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很温暖
青海省话剧团团员在北京的合影
张筠英
1973年年末,雪后初晴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愿望实现了,弦和的户口终于在派出所登记好,他说:“现在我是北京人了,可以踏踏实实地为文工团工作了!”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当话剧团团长,抑或后来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团长,每次下矿慰问演出他都去,每次装台登高爬梯他都上。刚调回北京时,弦和不满二十九岁,一次他不慎从梯子上摔下,中午跑回家小声对我说:“我去睡一会儿,如果下午爬不起来,你再送我上医院。”结果下午一点多钟,他竟然一骨碌起了床,开心地说:“好了,没事啦!没事啦!”我长舒一口气:“你真是要吓死人!”“我生怕自己摔坏,刚回北京再残疾了……那我上班去了,还要连排呢!”
那时候,话剧团正在排《艳阳天》,由于弦和刚进团,被分配的角色是仅有一句台词的气象员,而后又饰演一名中农;在青海省话剧团,他饰演的是一号男主角肖长春。无论什么角色,他都认真对待,细致准备。又过了些天,他被调整为肖长春B制,不久又被调整为A制。话剧团在门头沟演出时,李丁老师休探亲假,他一回京就跑到我家,说要看看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艳阳天》和青海省话剧团的《艳阳天》有什么不同。
李丁老师在我家吃饭时,还闹了个小笑话。大家围坐在圆桌前吃得正香,李丁老师说了一句:“你妈妈做的菜真好吃。”姥姥眯起眼睛,笑着问他:“你六十几岁了?”他一惊:“姥姥,我还不到六十呢!”“哦,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等到第二天,我准备送他去门头沟车站,吃午饭时姥姥又眯起眼睛打量他,问:“你六十几岁了?”他赶忙说:“姥姥,我不是说过我不到六十吗?”“哎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记性不好,不过你这头发真没剩多少啦!”李丁老师听后尴尬地笑起来。
第三天,李丁老师刚从门头沟回到城里,就给我打电话:“我看了他们演的《艳阳天》,也不见得比我们青海的强多少!”我挺好奇,问:“有什么问题呀?”他想了想,说:“主要是演员的交流问题,互相交流产生的激情少,感人的地方就少了!”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便说:“好,我一定告诉弦和,让他多注意。”
虽然调回北京工作,我们与青海的联系并未中断,我常形容弦和是“西宁驻北京联络站站长”。弦和说:“青海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青海学到了很多在北京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怎样融入社会、怎样和人交往。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多少会帮忙,吃喝拉撒都有人管,我不用操心;单枪匹马去青海了,什么事都得计划好,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为了买东西,我要和副食店的人打交道;为了吃面条,我要提前买好面粉,拿到街上跟人交换;为了吃肉,我要早早去排队;连给房间打隔断,都要自己动手……”
说到这儿,我想起第一次去青海,听说卖牛肉了,便拿着一个袋子去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售货员用青海话问买多少,我鼓足勇气说四斤,售货员手一挥让我走,我不知所措,愣愣地站在那里。幸好后面有一个从外地调来的妇女,她操着上海腔说道:“这里没有卖几斤几两的,你没看见他们是用斧头砍肉的吗?几斤几两没法卖,你只能用青海话告诉他一个数字,他就砍了。”
我说:“您替我说吧,两斧头行吗?”周围的人一听,都笑了。
好不容易买到几斤肉,我将其带回宿舍,分成四份:一份纯瘦的,用来炒菜;其余三份用来做大菜——红烧牛肉、咖喱牛肉和番茄牛肉。调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可算美餐了几天。
吃了几天好菜,弦和开始担心:“你走了我可怎么办?”我说:“我给你写个菜谱吧,就是日常的煎、炒、炖、煮。既有牛羊肉的大菜,也有西红柿炒鸡蛋、洋白菜炒面这类简单的菜……”说到做到,我真写了一个菜谱留给他。每当他们几个“单身汉”聚会时,他就摇身一变成为大厨,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瞿聚德”,这个外号是从北京的老字号“全聚德”演变而来的。可他调回北京五十多年了,我还没吃过他做的菜,每次一提及此事,他就有借口:“我做的没你做的好吃!”
虽说后来青海的物资供应日渐充足,但花样不多,凡是弦和朋友的家里有人结婚,都要他在北京帮忙买喜糖,特别是那些从北京、上海、天津调到青海支援建设的朋友。买糖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还好那时我已搬到地安门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附近有地安门商场,还有很多小商店。每次去买糖,我都会选十种以上:奶油糖、酥糖、话梅糖,巧克力口味的糖、带馅儿的糖、包装漂亮的糖……选完还得算算各买多少,开销要符合人家的预算,当然,搭点钱也没关系。
要是青海的朋友到北京出差,弦和一定会接待,那时不兴在外面请客,况且我们也不大宽裕,只能在家里做饭。一次,对弦和最好的张志方团长突然抵京,弦和得知此事时已是晚上六点多,他问张团长想吃什么,张团长说:“我就想吃北京的炸酱面。”家里没酱了,我赶忙拿着大玻璃瓶,和他们一起去买酱。售货员问弦和买多少钱的酱,他说十块钱的(当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十六元),售货员说:“您为什么不拿个大盆来,这大玻璃瓶只够装一块钱的酱。”张团长说:“弦和,看来你回北京后是什么饭都不做,什么菜都不买,还不如在青海时勤快呢!”
其实青海的朋友也经常给我们带羊肉和当地的“人参果”——蕨麻,他们依旧豪迈,一带羊肉就是半只。直至今日,我还是认为青海的羊肉品质最佳,一点儿膻味都没有,用白水煮,飘散的都是甜甜的肉香。
记得李丁老师八十周岁生日聚会时,请了很多在青海共过事的同事、朋友,不忘把我和弦和也叫过去。他说在那些无故受审查的日子里,弦和特别关心他,仍然把他当成老师来对待,他记了一辈子。弦和说:“一日为师,终生都要尊重。我第一次去青海,吃的第一顿饭就是您和贾老师做的清蒸海带卷,那味道,我永远都忘不了。”贾九霄老师笑了:“今天,我再给你们做一次。”李丁老师半开玩笑着说:“今天菜多的是,其实现在再做,也很难品出当年的好味道啦……”
从青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青海,那些难忘的事、难忘的人,留在记忆里的感觉,无比温暖。要是没有“青海——北京、北京——青海”这一笔,我和弦和的人生会缺少很多历练,也就很难像今天这般完满。不平静又略带缺憾的日子,反而给人生增添了很多色彩,让我们在日后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春、夏、秋、冬,一年就这样匆匆走过,即便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了,我们还会不时想起在青海的八年;特别是1973年,西宁与北京的春、夏、秋、冬,是变化的,也是让人笃定的;是操劳的,也是让人欣慰的。现在再回想,那个焦虑的春天,孕育着希望;那个闷热的夏天,点燃了热忱;那个收获的秋天,期待着团聚;那个温暖的冬天,消融了隔阂,快乐成为生活中最重要、最丰富的元素。或许正因为有过那么一段难舍难分,才让现在的生活变得心满意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吧,永远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