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舆论危机，处理不慎或将引发系统性崩溃。
儒家说“拿得起”，佛家讲“放得下”，道家称“想得开”——中国式企业家则需HOLD得住，面对舆论压力需要战略定力。
——吕良彪
2021年年底，司马南罔顾事实地炮轰联想“七宗罪”引发轩然大波。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当年郎咸平攻击一大批知名企业家们参与国企改制系“小保姆当上女主人”，出来与之公开“论争讲理”的民企老总顾雏军最终于2008年被判十年；被送进监狱关了七年有余。广东高院决定给予顾雏军四十余万国家赔偿。对此，有人在欢呼“庶民的胜利”——毕竟这是互联网时代群体围观与政府宏观需要妥协的产物；有人说是“羞辱性赔偿”——顾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损失如此敷衍即可？！还有学者慨叹只要郎咸平不道歉，民营企业家就不可能有信心与安全感。
郎咸平，台湾出生，香港长大，美国上学，回到大陆以左的面貌出现，有网友评价郎咸平乃“挑起民粹，迎合权力——披着财经专业外衣的另一个司马南而已！”当年的“郎顾之争”不仅把顾雏军送进监狱，而且把国企改革全面叫停；而当年的顾雏军因“郎顾之争”应对失当，不幸沦为成就郎咸平名声的祭品与权力滥用的受害者。
当下中国，舆情处置不当可能给企业和企业家本人带来巨大麻烦甚至灭顶之灾，典型者如悲情企业家顾雏军。而曾经过于高调的马云、王健林们，或是通过互联网再度咸鱼翻身的罗永浩、俞敏洪们，同样带给我们太多启发。
上：历史与社会的维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佬们没有出来站队支持联想及其创始人，而普通吃瓜群众则纷纷支持司马南。”——我曾经的同事张一君律师在《从司马南炮轰联想看公共事件的危机公关》一文中如此评述，他进而将司马南质疑联想的七个问题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合法性问题，即联想在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既包括程序与形式的合法，也包括实质上的公正与合法，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估值、改制对价（如支付金额、国有股占比等）是否合理、合规。
其余六个问题均属合理性问题，包括高管薪酬是否合理、高管中外国人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国家数据安全、联想供应商欠款是否存在爆雷隐患、5G股票没有支持华为、联想产品海外售价低于国内是否合理、与倪光南院士的历史纠葛问题，等等。
此番司马南“手撕联想”的背后“不过是多方资本的合力筹谋，利用国人朴素的爱国情怀做着自己的流量生意。相反，那些站在联想背后的各派大佬，由于众所周知却无以描述的原因，噤声观望，在思考着他们自己的未来。”显然，“改革引发的问题，应当通过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对改革采用否定、打压、攻击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温那位老人家的一番话：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下：社会与公民维度：中国式企业家如何面对舆论泡沫？
在处理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巨额国际投资纠纷（史称“达娃之争”）过程中，国内外舆论对于宗庆后先生所谓缺乏契约精神、国有资产流失、海外身份及偷逃税收三个亿之类的舆论指责一度也曾铺天盖地。2007年9月的最后一天，吕良彪律师与宗庆后先生经深入交流后达成合作意向，随后宗庆后先生专程赴大成签署合作协议。历经为期两年多的舆论战、并购战、法律战乃至政治战之后，双方签署和解协议——达能最终获三十亿人民币（起初主张五百亿）对价后，全面退出娃哈哈合资公司。
初次交流过程中，笔者与宗庆后先生结合影响深远的“郎顾之争”，对中国式企业家当如何防止“郎咸平式陷阱”、避免因应对负面舆情不当被人利用造成企业家入狱的“顾雏军式悲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与理性应对（此后司马难炮轰联想乃至莫言诺贝尔奖，不过在抄袭狼教授当年的套路）。吕律师专著《控制公司——基业长青的大商之道》结合自己所处理的达娃之争、李嘉诚先生旗下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诉某知名财经媒体案、韩寒诉方舟子案、方舟子诉罗永浩案以及华润、吉利、三一、蒙牛等知名企业乃至郭德纲德云社、李连杰壹基金等应对负面舆情的成败得失，提纲挈领地提炼与总结出理性处置舆论危机的十种基本模式及其综合运用。以下，是笔者与宗庆后先生初次交流时达成的共识：
中国处理问题“术不及道、道不及势”，凡事要看大势。大势是什么呢?是人民的名义和党的意志。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娃哈哈这样的中国企业，娃哈哈这样的民族品牌，宗庆后这样的民族企业家，被一个外国公司给弄垮了甚至给干掉了，无疑不符合党的“政治正当性”要求。所以，如果达能一直这样不顾及东道国的民族感情，一定是要出局的。但前提是您不能犯某些低级错误。
哪些低级错误呢?比如香港的郎咸平当年炮轰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国企改制是“小保姆当上了女主人”。当时被点名的倪润峰、张瑞敏等人，谁也没有搭理他这种类“碰瓷”之举。但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却组织人员与力量与之辩论，时称“郎顾之争”。--从“术”的层面分析，这一争论确实有其理性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诸如“冰棍理论”(即国有资产如夏天里的冰棍，处置不当、效益不好是会很快贬值的)等成果。从道的层面分析，这一论争也有效地扩大了顾氏的社会影响力。但从势的层面考量，发起这一论争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顾氏出头论争，无形中就将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对腐败与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仇恨情绪都引到自己身上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敌”。所以，顾氏的出事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没搞懂大的游戏规则，做了“政治正当性”的牺牲品。
吕律师对宗庆后先生说，您爱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说过我们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我希望宗庆后先生除了人大会上和最后欢庆胜利时，其他场合不要再亲自对媒体发表什么言论，因为他太容易被误读，而且有时往往是有意的误解。符合宗氏身份的话语内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品牌保护;第二，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第三，感谢各界(包括达能)对娃哈哈的帮助。除以上战略分析之外，笔者从战术上建议宗庆后先生必须逐一排查身边的法律风险点:
第一，和党的关系搞清楚了没有？也就是企业改制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产权不明或侵占国有资产的问题。特别是娃哈哈商标的原始权属问题，娃哈哈集团改制是否已依法取得该商标。
第二，跟资本家的关系搞清楚了没有？也就是是否拿过达能的钱，尤其是数额较大的钱。因为据我所知，当时达能已经在聘请法律专家研究宗庆后的商业贿赂问题。而且老外给过的每一文钱，他都是有证据的。
第三，跟政府关系搞清楚没有？也就是税务问题搞清楚没有。只要不是明确约定由对方承担税负都必须自己完税，断不可心存侥幸。对此我解释清楚两个基本法律问题:第一，并非但凡一出现未依法纳税即构成犯罪，只要在税务机关立案查处之前主动交清税款，就不会转化为刑事问题;第二，并非欠交税款数额大就必然构成犯罪，还要占到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
第四，跟中国人民关系搞清楚了没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海外那些BVI公司是否干净，是否涉及洗钱问题、外汇管理问题;二是宗庆后及其家人的外国身份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道德风险问题。
这几个致命问题经过排查，都提前进行了准备。所以后来达能一一抛出这些问题弄起很大“媒体泡沫”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很从容。
我们当时分析了达能在中国的投资战、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与买办战这样五个战场和五种战术，组织力量一一研究应对。最终在2009年9月30号，达能与娃哈哈达成和解协议，彻底退出了娃哈哈。
近二十年来，笔者有幸协助众多知名企业和个人处理负面舆情问题，深感此类口水战往往是希望达成三个目标：一是通过自我表扬与攻击对手增添自身与打击对方的道义资源，营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有利态势；二是营造“舆论泡沫”、制造媒体压力促使对方出现“昏招”；三是尽力推进政府或第三方出手协助自己“收拾”对方。此番司马南则展示出第四种功能：通过挑起、参与炒作社会事件给自己增加“流量”进而谋取个人利益。对于此类问题还是两类应对策略：其一，保持战略定力，自己不能乱；其二，制定有效战术妥善应对——具体内容可参见《中国式知名企业应对负面舆情的十类措施》。
（转自：第一法商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