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在大东区善邻路与黎明四街交会处西北角的黎明四街2号，过去，此地叫三家子。原奉天兵工厂子弟小学——静远学馆校址就在这里。如今，静远学馆旧址还遗存一栋日式二层小楼和几间平房，这曾是沈阳最早的工人夜校。
静远学馆及其延伸影响，对沈阳早期革命活动与抗日斗争有很重要的意义。
创建者叫杨一辰，而静远学馆则取自他的另一名字——杨静远。对于这位革命前辈，我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他是山东金乡人，在济南时积极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的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由邓恩铭、丁君羊介绍入党。也就是说，他是与王尽美并肩作战的战友，而王尽美是我的老家诸城人士，是我自小熟悉、敬仰的革命先辈。1929年1月，杨一辰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4月越狱后来到沈阳开展工人运动。这一年7月，刘少奇被派到沈阳主持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由于杨一辰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刘少奇便指示杨一辰到东三省兵工厂开展工人工作。当时的东三省兵工厂拥有工人37000多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11月，杨一辰在兵工厂北面三家子（现黎明机械公司204宿舍区附近）工人居住区租用了两间民房，办起一所“私塾学馆”。他白天教工人子弟读书，晚上为工人上课，在兵工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1930年1月，他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到北宁路关外各站发动和领导铁路工人“花红”斗争，静远学馆由郝俊夫接替。
在东三省兵工厂的铆工梁永盛，便是静远学馆的常客。有时，还带着他10岁的儿子梁贵玺参加学习。1930年8月，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兵工厂党支部核心骨干和杨一辰当时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在杨一辰离开后，梁永盛依旧坚持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发展了吴国发、孙熙凤、郭庆生、乔兰亭、马同业、杨书田、张明入党，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兵工厂地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按《五三工厂志》记载：1932年，后来赫赫有名的抗联将领李兆麟（时任奉天团特委青年干事）也曾到兵工厂发展党团员，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在兵工厂厂南的庞家伙房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点。而李的胞妹李兆宾后来曾化名张筱兰，在兵工厂从事地下工作。当然，李兆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的实际领导者。1932年3月间，各武装首领在三家子村（今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乡）陈楚英院内召开联席会，李兆麟主持会议并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司令为苏景阳（辽阳二区区长），他虽答应抗日，但又怕受牵连，始终没出面。李兆麟在抗日的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先有梁永盛、后有李兆麟，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一个反满抗日中心点在已被日伪改名为奉天兵工厂的东三省兵工厂形成，与城外的抗日义勇军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梁永盛向上级党组织建议从兵工厂弄些枪支支援抗日义勇军。
1932年3月的一个夜晚，梁永盛披着条破麻袋，腋下夹着铁锤，来到小东门附近，发现一个日本兵，便从背后摸过去，抡起铁锤，对准其脑袋砸下去。日本兵倒地，他夺得短枪一支。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把兵工厂的大批枪支弹药装上十辆汽车，连人带枪运到抚顺和长白山，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抗日义勇军最缺的就是枪支弹药，该想法若能实现，无疑将大大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了实现抢夺兵器库的计划，他用了两个月时间精心安排和准备，把兵器库的管理员发展成自己人，从工人当中训练了30多名夺枪的骨干力量，秘密商定了夺枪方案。遗憾的是，这一行动最终夭折。后来，当过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湘谈此事时说：“1932年4月22日，我曾与兵工厂几名工人谈话询问过此次抢枪斗争的准备情况。工人们说，当时有300多人急切要求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抗日。兵工厂的工人知道枪支弹药的详细书目，放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夺取。如果当时党组织敢于去领导，抢枪斗争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奉天特委负责人，当时没有大胆去领导这次夺取武器的斗争，结果把机会错过了。”夭折的原因，便是行动计划未获得上级党组织的批准。
梁永盛的计划，也不能说一点都没实现。后来，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了30多名技术好的工人直接参加了义勇军，帮队伍修理枪械；还派党员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远赴江西兴国官田兵工厂，参加了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建设。
当时，浓浓的反满抗日情绪使兵工厂形成了一股抵抗的暗流。
这与日本人的残暴压制有一定关系。像学徒工王佩武，只因操作失误伤了日本监工便被扔进“狼狗圈”喂狗，由于狼狗吃饱了，才保住性命。王佩武是幸运的，但多数被扔进“狼狗圈”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而且，工厂里像掉手指、伤胳膊、砸断腿这样的事故，更是时常发生。如此高压气氛和恶劣环境，完全是对日本人积攒仇恨与引发反抗的节奏。工人们破坏、怠工行动常常有，在一段时间内兵工厂所属枪弹厂的总废品率高达40%，便是由工人暗中反抗所致。在兵工厂，中共党团员从事地下工作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
抢粮事件，就在兵工厂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上千名工人到兵工厂粮栈抢粮，给日本人一个下马威。第二次是在1932年4月的一天，梁永盛组织领导了这次抢粮斗争。这次抢粮，规模很大，有上万名工人参与。当时，日军为扩大侵略到处搜刮劫掠粮食。由于奉天兵工厂粮栈被封，上万名失业工人既无处领粮，也无钱买粮，生活无法维持。而这个粮栈是利用工人年终的“花红钱”办起来的。根据上级指示，梁永盛等秘密串联，在某日上午9点召集成千上万名工人涌至粮栈。原本想派5名工人代表跟日本人谈判，但还没等谈判开始，工人们便一拥而上，砸开粮仓。人群越聚越多，甚至连过路的行人也纷纷加入到抢粮的大军中来。日军调来大批军警，但面对如此规模的抢粮人群也不敢开枪，束手无策。抢粮行动持续至晚上6点，整个粮栈30多个粮仓被一抢而光。抢粮事件震动整个沈阳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后，奉天火柴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砸了本厂粮仓，抢光了粮食，还有上千名工人闯入南满站，把日本从大连运来的军粮给抢了。这些行动给予侵华日军以重重一击。
说起沈阳庙会，在早年间规模最大、最热闹的要数天齐庙会。天齐庙（又叫东岳庙）如今已经没有了，原址在大东区小东路。
资料记载，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初一，是天齐庙会，沈阳城内男女老少纷纷云集于此，附近农民也在天刚亮时便从四面八方赶来。那绝对算是当年的大场面，甚至一些来还愿的人，从小东门起就一步一磕头，磕到天齐庙，虔诚至极。193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奉天特委印制了《告奉天工农劳苦群众书》等传单，要各基层党支部散发。梁永盛决定利用好天齐庙会这个大场面，通知10多名党员及兵工厂工人来“逛庙会”。5月3日，他带着大儿子梁贵玺去“逛庙会”。在小东门稻香村，他让儿子买两盒点心，将传单放进点心盒里。他让儿子拿了一盒点心走前面，告诉儿子有人搜查就摸鼻子。他们顺利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梁永盛将传单分发给参加行动者并给每人一小包白灰，要他们在被人发现时撒白灰来眯对方的眼。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起来。一张张传单在人们手里传阅。这引起了日伪警特的注意。梁永盛发传单时被“便衣”逮捕了，押至大东关的伪警察二分局。同样在庙会散发传单的魏国荣、乔兰亭、马同业见梁永盛被捕，赶紧到梁家报信，可警特已包围了梁家。魏、乔、马和梁永盛的妻子、大儿子梁贵玺以及才两岁的小儿子，均被捕。
在日伪监狱里，梁永盛一次次地承受着敌人的皮鞭、铁链……种种酷刑。
“你的同伙是谁？”
“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我的同伙！”
不管敌人如何拷问，梁永盛的回答只有这样一句。
据由梁永盛发展的党员吴国发后来回忆：“梁永盛被捕后，我到狱中去看他两次。第一次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得知敌人对梁永盛采用灌辣椒水、灌火油（煤油）等酷刑。我第二次去看他，得知敌人对他用了更加残酷的刑罚——用刀刮肋条。梁永盛身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两肋上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忍不住痛哭失声。梁永盛两手用力把住铁栏杆，支撑着身体，对我说：‘四哥，你放心吧，打死我、刮死我，也不出卖你们。’”
在今天，我们已没法想象他所面对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只是知道他在家与国之间做了一个最艰难的选择。辽宁社会科学院穆忠德，在一篇写梁永盛的文章中还提到一件事：梁永盛未满两岁的小儿子入狱不久，由于妈妈上火没有奶水，加之狱中阴暗潮湿，不幸死在狱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