纵横青、徐二州的臧霸携“泰山诸将”初投曹操时，并未遣子入侍；盖因曹操当时尚有袁术、袁绍等大敌环伺左右。直到建安十年（205），曹操大破袁谭，北方再无敌手，识时务的臧霸这才主动要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三国志》卷18《臧霸传》）。
一般情况下，这些人质会被集中到都城或靠近军区的某个地方，进行统一管理。曹魏称这个机构为“保官”，如姜维降蜀后，魏国便将他的母亲、妻、子置于“保官”中看管。东吴也有“任子馆”。蜀汉未有明载，但从“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来看，蜀汉应该也有类似机构。
质子之争
人性最不可估量，哪怕以“仁义”著称的刘备，亦会采取质任手段。刘备入蜀时，黄忠、卓膺等人“委质入蜀”，表明他们可能交出了人质。而《三国志》卷32《先主传》则明确记载：“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看来，不只是将领子弟，士卒的家眷也会被扣押。若是带有私兵性质的世兵，其家眷往往就近安排。东吴大将朱桓镇守濡须坞时，其部曲的家眷就生活在位于濡须坞后方的一处中州上。
故曹仁在黄初四年（223）进攻濡须时，曾派常雕、诸葛虔、王双率五千人进攻此地，想要以此胁迫朱桓部曲就范。尽管常雕等人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曹仁的思路却是行得通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江陵，“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关羽麾下士卒听说家人无恙，“见待过于平时”，纷纷没了斗志，不愿再跟随关羽卖命（《三国志》卷54《吕蒙传》）。
曹孙两方也曾就“质子”多次交锋。早在建安七年（202），曹操“下书责权质任子”，这引起了江东内部的高度重视。在周瑜的力挺下，孙权并未遣子入侍。时北方未定，曹操无暇他顾；到了公元221年，刘备大举伐吴，孙权不可能再同时得罪曹丕，为此，他只能主动向魏国称臣，并承诺会将太子孙登送往洛阳为质。然而，孙权真的会舍弃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吗？
为了稳住曹丕，孙权一边利用外交辞令向他示弱，对其极力示好、吹捧，降低他的警惕，并主动将大量珍宝、香料、水果送往北方，一边又极力拉拢曾出使东吴的使臣浩周，并在书信中向他反复保证，很快就会将孙登送往洛阳，还会把丞相孙邵、张昭之子都一同送去。浩周信以为真，以全族老小为孙权担保。可直到夷陵之战结束，孙权再三保证的质子都没有迈出大门一步。
就这样，孙权用了一招拖字诀，为江东赢得了宝贵时间。
等曹丕反应过来，为时已晚。据《三国志》卷47《吴主传》记载：“初，权外讬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徵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曹丕正是以孙权不送质子为由，于黄初三年（222）发起了对东吴的大战。只可惜，刘备早已退兵，纵使曹丕兵分三路伐吴，也未能占多少便宜。
双重约束
如上所述，子弟、妻子以及父母都有作为人质的时候。凉州军阀马腾降曹操后，甚至将全族老小两百余人都带到邺城，只留下儿子马超继承家业。这一时期的“质任”制度，通过道德伦理规范与血缘天性两个层面，对外附将领、地方长官、使者实现了双重约束。子弟是他们的“香火”，亦是希望；父母代表着汉晋士人最看重的孝道，而“策名委质”的礼仪是道德约束，一旦有将领反叛，他将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不仅会失去至亲，更要承受整个社会对他的谴责。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夏侯渊等率领军队出河东，试图借道关中，进攻汉中张鲁。但这分明是假道伐虢之计，一旦曹操攻破张鲁，关中各路军阀也将迎来末日。于是，马超、韩遂联合诸将起兵抗曹，不敌，败走汉中。曹操平定关中后，返回邺城，处死了马腾全族。马氏一族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马超有没有“坑爹”，尚且另说；但他公然反叛的行为，确实给了曹操发作的借口，同时也令自己背负上了“背父叛君”的恶名。曾有老妪大骂：“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三国志》卷25《杨阜传》）
自此，“强而无义”“勇而不仁”成了世人对马超的一致评价。张鲁见他作战勇猛，一度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但他的谋士表示反对：“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刘备即使接纳了马超，亦只是将他当作“政治吉祥物”，未敢给予他太多信任。这位前半生意气风发的一代名将，最终郁郁而逝。临终前，马超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在奏疏中，他言辞恳切，将堂弟马岱托付给刘备：“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讬陛下，余无复言。”（《三国志》卷36《马超传》）
质任制度反映出乱世之下君臣之间的猜忌与不信任。但这个时代的君臣关系，并非都是靠这种胁迫手段来维系的。陈留太守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三国志》卷7《张邈传》）。孙策“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三国志》卷46《孙策传》），于是短短几年内，他得以平定江东。孙策、刘备都是笼络臣下的高手，他们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所以更擅长通过“君臣相义”的方式，加深彼此间的感情。孙策带周瑜“升堂拜母”，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把他们当成家人看待。这些难能可贵的个别案例，宛如一股清流，证明即便在乱世之中，人性依旧闪耀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