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24年炎夏，身居江南，酷热难当，写那些“八股式”的大块文章，无异于折磨自己。写一些轻松的文字，又不离讲专业之理，心境自会清凉几分。于是，由英文想到比较优势，又想到其它，下笔成文一篇。
英文精通何其难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人而言，一生花了不小功夫学英语，还是很难真正掌握，至于精通者，则少之又少，因而对于那些精通英文者，产生敬佩仰慕之情。学界前辈，确有几位算得上是英文通。
一位是胡适，其英文著述虽不及“等身”，但也可用“皇皇”二字来形容。胡适的英文有多好？只要看两个事实即可。一是他的英文演讲能力。胡适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到校外对美国人演讲，并因过于频繁而影响了学业，没有拿到读研的奖学金。抗战期间，他任中国驻美大使，则将他的学者大使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频频在高端场合用英文演讲，好评如潮。二是他作为大学生参加英文征文比赛，力压美国同学获得大奖，引起当地媒体广泛报道。另有一事也是佐证。胡适年轻时用英文写了许多情书，他在美国有既为朋友又是情人的异性交往，似已成定论。一个人能用英文写情书，其水准用精通二字不为过了。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另一位就是夸奖胡适英文的林语堂，他的英文应在胡适之上，至少一样精通。如果有人做深入考证，比较胡适和林语堂的英文水平，写出的东西一定很有意思。胡适英文著述不少，但比起其中文所著，依旧微不足道。林语堂正相反，主要著述皆是英文，留下来的中文书多为他的英文原作的译著。与胡适英文著述读者圈狭小不同，林语堂的英文书主要是给美国大众看的，而且很畅销，几部书都上了《纽约时报》书评版。仅凭这一点，林语堂的英文水准应在多数美国作者之上，因为上《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多数美国写书者的奢望。靠写英文畅销书，林语堂一时成了中国最富有的文人。
如果再举一位，那就应该是钱钟书了。钱钟书的英文功夫了得，有两个传播很广的故事。一是钱钟书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清华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攻读英国文学，钱却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格当我钱某人的导师，所以他后来留学英国牛津了。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用英文演说，旁征博引，“语惊四座”，许多用典在座的美国学者也不知，终于产生了“钱钟书现象”。
非母语者做到英语精通，实在是难。一般人可能觉得，英语听说难，阅读相对容易，其实是错觉。你平时读的是课本，或是专业文章，词汇量要求不高。若置身于英美，和当地人一样看报纸，读文件，阅法律文书，就会知道词汇量有限是你的最大障碍。我国研究生英语教学的词汇量要求是6000单词，这只相当于美国三年级小学生的词汇量。如果你很用功，词汇量翻一倍，这已经是中国人学英文者中很小一比例了，但仍不及美国一个初中生掌握的词汇量。倘若告诉你，美国普通成年人掌握的词汇量大约在2万左右，读报不用查字典至少要有2万多到3万的词汇量（美国大学生水平），你一定会气馁许多。
胡适、林语堂、钱钟书精通英文，今人不必以他们为标准，因为条件不可复制。胡适19岁就去了美国读书，留洋之前就有不低的英文水平，读的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林语堂从小学到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大学是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成了主要学习语言，中文反倒学得不多，这也是林语堂后来引以为憾、努力“补短”的。钱钟书虽大学后才留学国外，但他天生禀赋，还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洋风之甚，以及他所具有的优越家教，都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虽然这几人英文水准极高，但以要素生产力而论，英文并不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而是他们学识文才超出常人的工具。他们之所以出众，之所以有国际声誉，还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杰出一面。胡适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哲学和文学，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中国人。钱钟书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用英文写《围城》，写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胡适在美国最初学的是农科，打算以农报国，可学认苹果一课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比较劣势”。他的美国同学轻易认出几十个不同品种的苹果，因为他们就是吃这些苹果长大的，而他对照教科书半天认不了几个。学农这条路走得不顺，加上对文学的热爱，他终于在三年级时宁愿补交学费（学农科免学费）而改学文科。为筹费用，同时寄家用不能断（胡适很年轻就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他向校外的一商人借了一笔款子。胡适有肯借钱给自己的商人朋友，也足以见他的交际之广，也间接证明了他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弃农学文，是胡适之大幸，也是中国之大幸。
比较优势与生俱来
胡适英文再好，也比不上他的母语，用汉语写中国文化才是他的比较优势。林语堂称他写的英文比中文漂亮是随性发挥，这是林语堂翻译的一篇专门介绍胡适的英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为林语堂一时性起而加，原作中根本没有。
胡适的英文好到可以在演讲中讲几个英文笑话，以测试听众是否听得懂英文（当时是面对一群德国人演讲），结果听众笑了，测试成功，胡适在日记中刻意记下这段。但据历史学家何炳棣的回忆，胡适用英文演讲还是会犯英文非母语者的简单错误。1946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以小孩作比喻，说小孩喜欢吃糖，这里应该用candy（糖果），胡适却用了sugar（白糖、方糖），他很快也知道讲错了，改了过来。以英语为母语者，绝不会犯这个错误。
论影响力，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远甚于他的中文著作，包括那本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传》也是用英文写的。年轻时，林语堂的英文可能真的好过母语（很难说那时中文和英文哪个是他的母语），但看其一生，林语堂的优势似乎还是在中国文化，同时又懂得英美读者的心理。据专门研究林语堂的学者考证，他写的让他大红大紫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经过赛珍珠等人润色的，连书名都是赛珍珠取的，林语堂自己取的几个书名，在赛珍珠和她丈夫（美国一书商）眼中都不得要领。林语堂如果用英文写华盛顿传或林肯传，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钱钟书的英文被描绘成了神一般存在，但他最为公认的作品还是《围城》和《管锥篇》，很中国式的写作。《围城》中夹杂了不少西式的文化，先在国内引起轰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然后才传播到海外。
中国大学者写英文需要英美人士润色修饰，其实是一件常事。再举一例。钱钟书的老师吴宓，专攻英国文学，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教出的学生不仅有钱钟书，还有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这几个英文大家。今日50岁至80岁学过大学英语者，没有不知道许国璋的。顺便提一句，他们三人均是上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又同为全国第一批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全国该领域有此头衔者也仅数几人。在西南联大期间，吴宓经常请系里的英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为自己的英文稿润色，并感激不尽，这都记在他的日记里。
母语的优势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子就能听懂大人之间的讲话，而且能够把握语气、语调之间的细微差别。一个23岁的成年人，到了英国或美国，即使往后和英语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也很难说他真的能把英语当母语了。杨联陞是以英文著作成名的华裔历史学家，在《哈佛遗墨》中写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我）写论文到今日还要请英文特好的友人改正。读小说乃至读中学读物，都有生字。惭愧惭愧。无独有偶。记下胡适英文演讲点滴的何炳棣，也是凭借英文著述而扬名于西方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成为芝加哥大学史上第二位被聘为正教授的华人（第一位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陈省身）。他一生在意英语学习，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当年在西南联大参加留学英文考试的诸多细节，做了教授后还时常修习英文，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却写下：我之所以对四十多年前的英文游戏加以回忆，为的是说明一生都感到英文的重要，而感叹自己英文写作永不能达到“三分随便”的程度。
杨联陞教授无须惭愧，中国成人读美国中学生读物遇到生词，实在是平常不过。我们看中文读物很少会遇到生词，是因为年少时就读了很多《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应该说99.99%的汉字都接触到了，加上年少记性好自然记住了。又有多少中国人从小读了美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呢？英文词汇量又特别多，若非年少时就浸泡于英文世界，达到美国成年人的词汇量实在是难上加难。若真的年少时就浸泡于英文世界，什么是自己的母语就讲不清了。中国学者中的确有英文好于汉语的，辜鸿铭就是。辜鸿铭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亚，从小生活在英文环境，刚十岁就到英国读书，很难说汉语是他的母语。
胡适、林语堂、钱钟书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写书撰文往往离不开中国或中国文化。他们深知，只有写中国的东西，才能有国际影响。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基本都是中国问题，这也是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再提一句，何炳棣教授原先攻英国历史，出师不利，“情势所迫”，转攻中国经济史、人口史，大获成功。以其所言，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史料挖掘能力。那些“丁”、“亩”以及涉及大量奏章、家谱、同年齿录的中国史料，又有几个洋人能真正弄懂呢？
增进人类财富的利器
说比较优势，重点还是在发展经济。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创建者大卫·李嘉图为此奋斗了近一生，但该理论被广泛接受则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废除《谷物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谓经济史上的重要一页。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始接受自由贸易，按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经济，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了。
从全球范围讲，20世纪的下半叶是人类财富增进最快的时期，没有之一，这可以通过历史统计资料看得很清楚。究其原因，比较优势效应无疑是主要利器，尽管并非全部缘由。历史性地看，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结束了二次战前混乱的贸易结算制度和频繁的货币战，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贸易环境，促进了各国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在这个基础上，渐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使得国际上大部分产业达到专业化分工的效率。2024年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诞生80周年，本想写一篇学术性文章作为纪念，结果因手头事多，一时忘了，待想起时已经错过了纪念性写作的时机，就在这里带一笔算作纪念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根本谈不上参与国际分工，但与国际上的零星贸易交往却绕不开比较优势，虽然不是主动的。那时，中国不会生产手表，尤其是高品质的手表，但国内又确有需求，如果不互通有无，国内许多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带不上手表。所以，那个年代很少见到进口商品，但大城市的百货商店里都有瑞士手表在卖，从每只100多元到500多元不等。进口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国内能出口的只有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包括猪鬃、蓖麻油这些土特产。我刚入少年时，曾经种过两颗蓖麻树，收籽后卖给收购站，得了一块多钱，超出我的意料，那时一块多钱是一笔不小的零用钱。后来改革开放了，中国卷入世界经济大潮，开始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生产力和财富大大增进。一度时期，报上热议“七亿件衬衫换回一架飞机”，认为不划算、不合理，但那时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如此。七亿件衬衫做出来辛苦，但毕竟换回了一架飞机。后来普通人外出旅游可以坐飞机，要感谢那七亿件衬衫。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乘飞机时，买飞机票还是一种特权，若不是因为我的一篇论文被一个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录用，且临近会议报到日期，我的领导（系主任）也不会破格让我乘飞机前往，但回程由于无需赶时间仍须乘火车。中国达到用七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后来的事情。
经过长年累月的争吵，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最终被英国议会所接受。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英国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将工业品销售到全球各地，成为世界强国。尽管李嘉图没有看到这一天，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也不是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唯一原因，但这种理论立足了脚，影响至今。这是英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永远被现实挑战的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很简单，连中学生也能明白。然而，最简单的道理，往往争论也最大，就像吃鸡蛋黄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一样，医学界始终争论不休。
理论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现实中的国际分工从来没有严格按比较优势理论作安排，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西欧在完成工业化后仍然保留了不小的农业。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不符合比较优势效应的分工仍然大行其道。由于经济和产业的演化，总体上讲，美国制造业已不具备比较优势，所以连光刻机这么重要的机器，美国也放弃制造了。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十几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无可奈何地在下降。尽管如此，在美国，重振制造业还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口号，若用比较优势理论去评说，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声道上。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大懂关税，但我知道，我买了美国造的衣服，钱就留在了美国，若是买了英国造的衣服，就是让英国得到了钱。林肯岂止是不懂关税？也不懂基本的经济学。可是谁又能否认林肯是伟大的人物呢？更没有多少人在意他说过的这段话。
比较优势效应无疑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效应让参与分工合作的多数人增加福利。但是，比较优势效应不会让所有人都增加福利，如果没有相应补偿性措施，还会使一部分人因此而减少福利。一部分人会因进口产品的竞争而接受较低的工资价格，甚至失去工作。这就足够了，留给政治人物发挥号召力的空间就足够大了。经济学永远不是单纯的学科，想和政治保持距离也无法做到。大卫·李嘉图的时代，学者们讨论的是政治经济学，今天的学者努力在使经济学纯粹些，这在纸面上容易实现，但一遇到现实，与政治和利益还是难以摆脱。即使200年以后，政治经济学也不会过时，因为到那个时候也会有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
发达的国家在努力回归制造业，一些新兴经济体则在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今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代表明天也不具备比较优势，否则怎样解释韩国为什么有如此发达的半导体产业？这又是比较优势理论在现实中遇到的又一个巨大挑战。李嘉图时代，按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应该发展农业，而不应该发展工业。事实上，美国的多数开国元勋是主张农业立国的，只有一位持相反观点，并为此努力抗争，这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的后世子民应该感谢他，因为最终是他的主张变成了国策。
经济学的发展使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将“干中学”效应揉了进来，一时成了热门。但仔细一想，这种新理论的出现并未解决问题，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了。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自己具备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保护本国产业，把“不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丢在一边；反过来，任何国家也可以指责别国破坏比较优势原则，用高关税损害他国利益，尽管它所指责的国家正在走自己30年前或50年前曾经走过的道路。
比较优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过渡到动态比较优势？或什么样的国家，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同时又不损害他国利益？经济学离给出这样的答案仍十分遥远，也许永远给不出正确的答案，因为这一问题本身就包含价值判断。如何定义“他国利益”？谁又能研究国家利益的时候不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要奢望经济学理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当这种理论离现实越来越远的时候。经济学的道理大多是相对的，不可将之绝对化，学通经济学，往往从不迷信教科书开始。学生在学校里学经济学，往往对教科书深信不疑，教授教课则应努力联系实际，告诉学生真实的现实。
如果写完上面一句就止笔，本文的主体意思就算写到了，但仍觉得未把话说完，不禁引申几句。经济学理论与现实总是有距离，但经济学家的道义不能忘了解释世界，应尽力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的问题有争议，答案不止一个，却有助于启迪思想。走笔如此，不禁想起数年前的一场围绕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林张之争”，尽管没有结论，但足以引起很多人的思考。这场争论既涉及比较优势理论，又事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装扮得越来越“精致”，但离现实越来越远，各说各话，不容易聚在一个热点下，“思辨”、“商榷”的字眼更是难寻。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置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与思辨热情是成反比的。脱离现实的游戏般研究能产生功利效果，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命题的对与错。另一方面，内心失去热情，外形的精致和华丽就更加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