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曹 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船闸”的国家。
秦灭六国后，秦王南征百越，秦军在穿越今湖南、广东、广西交界的五岭地区时，被逶迤的山势所阻，大军辎重困阻难行。于是，秦王毅然下令劈山凿渠，要打造一条运河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闻名遐迩的“灵渠”由此诞生。然而，由于灵渠选址在长江支流湘江与珠江支流漓江的分水岭处，水位落差大，航运条件恶劣。为解决“悬流百仞，舟楫不通”的难题，匠人们开创性地修筑了“斗门”——一种依山势设闸蓄水、开闭间调控水位的船闸系统。
“斗门”又称陡门，是现代船闸的早期形态。范成大追忆自己由广西入蜀道的见闻时，撰写了风俗著作《桂海虞衡志》，其中就有一段关于“斗门”的详细记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斗门”以木石为基蓄水、引水的巧妙原理：“渠绕兴安县，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俟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彼时，船只进入闸室后，关闭上游闸门，打开下游闸门，逐步放水可使船只平稳下降；反之，船只从下游向上游航行，也可通过蓄水使水位上升。这种设计简单高效，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运河亦应运而生。
相传灵渠竣工后，奉命驻守渠堤及陡门的官兵携家眷在当地定居，世代繁衍生息。其后裔以驻守之地为姓，遂有了“陡门”一氏，逐渐又简化为单姓“陡”。这一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被认为是“陡”姓的历史起源之一。此外，因灵渠沿线设有众多陡门以调节水位，当地人也习惯性地将其称为“陡河”。作为沟通桂湘两地的水利枢纽，这条“陡河”在古代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功能，一度是“桂湘走廊”的命脉所在。
隋唐时期，京杭运河“千里舳舻，商旅不绝”，陡门技术也随内河航运的勃兴，从灵渠山野步入中原水网。记载了大量典章文物和逸闻轶事的《东畬杂记》中曾提及，隋唐京杭运河沿线应用陡门控制水位、取水泄水，其闸室由石砌成，闸板是“叠木式”，可依潮汐、雨旱灵活启闭。当时运河“北通涿郡，南至余杭”，陡门则如枢纽般缀连江河，使“吴盐蜀锦，昼夜星驰”，南北文化也因此“舟楫往来，血脉交融”。慢慢地，陡门又从单一闸室发展为多级联控，并采取了“竹络装石”“铁榫固闸”等多种方式加固结构，陡门愈发成为往来通衢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
时至北宋，江南水网密布，船舶“帆樯如林，万舸争流”，陡门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河工高超为代表的匠人们承古开新，设计了先进的“复闸系统”——上下双闸室连环运作，辅以“澳塘”蓄水调节。此外，还衍生出了“潮闸依月汐启闭”“梯级船闸逐渐升降”等诸多技术变体，陡门的设计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合理，使用效率也进一步提高。随着江南水网进一步扩大，以及大运河的多轮维护和扩建，宋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河航运网络，船闸也在航运、水利管理和农业灌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明清时期运河以及陡门的管理臻于精微，据《明会典》记载，运河沿线设闸官、坝官百余人，职司“启闭蓄泄，典守堤防”，负责详细记录过闸船舶数量、水位刻度及闸板损耗。清雍正年间更推行了“考成法”，以“漕粮通行无滞”为目标，履职不力者轻则罚俸、重则革职。傅泽洪的《行水金鉴》集合了历代治水精要，也曾提到“岁修”等陡门维护保养机制，譬如春巡疏浚闸底淤沙，夏巡加固木石构件，秋巡查验蓄水澳塘，且每巡必“夯土验木”——以糯米灰浆填补闸墙裂隙，用桐油浸煮松木为闸板防腐。北京通州大运河博物馆的大量馆藏，见证了那些“毫厘定乾坤”的营造智慧，也见证了大国工匠的千年传承。严密的制度与精良的技艺，使得明清运河“帆樯蔽日”，丝绸、瓷器、盐铁、茶米得以借水道北供京师、南输海外。陡门的艺术，俨然已从“治水之器”升华到了“治国之道”。
及至当代，中国的船闸技术已然跻身世界前列，且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和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不仅在工程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在智能化、节能化、绿色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诸多国际水利工程项目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帮助周边国家以“静水深流”之姿平衡水力发电与航运需求，驯服洪峰“猛兽”、润泽万顷良田，在推动世界航运事业进步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美美与共”的文明胸襟。
从灵渠陡门的一闸一斗，到三峡巨闸横锁长江、千闸互联，闸起闸落间，流淌的是江河湖海，凝聚的是中华智慧，展现的是天人之道：它始于“通”而达于“和”——通舟楫、通经济、通文明；和水利、和生态、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