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是如何走向崩溃的
北京晚报
▌王淼
《晚明的崩溃》聂作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晚明的崩溃》写的是晚明社会的世态和人物,而晚明时期——具体一点说是明末清初,也的确有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人物值得书写。且不说晚明社会的世风和世相已然活画出末世的奢靡和溃烂,而万历、天启、崇祯、魏忠贤、吴三桂、洪承畴、阮大铖、马士英、钱谦益……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更是将一个朝代分崩离析之际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怪相,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不及。晚明的礼崩乐坏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用作者聂作平的话概括,就是“所有人都不在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所有应该靠谱的人与事都不靠谱。官做贼,贼做官,君不君,臣不臣。”道德紊乱,价值颠倒,是非不清,世风日下,传统社会所有的人性痼疾和世间乱象,都在这个时期得到集中表现,而解剖这些事件和人物,庶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清晚明吏治与世风的病灶。
如同解读一切将国家视作私人产业的家天下的社会状况,解剖晚明时期社会腐败、国事糜烂的根源,当然首先需要观照当权者,亦即世代相袭的皇帝的人格和作为。毫无悬念,就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终明一代,皇帝——大明王朝这个“私营企业”之老板的个人素质与工作态度,一直呈一种落差惊人的下滑态势。尤其到了晚明时期,因血统而坐上龙椅宝座的皇帝,其所作所为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他们往往擅长斗鸡走狗,精通各种奇技淫巧,却对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将一个国家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上,让他们掌握天下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命运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事实上,农耕时代的老百姓对所谓“明君”的要求本来不高,充其量也不过是“丰收之年能够吃上饱饭,灾荒之年不至窜死他乡”而已,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历朝历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其比例也并不超过十分之一。即以晚明的几位皇帝为例:万历皇帝执政四十七年,却消极怠工,竟然有三十多年不上朝;天启皇帝每天忙于各种木工活,将朝政交给阉党魁首魏忠贤,是一个称职的木匠,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泰昌皇帝沉湎酒色,纵欲淫乐,登基仅仅一个月,便呜呼哀哉;崇祯皇帝虽然有心做“中兴之主”,且非常勤奋,奈何才力不逮,用人多疑,急功近利,最后成为孤家寡人……概而言之,在家天下的皇权社会讨生活就像赌博,几万万人赌一人,好皇帝的概率如此之低,而赌博的结果,也无非是押宝押对了,老百姓或许能够过上几天像样的日子;押宝押错了,对不起,只能忍着受着,等待着下一次押宝的机会。
皇帝如此,皇帝的下属们当然更是等而下之,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自是官场常态,即便偶尔出现一两个像海瑞一样的清官,也会被视为怪物与异类,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被这个僵化的体制无情地淘汰。于是,我们在聂先生笔下看到的,是一幅明末官场集体堕落的及时行乐图:买官卖官,欺上瞒下,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无耻一次是无耻,无耻一百次也是无耻,做好官的风险和成本太大,做坏官又有着太多的好处和诱惑,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官员们纷纷加入贪官和坏官的行列,而“士大夫一旦扔掉了脸面和良知,他们的帮闲或帮忙就会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当好官绝迹、坏官和贪官遍地皆是,当老百姓不得不在坏官和贪官的奴役与压榨之下艰难地讨生活,进而把坏官和贪官看作是朝廷的象征,那么,这样一个朝代还会有真正的生机和前途可言吗?
据聂先生坦承,他的这部新著,本来是写作另一部明清鼎革专著的副产品,所承载的其实也是他对明清鼎革言犹未尽的一些话题。所以,与那部颇带学术意味的专著相比,这部小书虽然取材于专著写作的边角余料,且并不追求结构上的完整和宏大,却着意于电光火石般的感悟和思考,字里行间,更有着杂文一般的辛辣和犀利。事实上,聂先生写作这部小书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写柳敬亭,写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无所归依的漂泊和流浪;他写侯方域,写出的是一种黍禾之悲和家国之恨;他写陈子龙,则是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感慨……聂先生之所以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加上一段个人总结,就是要以历史作为现实的警醒。历史的循环往复总是惊人的相似,更加惊人相似的是,历史的教训总是被后来者一如既往地遗忘。个中意味,足以令人掩卷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