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来 源：本文节选自《我的经济学之旅》，何志毅张占武译 2024年12月，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临近，我又被宏观经济学吸引。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欧洲的经济衰退”，它既不能用凯恩斯—希克斯的封闭经济模型来解释，也不能用凯恩斯主义的蒙代尔—弗莱明开放经济模型来解释。我感觉到，存在一个有着非货币力量的世界，即结构性的转变和实际状况的变化表现在失业率的演化路径上，而不是反映在总需求上。我认为是时候拓宽我们看待宏观经济活动的视角了。
我从未质疑过，现在也依然坚信凯恩斯理论中的伟大真理：正如罗马人所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失业率升高，而总需求的增加会使失业率降低。我不仅从没有否认过凯恩斯理论的合理性，还为其贡献了微观理论基础：当总需求下降时，如果不知道竞争对手是否会减少工资，一般企业就不会冒险削减工资标准，我们后来把这种情况称作“不完美信息”。（凯恩斯只是强调了货币工资的向下“黏性”和货币价格的向上“黏性”。如果说我不赞成其中的一些政策提议，部分原因是这些提议能够刺激“需求”，那么这并不是说我对需求不足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凯恩斯似乎对支持者试图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据进行辩护的政策提议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提议并未得到他本人的赞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在1946年6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写道：“现代主义的东西出了问题，并且变得酸腐、愚蠢。”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一直将我的微观—宏观研究视为我的巅峰之作，这也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我与西德尼·温特合作撰写的关于客户市场的论文，以及与罗伯特·波拉克合作撰写的关于优化储蓄的论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变得颇为重要。）但无论它们有多重要，其创作过程都不需要大量的理论想象力，即真正的创造力。它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见解，这十分令人欣慰。但是，它们并没有提出新的国家经济大图景，例如里昂·瓦尔拉斯、欧根·冯·伯姆—巴韦尔克、约瑟夫·熊彼特、克努特·维克塞尔、弗兰克·奈特、弗兰克·拉姆齐和凯恩斯等人所构想的国家经济大图景。经济学家过去常常构思一个新的经济观点，以补充或取代已有的一些观点。（我想补充的是，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学家并非历史人物—我的老师威廉·费尔纳曾深入研究过伯姆—巴韦尔克的理论，我的朋友保罗·萨缪尔森是熊彼特的学生，还有了解我和我的作品的乔治·斯蒂格勒则是奈特的学生。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观点相对立的结构主义观点，并相信人们可以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这似乎标志着我在理论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衰退是一种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衰退，这让我想到除了凯恩斯主义中的总需求，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失业率，比如希克斯的IS—LM模型中的力量。在一些非货币模型中（尽管不是在凯恩斯模型中）出现的力量，也可能会改变“均衡失业水平”（自然失业率水平），即均衡路径或“正确预期”路径所要达到的水平（如果没有其他结构性力量使其偏离该路径。
我对于模型的第一次尝试是为纪念约翰·希克斯爵士在奥尔堡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0文中提到，在两部门模型中，资本品的实际价格是失业率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我与西德尼·温特为微观基础会议合作撰写的关于客户市场经济的论文中介绍的溢价是决定失业率的另一个因素。
当然，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我有幸说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博士生和我以前的学生来帮忙：云天德帮助我建立费尔普斯—温特模型之外的建模型，乔治·T.卡纳吉尼斯完成了进一步的建模工作，吉尔维·索伊加帮助我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统计测试。逐渐地，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撰写一部能综合概述我们工作的专著上。
1990—1994年，我与团队一起致力于开发就业率的非货币模型，并对其含义进行了统计和检验。我还就这些含义和检验结果撰写了一部专著。这本书为《结构性衰退》，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迈克尔·阿伦森和一位出色的文字编辑凯特·施密特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对《结构性衰退》这本书的热情很直观地体现在精简和改写的序言中。
失业率的某些短期和长期波动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不是由形势判断错误或预测失误引发的工资和价格失调问题。在失业的均衡路径背后，一些诸如辞职或怠工倾向、懒惰的滞后影响，内部人—外部人关系、福利补贴、寻租集团、金融市场中的资产与负债因素以及社会的基本结构等非货币因素通过非货币机制发挥作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本书提出了一种新范式……失业率的均衡路径总是接近于自然失业率……但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自然失业率可以变动！……自然失业率可被视为经济系统真实结构的一个函数……该分析旨在确定自然失业率如何取决于这一结构，包括真实部门需求、要素供给和技术、税率、补贴和关税。
理论模型
《结构性衰退》一书的核心理论提出了典型发达经济体的三个简单但完整的模型。其中，第一个模型如我刚开始提出的模型一样，是围绕劳动力市场的转换培训或激励工资模型建立的，然后用“跨期”重新阐述，并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标准处理方法进行了完善。其中一项主要发现表明，“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不仅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而且会随着实际利息成本的降低而上升”。此外，该解释还包括：
在所谓的需求悖论中，……对消费品产出的需求增加……并不能诱使企业雇用更多员工；由此提高实际利率r和降低相关实际资产价格q，需要消除过剩的消费需求，产生了一种逆向效应，即削减对新员工的投资，从而增加均衡失业率，并最终导致产出和消费缩减。此外，“直升机式空投公共债务”这样的“公共债务刺激”调控可以使消费者感觉更富有，但这实际上会推高实际利率，从而导致总失业率上升。
通过对这一模型的讨论，我们最后指出：“短期内，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在经过本文探讨的结构性渠道转变为单一方向的净紧缩力量之前，通过凯恩斯主义渠道带来就业增加和产出扩张。”
第二个一般均衡模型是围绕费尔普斯—温特的产品市场模型建立的，它与卡尔沃—鲍尔斯的劳动力市场的怠工模型和布兰查得—亚里的资本市场模型相结合，形成了另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尽管这个模型相当复杂，但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分析工具。消费品的一般均衡产出和资产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可以这么说，需求价格曲线（公司对每个消费者的赋值）与边际供给价格曲线的交点决定了消费者影子价格必须有多高才能达到既定的总产出。借助这个工具，我们可以确定冲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总需求的增加会通过股票实际价格的下跌带来实际利率的上升……此外，这种影响使需求价格低于供给价格（之前与之相等）。根据我们的弹性条件，这一差距只能通过减少产出来弥补”。关于这一模型的最后一个小节讨论了供给冲击。
这组工作模型中的第三个模型是一个两部门固定投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都需要劳动力—生产消费品需要资本，而生产资本品不需要。这一特点让人联想到奥地利学派领袖欧根·冯·伯姆—巴韦尔克提出的资本理论工人辛勤种植葡萄，葡萄酿造出美酒。
在使用标准相图对模型的动态进行分析后，我们研究了冲击对该经济体的影响，即“凯恩斯难题”。假设经济一直处于某种稳定状态或稳定增长状态，我们就可以解释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未来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变化的。
一些与消费相关的早期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如果政府通过“直升机式空投”的方式增加政府债券，提高了公共债务水平D，模型会发生何种变化？分析表明，资本货物的价格q会立即下降，随后资本存量K也会下降，当逐渐接近新的静止点时，q（在立即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降。q的下降使衍生的劳动力需求下调（影响远超任何使其上升的力量），进而使企业愿意提供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产生寒蝉效应，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从而降低了该行业的就业率和整个经济的工资率。
《结构性衰退》一书也提出了一些投资相关的问题：如果衡量当前劳动力增长水平Λ的指数增长率的参数λ突然增加，表示更光明的未来很快就会被纳入预期，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分析表明，在当前，资本货物的价格q在λ增加时会突然下降。“q的下降对就业的近期影响是收缩性的……稳定状态下的q也明显下降，甚至比冲击后的q还要低”，因为资本存量K无法跟上Λ的更快速的增长。21在过去的40多年里，西方见证了相反的情况：当Λ在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放缓到接近停滞时，K相对Λ的增长却很容易，直到接近资本饱和。
我继续分析并指出，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模型中，“消费品支出的意外增加在推高实际利率的同时，也会导致资本货物的实际价格的暴跌，从而使自然就业水平和实际工资都大幅下降……而用于资本货物产业产出的公共支出增加，会导致实际资产价格上升，（令人惊讶的是）实际利率下降，从而使就业率和实际工资大幅上升”。
在这两个例子中，凯恩斯理论只在资本货物支出方面与结构主义理论一致，而在消费品支出方面并未与其达成共识。我在书中回忆道：“20世纪30年代初，凯恩斯曾提议建设公共工程项目，将其作为在英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拉动就业的最佳或次佳途径。后来，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了总需求上。”另外，哈耶克认为，增加消费支出会造成经济紧缩，而不是扩张。但他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他似乎认为所有的财政刺激措施都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没有从结构主义理论的角度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
我在这里介绍的三个现代模型都代表一种单一而独特的资产，然后它们被整合成一个类似于实体经济的多资产经济的单一经济模型。这个综合模型由9个方程中的9个变量组成。正确的解决方法，即预期的均衡路径是正确的，决定了r、u、v、三个q和三个状态变量。由于这个结构主义模型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因此它可以用来预测各种冲击或情况的后果。
剩下的步骤是通过固定资本投资、客户投资和员工投资，将综合模型的经济体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的。完成后，我们就可以估算模型中因果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重要性：失业方程（包含实际利率）和实际利率方程。
这只是一个理论。我们还需要知道这种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经济大萧条和繁荣方面是否与凯恩斯理论具有同样或更强的能力，这一新理论能否像凯恩斯理论一样或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对新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然而，事实更为复杂。尽管据估计，凯恩斯主义的两种工具的直接影响是降低失业率，但同一统计研究发现，这两种工具因影响实际利率而间接影响了失业率：刺激措施会提高实际利率，而实际利率又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当然，在一个小型经济体中，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行利率决定的。在一个足够大的经济体中，其实际利率可能会上升或下降，这些间接影响可能会抵消直接影响，甚至超过直接影响。这一新理论的另一部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讨论了“实际汇率和加价的行为”。
正如《结构性衰退》一书中所解释的：“在同样的条件下，公共支出和公共债务的全国性增长在国外并不具有扩张性，这与采用浮动汇率制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相反。为谨慎起见，我们需要暂时搁置凯恩斯主义方法，转而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因此，在这一更为全面的分析中，凯恩斯主义工具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消失殆尽，而结构主义力量得以崭露头角。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在庆贺声中走向尾声。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写的：“回顾前面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自然会感到相当满意。”
这些新的理论发现解释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的发展：“公共债务的增长……全球公共支出水平的显著增长，以及世界实际利率的增长……这些冲击推动了均衡失业率的大幅上升。”
·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著
何志毅张占武译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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