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2日，是一个足以载入中国电商史册的日子，几大电商巨头集体宣布：“仅退款”——“皇帝的新衣”，我们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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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持续四年的“消费者福利”大戏，在（部分）商家怨声载道、（少数）职业羊毛党狂欢、（众多）普通消费者沉默中，草草收场。
最近一两年，“仅退款”的风向突转，从众口一词的赞誉，被安上了种种罪名，某些人声嘶力竭地控诉“仅退款”毁了电商生态，却选择性遗忘，这个功能本就是某些部门与平台，为掩盖自身监管失职而设计的“免责开关”。
显然，在可见的日子里，“仅退款”将从我们这些网民的生活中消失，但我认为，常识不该消失，其间所产生的种种谬论，更值得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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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一：“仅退款”是所谓“电商发展一大步”的谬论
回到2021年，这一年被称为“仅退款元年”，某电商后起之秀首推“仅退款”，就此拉开此模式序幕。
为何这家电商会推出“仅退款”？盖因2021年，消费者遭遇种种网购陷阱、投诉量持续攀升，据新浪黑猫投诉与微博热点联合发布的《2021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显示，该电商2021年累计投诉量达42.83万宗，在全网位居榜首。
风口浪尖之下，“仅退款”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无需整改供应链，不用处罚无良商家，更不用提高品控，只要让消费者一键拿到退款，他们就会忘记自己买的是什么玩意儿，造成“仅退款=白拿商品”的错觉，妙！
与其说“仅退款”是电商平台深思熟虑、扩展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之举，不如说是“公关应急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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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二：“仅退款”赋予消费者“想退就退”的无限权利
“仅退款”绝非某些人臆想中的“免单狂欢”，而是有着明确边界和适用条件的售后机制。
很多人尚不清楚，平台关于“仅退款”的规则设置，仅适用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功能缺陷或与宣传严重不符等特定情形，消费者须提供有效凭证才能申请。
平台审核机制确保了这一制度不会被滥用——破损商品需要拍照举证，描述不符需提供对比证据，功能故障要提交检测报告。
上述严苛的申请条件充分证明，所谓“消费者任性退款”根本是无稽之谈。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仅有的两个“仅退款”发起诉求，都经过了层层审核，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瑕疵商品的处理规范。
将专业售后机制曲解为“薅羊毛工具”，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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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三：“仅退款”纵容恶意薅羊毛
数据最能击破谣言。
网经社2024年发布的行业首份《“仅退款”使用行为报告》显示：面对问题商品时，56.25%的消费者仍选择传统“退货退款”方式；更有超过70%的用户表示从未或极少使用“仅退款”功能。真正高频使用该服务的消费者比例仅为13.39%，这一数字远低于舆论场中所谓的“滥用潮”。
统计数据证明，“仅退款”既非消费者首选，更未出现大规模滥用现象。绝大多数消费者是善良的、克制的、理性的，他们更愿意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只有在商品严重不符、商家推诿扯皮时，才会无奈选择这一选项，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消费权益。
那些危言耸听的指控，不过是刻意制造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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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四：“仅退款”破坏商业诚信
商业诚信，建立在货真价实的商品与服务之上。“仅退款”机制非但不是诚信的破坏者，恰恰相反，它以最直接的经济杠杆倒逼商家回归商业本质。
回顾“仅退款”前的电商乱象，“图片仅供参考”的免责声明大行其道，“买家秀与卖家秀”的落差成为行业潜规则，消费者维权无门、投诉无果的困境，才是对商业诚信最彻底的亵渎。
当平台用“仅退款”来敷衍42.83万宗质量投诉、商家因为“仅退款”就免除了“假一赔三”、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种种责任时，本该拿500块的赔偿，现在只退你50，消费者还得感恩戴德。怎么没人说这是“纵容平台”“纵容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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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谬论：取消“仅退款”是平衡各方利益
2025年，已运行四载的“仅退款”模式黯然撤场，坊间沸沸扬扬，皆称此举意在“平衡各方利益”。
从决策伦理的视角审视，一个涉及电商平台、电商商家以及消费者三方的重大决策，尽管消费者人数最为庞大，却因信息不对称、组织松散等现实因素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因此，正确的决策路径应当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为伦理基石，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
首先，需建立由消费者代表、行业专家及独立第三方组成的公共审议委员会，确保消费者诉求能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决策核心；
其次，应推行“决策影响预评估”制度，要求平台与商家就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消费者权益变动提供量化分析报告；
然后，召开由监管部门主持的听证会，广泛听取消费者、商家和平台三方的意见，形成兼顾各方诉求的过渡方案；
最后，需配套实施动态补偿机制，当决策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时，应设置便捷的救济通道与合理的补偿标准。
然而，细观决策全程，商家背后有行业协会振臂高呼，平台身旁有法务团队保驾护航，反观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却连发声的席位都未曾拥有。这般所谓的“平衡”，何其荒诞而可笑。
任何未经充分协商、单方面剥夺消费者权益的决策，本质上都是权力不对等下制度暴力的体现，既违背程序正义，也践踏商业伦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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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取消“仅退款”，于2025年电商领域而言，无疑是一场开历史倒车的闹剧，更是“民声”领域发出的刺耳警报。
这一决策看似是商业规则的简单调整，实则仍是强势一方或者说多方对消费者权益的粗暴践踏，它打破了电商生态中原本艰难建立起的权力制衡格局，让商家重新垄断话语权，消费者再次成了博弈中的牺牲品。
从“民声”维度审视，这更暴露出决策过程中民主参与机制的严重缺位，数亿消费者的声音被屏蔽了。
一言以蔽之，此举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平台与监管惰性共谋的结果。
真正成熟的公共决策生态，应当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维护商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而非通过剥夺某一方权利来掩盖自身的管理漏洞和制度缺陷。
“消费者是最容易被牺牲的，那就牺牲他们吧”——成为某些公共决策心照不宣的逻辑。被摆上了祭坛的我们，在平台与商家的利益博弈中，再一次成为最廉价的代价。
（转自：评论员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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