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前线理论圈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态悄然滋生，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更加多样，呈现出腐败主体隐匿性、载体间接性、兑付时差性和手段规避性等突出特征。
新时代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所指出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其中，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态悄然滋生，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更加多样，呈现出腐败主体隐匿性、载体间接性、兑付时差性和手段规避性等突出特征。
从腐败主体看，呈现出前台到幕后的转变。
与传统腐败不同，腐败分子逐渐从前台退居幕后，让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利用自身影响力贪腐，或者让与自己关系密切、信得过的远方亲属、秘书司机、商人老板冲在前台，当“白手套”“代理人”“中间人”等，形成“我办事、他收钱”的敛财模式。
从腐败载体看，呈现出由传统财物向财产性利益转变。
对于收受传统财物的行为，贿赂性质和数额比较容易确定。但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中，收受股份、享受有偿服务、承诺预期收益等情形不断增多，这些财产性利益具有较大的变动性、不确定性。
比如，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近年来，收受原始股、干股、隐名入股、参与分红等涉及股权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由于金融市场处于复杂变动中，资本市场瞬息万变、股份价值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状况不断变动，对这些股份数额的认定尤为困难。
从腐败时间看，呈现出由即时兑付到期权腐败的转变。
主要表现是腐败行为不再采取即时兑付、一步到位的直接权钱交易，而是采取分“两步走”的做法，在党员领导干部为行贿人牟利后，约定在某个时间（比如退休后）给予相应的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形式也不局限于财物，有的以退休后接受私营企业聘用、安排家属挂职吃空饷等形式出现。由于这种贿赂行为具有一定的“时差性”，给查处带来了很大难题。
从腐败手段看，呈现出由直接谋私贪腐到间接行权的转变。
在传统腐败行为中，领导干部利用自身职权牟利往往表现为直接打招呼、干预的形式。但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许多腐败分子采取站台、参加饭局、暗示等形式提供帮助，通过心照不宣的方式行使权力，呈现出非直接性的特点。
此外，腐败行为与民事行为、市场交易相互交织，披上“合法外衣”。许多腐败行为不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更多的是职权与市场因素掺杂渗透，行为性质难以甄别。
有的通过高息放贷、入职领薪、房产买卖、投资入股、合作经营、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利益，通过市场行为打破传统利益输送的纯粹性。
上述新特点新表现使发现和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难度加大。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易发多发，原因是多方面的。
简言之，从制度层面看，一些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尚不完善，给权力设租寻租留下空间；从文化层面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错误思想观念仍有市场，模糊是非边界、侵蚀社会风气；从责任层面看，部分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不到位，应对腐败的有效方式不多等。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原因是复杂的，查处也更加困难，但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腐败路径如何精心设计，其权钱交易的本质不会变，必须增强打击力度，完善打击手段。
作者：唐宝全，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节选自《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基本特征和防治路径》，《前线》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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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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