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中华儿女》记者 陈晰
编辑 | 华南
2022年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掘现场
中华文明如一条长河，几千年源源不断。它的源头究竟从哪里开始？曾经历多少弯折？如何流淌至今？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是许多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韩建业，就是一位为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不懈求索的学者。投身考古学研究三十余年，从石家河遗址、杨庄遗址到南佐遗址，他躬身田野，在上古遗存中溯源、求证。秉持“学术研究要对现实社会有用”的想法，他埋首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力求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理清脉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
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屡屡有重大发现，公众对考古，对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作为一名长期在考古学领域坚守的学者，韩建业也比以往更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向大家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
最早的“中国”究竟从何时开始？对此学术界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二里头都邑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有人说是陶寺都邑遗址，有人说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
对此韩建业认为，“中国”可以区分为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在史前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因为彼此交融联系，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文化共同体或者文化圈。韩建业称之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
2015年，韩建业撰写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书中，韩建业全面梳理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大约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展现了史前中国演进的宏大历史脉络。2016年，这本著作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
在2021年、2024年先后出版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中，韩建业进一步深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书中，他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何为中华、何为文明、何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何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发展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逐一进行了回答。
韩建业在书中提出，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距今8000多年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约6000年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约5100年中华文明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进入夏代和“王国文明”阶段。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一种独特的“天下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
一直以来，韩建业的研究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形成到发展的脉络。他说，这是源于老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对他的影响。“严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研究一定要抓住关键点，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这一直影响着我。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那么多，一定要抓住树干，抓住主根主脉来进行研究，不能只是盯着细节碎片，最后看不到大象本身。”
此外，这也源于韩建业一直的理想，“通过做学问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贡献”，是他的追求。
读书是为了对社会作贡献
韩建业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位于陇中地区的通渭经济不发达，一度是深度贫困县。但这里也是全国知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当地的人尊崇读书人，家家户户都挂着字画。
韩建业回忆，小时候虽然家庭条件不富裕，吃穿都很简单，但是从未缺失对孩子的教育。童年时期，他听老人讲《三国演义》、《三言二拍》里的故事。父亲教给他很多做人的道理：要与人为善，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能占别人便宜……现在回忆起来，韩建业很感激父亲的教导。“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孩子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在家庭教育阶段。”
在崇尚知识和文化的环境下长大，对青少年时期的韩建业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书。课余时间，他去山上采挖药材，卖了钱就用来买书、订报纸杂志，《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中国语文报》……“那时候文化产品还没有那么丰富，来之不易，也格外珍惜，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恨不得都背下来。”
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韩建业考入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其间，他仍然将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各种书籍，他对哲学、历史的兴趣尤为浓厚。“那个时候，我最崇拜两个人：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全人类有巨大贡献。”
韩建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农村八年制学校担任初中教师。在教学岗位上，他成绩优异，带的班考出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在内心，求知的渴望仍然强烈，“希望通过做学问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努力学习，准备考大学。
韩建业回忆，本来高考时想报的专业是哲学和历史学，但是那年这两个专业在甘肃不招生，就报了相近的考古学。1987年，他踏入燕园，正式开始了考古学的求学和学术生涯。
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
在北京大学，韩建业最大的感受是，身边的同学们多心怀远大理想。“大家在一起讨论的都是怎样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是只想着个人的前途。这种精神也一直影响着我，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个初衷没有变过。”
大学时代，韩建业追随着自己的理想和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专业课之外，各种感兴趣的课程和讲座他都去听，韩建业说，在北京大学的四年，得以充分探索自身热爱，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从历史系中独立出来的，因此课程中有很多历史系的课，都由历史系的老师来教。这让热爱历史的韩建业如鱼得水。在考古领域，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中不乏泰斗级的人物，如教授“中国考古学”课的严文明和宿白。
“严先生讲课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容易听懂上心，宿先生讲课信息量很大，论述严密，记笔记很有成就感。”韩建业回忆，“我由此了解到什么是考古学，从而喜欢上了这门寻根究底、注重实证的学问。两位先生既注重对具体资料的介绍分析，又有诸多全局性认识，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
后来，严文明成为韩建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他对韩建业的影响尤其深厚，“严先生教给我很多真知灼见，对我后来在研究当中能够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发现一些真相，起到重要作用”。
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田野实践环节是考古教学的灵魂所在。考古学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同样重要的是在田间地头的体验与感悟。这一点，韩建业的感触非常深刻。
2018年，韩建业和学生们在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发掘工地
大三时，韩建业跟随新石器考古教研室的张江凯等老师来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进行田野实习。他和几位同学在谭家岭遗址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粗的柱子，后来石家河古城发现后才知道谭家岭可能正好是宫殿区”。这些发现也对他后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科期间，韩建业根据实习期间的积累，对石家河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完成了《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分期》。
“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韩建业说。通过这次实习，他对新石器考古产生了兴趣。1991年本科阶段结束，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系里推荐读硕士研究生，选择了新石器考古方向，师从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两位老师。
研究生阶段，在张江凯老师安排下，韩建业来到河南驻马店实习。这次实习经历是他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时光。在驻马店杨庄遗址附近的党楼遗址，韩建业独自工作了一个多月。住在菜地里的一所废弃的土房中，睡在柴草铺成的床上，照明只有蜡烛，吃饭就徒步去最近的村里。驻马店的实习让韩建业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以前老师讲的类型学的方法，在课堂上没有真正掌握，是在驻马店实习期间通过实践才真正摸索出来的。在这里，我也接触到了环境考古学，这也成为我学术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
读博士研究生期间，韩建业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工作站工作了5个月之久。“当时岱海地区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非常多，需要有人来整理，严先生就让我去了。”韩建业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工作站建在遗址旁边的山上，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和两条狗，宿舍里堆满了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人骨。“那时年轻，胆子大，也不觉得害怕。”韩建业说，那时他每天很早起来就开始工作，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有时半夜有了灵感就跑去整理室摆弄一番陶器。“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细致观察，因此分期排队时就顺畅多了。我深深感到，发掘、绘图等，都得考古学者亲力亲为才行。对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感性认识，没有摸陶片的功夫，没有类型学的功底，可能永远都是在隔靴搔痒。”
整理工作结束后，韩建业完成了厚厚一本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在外人看来，考古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但韩建业却乐在其中。“我认定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不管这个行业是热闹还是寂寞，外界环境条件怎么变化。”
寻找传说中的历史真相
甘肃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许多上古传说，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韩建业从小就对三皇五帝的传说有不少了解。黄帝战蚩尤、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究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韩建业的脑海里。在读了考古学系以后，脑海中的问题化作了研究的动力：传说故事背后是不是有历史的真相？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韩建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侧重在上古史领域。北京大学的古史研究有着非常深厚的传承，韩建业的导师严文明师承苏秉琦，苏秉琦师承徐旭生，他们都对上古史有浓厚兴趣和精深研究，尤其徐旭生先生的名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更是影响深远。
在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计划中，有一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课程，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自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冷门方向，但却是韩建业的热爱所在。得知韩建业对上古史感兴趣，严文明教授给他支持和鼓励，并向他推荐了一些书。他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不少古文献和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学者的论著。“如果当时严先生没有支持我，也许我就放弃了。”韩建业说，自己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实事求是的传统，让他得以遵从自己的兴趣，把考古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力求把历史的真相复原出来。
学术研究要对现实社会有用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韩建业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是冷冰冰的东西，它应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价值，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积极作用。
早在读研究生期间，韩建业就开始从史前遗存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努力。1992年在驻马店杨庄遗址实习时，他有了学术生涯中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
在田野发掘中，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层”，这些文化层是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形成的。如果没有经过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考古学者借此判断出各种文物的相对早晚关系。
在驻马店杨庄发掘整理的时候，韩建业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下层年代比较早的遗存中，发现了很多红陶杯、漏斗形擂钵等，因为本科时在石家河遗址实习，所以韩建业对这些器物的特征非常熟悉——它们都属于石家河文化。而在上层较晚的遗存中发现的则是深腹罐、乳足鼎等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物品。
为什么会在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地盘，出现大量的湖北石家河文化的文物？带着这样的疑问，韩建业又对河南西南部、湖北、湖南等多个龙山时代的遗存进行分析，发现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韩建业认为，这样的剧烈变化，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和贸易等可以解释，它显示这片区域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变天”了，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造成的。
因为之前就对古史感兴趣，又读了很多相关著作。韩建业发现，在这一时期，史书记载的一件大事是“禹征三苗”，大禹率军攻打位于长江中游——湖北江汉平原一带的三苗集团，最终三苗被征服。禹征三苗是夏王朝统一之前最大规模的战争。
基于以上发现和思考，韩建业和杨新改合作撰写了《禹征三苗探索》一文，1995年发表在《中原文物》上。这篇文章成为韩建业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之后，他又在导师严文明的指导下形成硕士毕业论文《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附带完成论文《王湾三期文化研究》，1997年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并获首届“苏秉琦考古学奖”。
禹征三苗的研究成为韩建业研究古史最坚实的基点。他归纳出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变迁法”，也就是从大的文化格局变动入手，这种巨大变动在文献中往往有较多记载，在考古中也有明确表现，而其中战争因为比较剧烈，因此容易形成确定的关键点。通过几个关键点，把古史的脉络基本框住，“纲举”而“目张”。
多年来，韩建业潜心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方面进行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观点。他带队参与发掘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获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撰写的《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评选的“全国史学界研究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2020年起，韩建业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25年开始担任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1年至2022年，韩建业主持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新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国”。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有九座夯土台，环壕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和超3600平方米的“宫城”，已出土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彩陶、白衣陶、朱砂陶，还出土了大量碳化水稻遗存。
南佐遗址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韩建业认为，目前的发现表明距今51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已达到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南佐遗址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庆阳所在的陇东地区地处甘肃与陕西交界，当地早有黄帝传说，徐旭生根据文献考证也认为黄帝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陇东和陕北，南佐和黄帝部族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黄土高原之巅，五千年的文明之旅，或许方才启程。
《中华儿女》：近年来，您一直在从事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研究，应如何理解“文明”的内涵？
韩建业：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对应的是英语中civilization一词，主要指的是国家出现、城乡差别等。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明”，多指人在道德修养和社会礼仪层面达到的高度。
我理解的文明，是指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创造、精神创造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因为只有文化实体这样的东西才能存续几千年。进入国家阶段才能真正叫“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的学术体系标准基本一样，都是以进入国家作为一个时间点。但另一方面我们说的文明和西方人说的文明（civilization）还有较大的区别，我们的文明更多指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礼仪制度，侧重人的内在修养。而西方人说的文明，侧重外在的物质文化发达程度。
《中华儿女》：您也在从事中华文明和亚欧大陆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您认为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是什么？
韩建业：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古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也都是伟大的原生文明，但都在延续三千多年以后消失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这个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元”的宇宙观，我们相信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在6000年前就有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存在，在共同的宇宙观下中国人追求的就是一体一统。“一元”的宇宙观才有统一的基础，否则没有文化和政治认同作为基础，统一了也很难长久，像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也曾经非常强盛，但后来都崩溃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一元宇宙观也是一种“天下观”，认同普天之下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分你我，因此才能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
《中华儿女》：您结合多年考古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早期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如何理解“一元”和“多支一体”？
韩建业：首先是“元”是什么意思？“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根本。一个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能够长久传承的核心思想观念及文化基因。
据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一元”宇宙观，开始有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文化上已经结成一体了。一体就像一棵树，树有很多枝条，但只有一个根。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或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
同时“多支”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多支，中华文明才充满活力，就像生物的多样性保证了生物的延续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同样非常重要。中国地理环境广大多样，文化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非常珍贵的营养，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很多可能性。中华文明走到现在就是因为它有包容性，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儿女》：您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概念，研究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韩建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并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意义重大而深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有深刻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建立在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基础上。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去汲取智慧和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做好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接上中华文明的“魂”，鉴古知今，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向未来。
[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5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