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距离李嘉诚家族出售全球港口资产引发“卖国”争议仅一周时间，李泽楷突然现身北京参加高层会议的消息引发舆论震动。从央视新闻画面中可见，这位李家次子发言时眉头紧锁、目光紧锁手机屏幕，与两年前他在类似场合的拘谨状态形成微妙呼应。
李泽楷
3月23日上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为期两天，主题为“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中外嘉宾将围绕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改革激发增长新动能、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官网发布的信息，盈科拓展集团创办人、主席李泽楷将作为主要中方代表出席会议。而李泽楷还有一重要身份，系香港首富李嘉诚次子，号称“小超人”。
在家族企业因228亿美元港口交易陷入政治风暴的敏感时刻，这场北京之行显然超越普通商务行程，折射出百年未有大变局下香港资本巨头的生存困境与战略调整。
李泽楷此次北京之行的背景极为特殊。自3月4日长和集团宣布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等43个战略资产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以来，这场交易便从商业行为演变为政治事件。香港特首李家超公开质疑交易“是否存在外部势力胁迫”。
作为交易实际操盘手，李泽钜虽出面解释“变现投资”意图，但公众对其“嗅到风险提前套现”的质疑愈演愈烈。
在此背景下，李泽楷的北京行程至少释放三重信号：其一，李家试图通过最高规格的政治场合展现“爱国”姿态，缓解舆论对“资本外逃”的指控；其二，香港商界与中央沟通机制出现断层，李泽钜辞去政协常委后，次子被迫承担起政治对话功能；其三，面对港府援引《国安法》介入调查的威胁李家亟需在交易最终审批前争取政策斡旋空间。
李泽楷的北京之行，实则是李氏商业帝国战略矛盾的集中爆发。自2013年起，李嘉诚“脱亚入欧”的资产腾挪就备受争议，但此次港口出售触及三大核心问题：
地缘政治红线：巴拿马港口掌控全球21%中国海运贸易通道，涉及华为5G设备、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等战略物资运输。
这类关键基础设施落入美资之手，直接威胁中国供应链安全。正如港澳办通过官媒强调的，此类交易已触及“国家利益”底线。
资本伦理争议：李家累计向内地捐款超300亿，但其“经济爱国论”与当下社会对“政治忠诚”的期待产生鸿沟
代际沟通断层：李泽钜辞任政协常委后，李家失去与中央的直接对话渠道，这种“去政治化”策略在太平时期无碍，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2025年，直接导致舆情危机时缺乏官方背书。
李泽楷紧锁的眉头，恰是香港过渡型资本困境的缩影。其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或是实时变动的舆情监测数据，或是亟待回复的监管问询——这种技术官僚式的焦虑，揭示出三个更深层矛盾：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撕裂：李氏港口网络本是香港“超级联系人”地位的实体支撑，但当其将资产转为流动性更强的金融形态，既失去地缘政治筹码，又难获国际资本信任。贝莱德财团在交易宣布后股价波动3.2%，显示市场对交易可持续性的怀疑。
商业理性与政治考量的冲突：长和集团强调交易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但在“新冷战”阴影下，关键基础设施的产权归属已成国家安全议题。正如港府暗示的，不排除以“外部势力干预”为由叫停交易。
面对多重压力，李氏家族的应对策略将深刻影响香港资本流向：若坚持完成交易，可能引发更严厉的监管反制；若中止交易，则需承受巨额违约成本。在此背景下，李泽楷的北京之行或成转折点：
建立制度性沟通机制：参考中信集团等驻港央企的“双轨沟通”模式，在保持商业独立性的同时设立专职政治联络岗位，避免再陷“舆情爆发才灭火”的被动局面。
资产组合的战略重组：将出售港口所得部分用于粤港澳大湾区新基建投资，既能对冲“资本外流”指控，又可获取政策支持。2025年正值横琴封关运作关键期，此类投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
价值观的主动融合：学习霍英东家族将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的经验，例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一带一路”港口人才培养，在商言商的同时展现政治担当。
当李泽楷步出北京会场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家族企业的存续危机，更是香港资本历史角色的重新定位。在“爱国者治港”深入实施的当下，纯粹商业逻辑已难自洽。此次风波揭示的，既是李氏帝国的转型阵痛，更是整个香港商界在百年变局中的身份重构——资本不仅要计算ROI（投资回报率），更要考量PSB（政治安全边际）。李泽楷手机屏幕上的数据流，终将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而香港资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商业理性与国家利益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来源：第三纵队
（转自：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