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德国政客们为赢得下个月举行的联邦选举而争论的内容，你可能会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那些不肯工作但领取福利的人是造成德国经济和预算困境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个令人沮丧的论调有可能分散人们对德国面临的真正挑战的关注，同时还会丑化移民并助长公众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
在公共开支受制于过于严苛的财政负债规定之际，德国人对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数百万新抵达难民的融入问题感到担忧，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这一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在眼下的竞选活动中，基于生活状态调查结果给予长期失业者的收入补贴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和政治替罪羊）——这项补贴计划德语称为Bürgergeld，即“生活补助金”，每年耗资约500亿欧元（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这个经济保障网目前共覆盖550万人，其中近半数是外国人，包括许多逃离乌克兰和叙利亚等战乱国家的人。（作为参考，德国目前总人口大约8300万）。
德国失业人口数据
德国领取长期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过去二十年间有所下降，但2023年乌克兰难民抵达后出现回升。
来自基民盟(CDU)/基社盟(CSU)阵营的保守派候选人、在德国下任总理竞选中暂时领先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表示，他将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用更严格的“基本社会保障计划”(Grundsicherung)取代生活补助金计划，从而给财政开支腾出空间，为企业和劳动者减税。来自乌克兰的新移民将不得不忍受下调的待遇，而不愿工作的人将彻底失去福利补贴。
与基民盟一样，政策主张偏向商界的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人士也提出，应强制要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从事公益劳动，比如清扫公园和火车站，或到幼儿园和学校做帮工。就连社会民主党(SPD)也在试图对拒绝工作的救济金申领者采取强硬立场，而该党2023年曾牵头对长期失业救济金计划（即之前的第四阶段哈茨改革方案）进行改革，提出优先进行职业培训，而不是强制失业者接受给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德国宪法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且禁止对不配合的人实施过于严厉的经济处罚。但主流政党担心，如果他们看上去太屈从于此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导致他们倒向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除了主张强制驱逐移民（德语称为“remigration”）之外，另类选择党还主张在德国工作不满十年的外国人不应享受生活补助金待遇。
我并不是说政治家们应该忽略这个话题——沉默只会让另类选择党得益。相反，我呼吁进行更细致的讨论。遗憾的是，这场辩论目前存在与事实脱节的风险。
德国去年的就业人数约为4600万，创下历史新高。虽然失业率已回升至6%左右，但仍远低于二十年前社会民主党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执政的时候，当时施罗德批准通过了所谓哈茨劳动力市场改革计划，宣布“在我们这个社会懒汉不享有权利。”（这些改革带来的结果包括缩短将失业救济金与以往收入挂钩的时间范围，并对长期失业者降低了统一福利金标准。）
过去几十年间，领取生活补助金/第四阶段哈茨改革福利金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他们的身份构成也有所变化：其中约47%是外国人，而2010年这一比例只有20%。
最大受益群体及国籍构成
德国/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土耳其
资料来源：联邦就业局
在 550万生活补助金计划受益者中，虽然德国人仍是多数，但进入德国的乌克兰人和叙利亚人也占了不小比例
不过，550万的总人数虽然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因为这个数字里有大约180万是儿童，另外约有200万是因为各种情况而无法工作的成年人，包括照顾孩子或年长的家人、在继续深造或生了病，或是虽有工作但收入太低、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这样算下来，目前理论上可以工作但尚未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170万，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有健康问题或不具备某些行业的就业资格。
虽然这些福利2024年因生活成本上涨而增加了12%，但今年不会上调，而且发放的金额并不算丰厚；一名独居的成年人每月可领取563欧元，家庭可领取的金额要多些，还有房租和取暖补贴。
学者们表示，领取救济金在经济上并不比工作更划算，一部分原因是最低工资标准也上调了。领取救济的人常常对靠国家施舍感到羞耻，而且只有少数人不遵守相关规定。2023年，约有12.8万人（占领取者总人数的2.6%）因错过就业中心的预约等违规行为受到处罚，而在截至2024年8月的12个月里，约有2.2万人因拒绝接受分给他们的工作而被削减了福利。社民党联合领导人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上周警告说：“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领取生活补助金的人都很懒惰。”
随着婴儿潮一代即将大批退休，德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未来几年将会萎缩，而目前德国就业岗位已有超过一百万空缺。因此，帮助长期失业者找到工作非常必要；这样做还能确保纳税人不会再感到不公平，同时能增强对移民的支持，因为德国需要更多的移民。
要求那些靠纳税人支持的人从事公共领域的工作（东北部城市施维林目前正计划这么做）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这类项目可能需要额外的开支和人力来管理，并且有可能分散求职者的精力，使他们无法通过培训获得必要的技能。
总体而言，德国在帮助新移民融入劳动力队伍方面做得不错，虽然有些时候进展缓慢。比如，在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群体中，截至2022年约有64%的人找到了工作。在2022年抵达的100多万乌克兰人中，许多人一旦从业资格得到承认、学了德语并解决照看孩子的问题（这事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他们也会找到工作。
由于德国宪法限制政府增加财政负债，现已瓦解的三党联盟在开支优先顺序的问题上经常争执不下，包括生活补助金开支。如果德国能先控制住社会开支，梅尔茨不排除对所谓的“债务刹车机制”进行改革。然而，长期失业福利（及其管理事务）在联邦预算中的占比还不到10%，比养老金支出还要低。
德国实行“现收现付”式退休制度，即当前在职的劳动者为已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因而，需要从财政预算里向其注入大量资金。德国必须制定政策，让为退休进行储蓄的人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能减免税额，从而减轻给国家养老金的压力。德国还应关注帮助兼职劳动者（通常是女性）以及临近退休者增加工作时长，并采取措施减少急剧增加的病假天数。
对于正在竞选的政治家们，或许不应奢望他们更多地谈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出于民粹主义立场对移民和穷人进行抨击。但是，下一届德国政府很快就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撰文/彭博新闻社 编辑/宋祉奇 译/许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