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河宏观】强化央国企引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财经自媒体

2024.12.03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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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央国企的历史使命。央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主体。

·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的时代内涵：第一，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第二，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加强逆周期布局，是应对经济下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应有之义。央国企的逆周期投资是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第三，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来推动创新和经济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央国企将是新型举国体制下落实产业政策的主导力量；第四，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央国企“功能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心从体制机制改革转移到功能性改革，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我们认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要在六大重点方向发挥央国企引领作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是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央国企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主导作用。应重点布局基础和前沿科技领域，完善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提高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赋能质效，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二是加强产业引领作用。强调央国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化发展。当好现代产业链链长。

·三是强化国家战略安全。以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作为强化央国企引领的重要抓手。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强化国有经济在能源、资源、粮食等基础性保障领域的战略纵深。

·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响应国家号召，依托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引导国企通过新设子公司等增量投资方式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五是深化参与全球分工。增强主动运用、积极引领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打造中国品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六是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其中，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投资启示：重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央国企的投资价值。其一，本轮国企改革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央国企并购重组、整合资源的进程或有所加快。其二，央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普遍推行末位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其三，提振资本市场的大背景下，央国企“市值管理”要求或被强化，央国企将更加重视上市主体的市场表现，加大分红力度、适时开启增持或回购等提振信心的行为将更加普遍。其四，在海外不确定性扰动和国内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央国企将发挥稳增长扩投资的引领作用，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风险提示：1.国企改革推进不及预期的风险：经济环境可能出现超预期事件，导致改革力度调整。2.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全面的风险：可能存在对当前政策表述的重点理解存在一定偏误的风险。3.预期政策落实不及预期的风险：既定政策出台到具体落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4.历史经验失效的风险：本文所依据的历史经济环境和条件不可能与当前完全相同。

正文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央国企的历史使命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并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内容进行部署。新时代新征程，赋予央国企新的更大的历史使命。落实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推动央国企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新一轮国企深化改革的关键导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一个国家中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定位与其基本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发展国有企业的理论基础等因素相关联。具体来看，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决定了一国建立与发展国有企业的理论基础和国有企业依存的经济体制。这种理论基础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进而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功能和目标。国有企业的功能与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基点与要求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使命与任务（胡叶琳，黄速建《再论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

国有企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功能与地位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就企业属性而言，世界上所有国有企业都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企业既有一般国家国有企业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我国国有企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除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外，还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如下五个阶段：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为强化央国企引领奠定基础。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的概念，从而更好地解答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国有企业的定位、功能与属性问题。《意见》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其中，商业类又可分为商业一类（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商业二类（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益类是指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国有企业。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后续需要进一步通过深化分类改革，赋予央国企更为清晰的使命导向，更为明确的权责安排，更为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积极力量。

（二）央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第一，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传承基础上，总书记提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这一重要论述把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国有企业“经济基础”地位的思想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从政治基础看，国有企业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代表国家承担公共任务，要围绕国之所需，体现国家意志，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从物质基础看，是国家代表公众利益参与、干预和调控经济的组织工具与手段，要围绕市场需求，在保证政治目标的前提下，按照市场意识运营管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实现盈利性的经济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新时代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总依据，深刻揭示了国有企业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始终坚守，也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篇章。

第二，国有企业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主体。“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总结出的科学经验。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力量，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坚强依靠，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十六大正式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十八大以来，历次党代会等重要会议进一步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017年，十九大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其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22年，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正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才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三）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的时代内涵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2023年6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深入阐明了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是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作出的一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决策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好发挥央国企引领作用，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第一，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提升应对全球局势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当前，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竞争，其中科技创新是博弈的主要战场。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成为影响大国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出现巨大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占比总体波动式下行。中国在世界经济占比快速抬升，从1990年的1.58%快速上升至2021年最高的18.3%（最近两年占比稍有所下降）。此外，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逆全球化抬头、地区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导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开始上升。

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变量。应加快落实三中全会改革举措，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走深走实，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强化央国企引领，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制度优势，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加强逆周期布局，是应对经济下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应有之义。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央国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提高本身的经济效率，还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这表现为在经济下行期间央国企进行的逆周期投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从国内来看，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仍面临考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深刻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传统的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但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持续下行无疑将制约经济转型成效。考虑到国内经济长期以来对房地产和传统基建的依赖，市场主导的地产调整周期可能会持续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在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过程中，依然需要长时间背负沉重的包袱，这必然会拖累转型的进程和效果。

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全球螺旋式衰退引发潜在危机可能性加大。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超长待机复苏之后在2019年已经看到了衰退的早期信号，之后在经历了席卷全球的疫情冲击下，各种结构性问题更为严重。过去全球性危机一般由单个风险点引发系统性风险，比如1930s大萧条时期的股市和07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虽然暂时没有发现单一风险可以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衰退，但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民粹主义情绪上升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未来全球再次面对危机和衰退的风险在持续上升。我们认为未来危机的爆发和呈现形式，更多是在某一时间点的单一事件引发信心危机之后，之后在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等复合层面的形成螺旋下行，最后把全球拖入实质性衰退。

央国企的逆周期投资是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稳定器。通过逆周期投资调节总需求是国有企业发挥的一项重要经济功能。国企逆周期调节的独特优势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党对国企的全面领导使国企相较于一般市场主体更容易响应宏观调控的需要；二是国企与金融机构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一种能有效动员潜在经济剩余的投融资体制；三是国有企业的逆周期投资能为全社会资本积累营建有利的情境（齐昊、何宁致，2024）。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适度超前投资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一方面是以基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旧动能减弱，“土地财政”循环中，地方政府在卖地收入支持日常运转的前提下，通过大规模减免税收和廉价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伴随着房地产市场拐点，土地财政与经济发展的正循环被打破，相关招商引资的能力和动机也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路径依然在摸索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显现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当下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行超前的产业布局和投资，在此过程中需要央国企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来配合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和落地，加大相关的科研和投资力度，而民企由于其顺周期属性的投资行为或较难大规模配合超前投资。同时，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征，国有企业适度超前投资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因此，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央国企应摈弃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观念，从长远的国家战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进一步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加强逆周期布局，更好发挥央国企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

第三，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来推动创新和经济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央国企将是新型举国体制下落实产业政策的主导力量。

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阶梯，产业政策也是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重要路径，其中，美国产业政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产业政策（周建军《赶超的阶梯：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一方面，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来推动创新和经济转型已成为各国共识。近年来全球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和生物科技层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但由于经济危机和衰退的阴影持续笼罩，企业层面进行大规模研发和投资的意愿低迷。有鉴于此，各国政府纷纷启动相关产业政策来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欧洲地平线”（2021-2027年）、英国2020年《研发路线图》等。另一方面，央国企是新型举国体制下落实产业政策的主导力量。随着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面对近年来来自美欧等一些国家频繁发起的贸易摩擦与技术封锁，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安全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堵链”“卡链”“断链”的风险。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能力，势必将在某些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高端与领先国家形成竞争态势。央国企具有超强的执行力，需要其发挥主导作用来落实产业政策。

第四，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央国企“功能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这一定语明确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规模巨大的国有经济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强化央国企引领作用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国家各方力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以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开启新一轮功能性改革，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新一轮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十多年来国企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创新突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特别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力促进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形势新任务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心已经从体制机制改革转移到功能性改革，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践行重要使命。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强化央国企引领，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

二、发挥央国企引领作用的六大着力点

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其中，增强核心功能是央国企担负新使命新任务的必然要求，要把核心功能体现在增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上，体现在更好履行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上，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看，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安全支撑、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转型六大重点方向发挥央国企引领作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央国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准确把握在我国科技创新全局中的战略定位，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发展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重要支撑。我们着重阐述央国企在新兴举国体制中的引领作用，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市场，一个是“看得见的手”，一个是“看不见的手”，厘清其边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作用，又发挥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有为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市场配置资源从“基础型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重大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大包干，而是在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下的全新的制度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便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 新型举国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突破、迭代与发展。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激发出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统一协调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动员与贯彻落实、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四方面的制度势能。这些制度势能可合力助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以及相关治理效能的提升，进而系统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3. 强化央国企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主导作用

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是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结合，是围绕战略任务布局、实施而开展的系统性制度创新。央国企是新型举国体制实施的重要载体。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需要加快推动央国企成为新型举国体制落地模式中的技术创新主导者，使央国企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力量。央国企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上承国家战略，中联合作伙伴，下接市场需求，成为整个体制运作的核心载体。央国企需要不断将自身打造为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技术创新主导者。这一模式的实现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层面，中央企业应重点布局基础和前沿科技领域。一是大力推进“卡脖子”技术攻关。要突出战略导向，强化内在、长期价值，健全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参与，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大力推进科技攻关，努力掌握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加大多元化研发投入，当好“耐心资本”。央国企要不断建立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推动科技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加大多元化研发投入，畅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质效。推动央国企彰显责任和担当，当好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改善民生、发展实体经济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

第二，加强央国企与民企协同，完善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与央国企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一是支持民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三中全会在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同时，明确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023年8月，发改委等八部门颁布《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并进一步列明了支持民营经济牵头承担科技攻关任务的具体领域，包括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等六个领域。实际上，在目前我国新兴产业和前沿科技领域，民营企业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市公司中龙头科技公司也均以民营企业为主。从科技领域“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特征来看，民营企业具备比国有企业更加匹配的激励机制。因此，在深化国企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鼓励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以此才能构建起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二是完善民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经济投资信心和预期相对较弱，微观主体在“新经济”中的参与感尚显不足。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析来看，国有控股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分化，由政策主导的经济新循环形成中国企转向较快，但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的渠道仍有待畅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纲挈领提出“完善民企参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长效机制”，要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并与之对应地提出构建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其中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参与各类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

第三，提高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赋能质效。以数字化、智能化驱动的协同创新与融通创新有助于实现央企与其他各类知识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深度协同以及与其他各类民营企业深度融合。一是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研发平台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针对我国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尚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强以企业为主体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牵头或参与建设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深度合作，引导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进一步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二是加快建立资源共享和数据协同的科技服务平台，打通科研数据交易和融通链路，通过供需匹配技术、共识机制形成精准的贡献度识别、价值识别与转换等能力，实现对不同创新主体和创新人员的差异化、个性化激励，加快破解制约协同攻关和融通发展的新老问题。

第四，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积极参与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技创新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创新对科技人才的激励手段，让广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充分释放。要以鲜明的导向加大对创新骨干人员的激励力度，把工资总额增量优先用于作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科研团队工资总额实行单列。

2. 央国企是引领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但一些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当前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器件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因此，针对短板和弱项，需要进一步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夯实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央国企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需要更好发挥央国企产业支撑引领作用，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央国企要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首先，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体量上看，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依然是我国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布局的主要领域。中央企业超过7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化工、冶金矿业等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其次，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一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对未来产业的前瞻谋划至关重要。国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立足于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的迫切需要，更是服务于大国崛起与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国资委在今年3月明确提出，产业升级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摆在突出位置，目标是到202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达35%。2018年至2023年，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规模由0.7万亿元增长至2.18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达35.2%。未来，央国企要加强与民营企业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在新领域新赛道的互利合作，更大力度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孵化未来产业，加快构建集群化发展优势，努力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此外，央国企要发挥引领作用，当好现代产业链链长。

第一，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央国企的战略使命。一方面，央国企战略使命与产业链链长功能高度匹配。央国企具有雄厚技术实力和市场牵引能力，同时又具有极高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构成要素。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央国企为中心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保障产业链安全，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一是央国企是承载国家意志的重要力量，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从性质和功能定位看，中央企业代表和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实施国家战略的排头兵、领头雁。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不仅可以代表国家保障外部冲击下的产业安全，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对产业链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实现产业主导力。二是打造产业链链长是强化国家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央国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来源。央国企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移动通信、北斗导航、国产航母、核电等战略性领域掌握核心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将央国企打造成为产业链链长，通过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既有利于发挥央国企带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引领作用，同时通过补足产业链短板，也有利于强化央国企自身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生态优势，提升央国企在全球的科技竞争位势。

另一方面，央国企具备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功能的现实基础。央国企通常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规模实力明显提升，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企业的行业影响力不断提升。一是央国企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71.9万亿元。根据2024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44家，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有36家。中央企业庞大的资产规模和物质基础，为其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以中央企业为例，根据《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2023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9.6万亿元，利润总额2.6万亿元。二是央国企在战略性产业中居于产业链核心地位。央国企不仅多处于战略必争领域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而且通常是该领域掌握底层技术和关键集成技术的主体，或者是牵引产业市场机会拓展方向的最终用户，因而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三是央国企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担负着“国家队”“排头兵”的重任。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3年以来，中央企业加大力度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了11项专项行动计划，形成了8大类60个领域201个方向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总体布局。

第二，央国企要主动担当产业链“链长”，推动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发挥央国企牵引带动作用，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央国企应当放眼全球、主动作为，带头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全面提升重要领域和节点自主可控程度，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

（三）强化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安全

1.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是央国企重大使命责任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坚持用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防”的底线、提升“稳”的能力，关键时刻发挥好兜底托底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当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要，进一步强化央国企的战略支撑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筑牢战略基石。央国企作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力量，必须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和能源资源安全作为重大使命责任，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等领域集中。

2.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是强化央国企引领的重要抓手

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其目标是确保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相契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切实提升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支撑能力。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这意味着在新一轮国资国企监管下，战略使命履行评价成为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2024年5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发布《中国国新深入开展价值创造行动聚力提升五个方面价值》文章，从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与增加值占比、经济增加值、品牌价值等五个方面价值对中国国新进行详细报道，阐述其扎实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总体来看，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着力做好如下六个结合。

3.强化央国企战略支撑

央国企要抓紧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不断完善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体制机制，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深化战略转型，更好地担当经济、政治与社会责任。

一是切实维护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央国企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提升产业链价值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二是切实强化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积极服务和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强化国资对电网、石油天然气管网、江河主干水网、信息通信网等领域投入，加强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维护国家骨干网络安全。发挥国企主体作用，切实保障数据安全。树立全面数据合规理念，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合规管理制度与流程。依托国资国企信息安全监管平台，常态化开展数据风险评估和处置。

三是切实保障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能源资源供给。要强化重点领域布局，通过市场化方式，强化国有经济对能源资源的控制地位。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推进油气资源进口多元化，提升对运输通道的掌控力。优化国有资本在海外能源资源、关键战略性矿产资源、物流枢纽及远洋运输等领域布局，增强种业研发能力、海外粮源及国际粮食贸易掌控能力，扩大我国在能源、资源、粮食等基础性保障领域的战略纵深。

（四）强化区域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GDP总量看，1978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GDP总量的差距分别为764.5亿元、788.5亿元和1028.4亿元，差距较小。2023年，GDP总量的差距分别扩大到38.2万亿元、38.3万亿元和59.2万亿元，差距悬殊。东部地区的GDP总量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相比，仍是上述地区的2.4倍以上。人均GDP看，197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在不超过200元，而且东北地区的人均GDP还略高于东部地区。但2023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比中部、西部和东北高了4.1万元、4.5万元和5.3万元，绝对差距较大。地区上看，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呈进一步拉大趋势。无论是GDP总量的倍数还是人均GDP的倍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相对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GDP总量上看，东部地区GDP和东北地区相比，由1978年的3.3倍扩大至2023年的10.9倍，并且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人均GDP由1978年的0.8倍扩大至2023年的1.8倍，同样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我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1999）、东北振兴（2002）、中部崛起（2004）战略，推动区域经济走向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完善，四大战略统领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变得更为重要。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为央国企做好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2.央国企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优势

一是有效促进要素跨行政区域聚集。央国企规模大、实力强，大多在所属行业具有领先优势，可以通过并购、重组等市场化整合方式，整合行业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有效促进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例如，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先后通过整合、增资扩股等市场化手段，将7家机床生产制造单位和1家机床工程研究院纳入麾下。目前，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打造了机床产业“国家队”，有效推动了机床产业组织结构优化。

二是促进创新资源跨区域共享。我国创新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区域间科技创新能力差异较大，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区域创新的协同性仍有待提升。央国企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可借助自身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方面的优势，整合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跨区域布局，加快先进技术成果在中西部地区的推广和应用，为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基础。

三是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化。基本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方面。国有企业布局广泛，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近年来，央国企在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已有一些成熟、值得推广的发展模式。应进一步强化央国企引领，以专业优势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化。

3.强化央国企引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央国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当中，央国企要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这是央国企的职责使命。要坚决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积极引导央国企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区域资源禀赋优化区域布局，更好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积极担当，助力区域协同实现更高层次发展。近年，党中央在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挺进。国有企业要紧抓这一重大机遇，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增强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在产业结构优化、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改善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效，推动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二，依托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国有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结合自身功能定位，依托区域资源、产业禀赋，协调推进产业布局，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更好促进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鼓励国有企业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契机，推动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产业技术合作，与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国有企业构建多层次合作联盟，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第三，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加强央地合作，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鼓励和引导央国企选择自身最能发挥作用、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精准加强央地合作，形成不同央国企精准促进区域发展的工作机制。鼓励央国企加强同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合作，进一步拓宽央地合作内容，引导央国企在更多区域通过新设地方子公司等增量投资方式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央国企应以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为我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优化区域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放合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一是增强主动运用、积极引领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标准深化改革，积极参与并逐步引领国际标准、产业规范、行业技术规则等，在一批新领域争取更大话语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积极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提高国际知名度。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理念打造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服务和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品牌形象。树立认同度强、影响力广、附加值高的“中国品牌”。开拓灵活多样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根据企业属性、行业定位、资源获取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匹配适宜的国际化模式。主动探索，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通过优势互补，实现高质量中资企业“抱团出海”。

三是促进我国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地位和话语权。国企要积极参与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积极参与和承接“一带一路”、RCEP、CPTPP等相关工作和任务，提升企业国际话语权。统筹推动央国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等重大工作，加强整体谋划，着力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完善面向全球的生产服务网络，通过对外投资并购、优化全球布局，强化全球价值链掌控力，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带动中国装备制造、技术、标准和服务共同“走出去”，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央国企要主动作为，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六）推动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绿色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印发，从国家层面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能源、交通、钢铁、化工、造纸等领域被重点提及。《意见》提出：“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央国企要强化引领作用，积极稳妥推进绿色发展，擦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底色。

2.强化央国企绿色转型引领

央国企既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绿色转型的重要贡献者。央国企必须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降低能耗提升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一，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一是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严格落实“两高”项目能耗准入标准，全面排查在建、拟建项目，实施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巩固钢铁、煤炭去产能成果，加强产能过剩分析预警，严格压减产能。2012—2022年，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约35.1%，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约77.7%、77.6%、57.0%、56.2%。二是进一步推动绿色转型。推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交通、建筑、建材等行业绿色升级，实行非高炉炼铁技术示范，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积极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加快发展电动、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

第二，全面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一是深入推进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科学有序发展先进煤电，大力淘汰落后低效设备，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分级梯次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二是加快建设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体系。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陆海并重，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统筹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因地制宜推进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三是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供给消纳水平。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提升电网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元直接利用和就地就近消纳，加快新型储能示范推广应用，建设稳定安全可靠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遵循生态学和经济学规律，旨在通过实施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资源化（recycle）的“3R”原则，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实现废物排放最小化，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环境负担最小化的绿色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最佳路径之一，也是当前我国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保障国家资源安全、适应全球绿色发展趋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自2019年12月以来，欧盟陆续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欧洲气候法》、“减碳55”（Fit for 55）一揽子行动计划等文件，旨在协助欧盟各国、各经济部门加快部署低碳转型。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0月18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正式挂牌成立。其股东成员包括中国石化、中国宝武、中国五矿、华润集团、中铝集团等多家中央企业。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同步设立多家专业化子公司，业务涵盖线下资源回收网络建设和废钢回收、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回收和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业务、退役风电和光伏设备回收、废有色金属回收以及废塑料回收加工等，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扶持行业内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健康运营，引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打造成为集仓储、加工、配送、以旧换新、标准制定输出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努力成为我国循环经济行业规范运营模式和标准制定输出的先行探索者。

一方面，成立中国资源循环利用集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畅通再生资源回收链条，加快探索形成“换新+回收”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链条，有助于做好回收循环利用大文章。另一方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将成为推动“两新”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两新”工作持续推进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产生大量废旧物资，需要通过回收循环利用工作应对此问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预估，在“两新”政策的推动下，今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有望突破4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5万亿元。

三、重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央国企的投资价值

如上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央国企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央国企投资价值也将更加凸显，原因有四：其一，本轮国企改革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央国企并购重组、整合资源的进程或有所加快。其二，央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普遍推行末位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其三，提振资本市场的大背景下，央国企“市值管理”要求或被强化，央国企将更加重视上市主体的市场表现，加大分红力度、适时开启增持或回购等提振信心的行为将更加普遍。其四，在海外不确定性扰动和国内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央国企将发挥稳增长扩投资的引领作用，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这四大因素也是中长期进一步强化央国企投资价值的重要支撑。

（一）央国企并购重组、整合资源的进程或有所加快

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是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通过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有力促进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在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下，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央国企将加快并购重组、整合资源，以提升产业协同效应，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新一轮央国企并购重组是强化“三个集中”的重要手段。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和前瞻性布局，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统筹配置国有资本，有力推动“三个集中”。

政策频出推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持续升温。2024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强调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升投资价值，对提出多项具体举措。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对活跃并购重组市场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聚焦主业，综合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支持头部机构通过并购重组、组织创新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大并购重组改革力度，多措并举活跃并购重组市场”。2024年9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做出具体部署，包括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升级、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提高监管包容度、提升重组市场交易效率、提升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依法加强监管六大方面。后续随着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央国企并购重组有望继续保持活跃态势，助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为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推动央国企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

2024年9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宏志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三次专题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到2025年，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要清晰界定“退出”标准，用好绩效考核结果，进一步规范退出的情形，不能用违法违纪、到龄退休、主动离职等替代业绩考核不合格的“退出”。2025年是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是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和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央国企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央国企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推动央国企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显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下，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大范围深层次突破，三项制度改革破冰破局。与2020年底相比，开展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各级子企业比例从23%左右提升至99.6%以上，覆盖全国超8万户企业、22万人。中央企业新进员工公开招聘比例由2020年底的88.9%上升到2022年底的99.9%以上。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比例上升至57%，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达到3.8万人、占比约6.9%。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持续优化。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央国企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提升央国企的整体竞争力与活力，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央国企发挥引领作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央国企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推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是央国企深化改革、提升管理效能、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上，央国企要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三）市值管理要求强化推动上市央国企提质增效

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9月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在此背景下，央国企“市值管理”要求或被强化，国有企业将更加重视上市主体的市场表现，推动上市央国企提质增效，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市值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2024年以来，市值管理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市值管理要求不断强化。2024年1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央企把上市公司的价值实现相关指标纳人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中，把市值管理成效纳人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引导中央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将央企负责人与央企市值深度挂钩，有助于提升央企的核心竞争力。2024年4月12日，《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颁布，明确提出：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研究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企业内外部考核评价体系。依法从严打击以市值管理为名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2024年9月24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征求意见稿）》出台。2024年11月15日，作为市值管理首部专项制度文件《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正式出台，明确了市值管理定义和目标，并对市值管理实施方式、主体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一系列政策为后续开展市值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上市公司质量与投资价值提升、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市场基础。

市值管理强化带来央国企投资新机遇。加强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是完善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未来，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有望进一步加强，引导国有企业做精做优上市公司资产，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估值修复，引导国有企业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上市央国企的可投资性。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方面，强化上市央国企市值管理有利于增强上市央国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在资本市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对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做好市值管理，有助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有效增加财政收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从微观层面来看，将市值管理成效纳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有利于上市央国企加大对市值管理的重视，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经营三大环节发力，提升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改变各行业国有企业估值水平与其战略地位不相符合的局面。同时，随着市值管理不断深化，将倒逼市场结构优化调整，激发央国企创新潜力，推动其加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四）央国企将发挥稳增长扩投资的引领作用，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当前，世界正迎来特朗普2.0时代，外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同时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重要时期，强化央国企逆周期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央国企加强战略性产业和“两重”建设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央国企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主体。国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立足于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的迫切需要，更是服务于大国崛起与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先进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近年，央国企不断集中力量、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23年，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规模达到2.18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达35.2%。

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信用扩张受限下，央国企是中央加杠杆实施“两重”建设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大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在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信心较弱，自发的投资动能相对不足下，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中央加杠杆是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动力。“两重”建设事关全局和长远，国企高质量做好支持“两重”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年11月25日，中国诚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获批发行5000亿元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用于重点支持“两重”“两新”项目投资，正式拉开本轮央国企逆周期稳增长大幕。

我们认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央国企将发挥稳增长扩投资的引领作用，主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两重”建设中担当主力军，切实发挥资金、技术和集团协同等多方面优势，进一步凸显战略支撑作用，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其中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较大前瞻布局的央国企，收入和利润的确定性无疑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