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观鱼:黯淡的“金马”,自弃之后何须哀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新之】
第61届金马奖悄然落下帷幕,无论对于一般电影爱好者还是关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语文化圈的文艺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打开入围名单和获奖名单,除了娄烨作为大陆知名导演显得略不合时宜地站在中间,还有张震、张艾嘉等本土资深影人,剩下来的大多数名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都是“没看过”“不认识”“没听说”的否认三连,曾经熠熠生辉、星光云集的金马如今变成了一座冷门化、地域化、小众化的“小成本艺术电影评选”。
当然,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带着文艺青年特有的孤傲和不屑去嘲讽那些指出“金马奖没落”的人——你没看过是因为大陆没法上映,你不认识是因为你的看片量和知识水平有待提高,你说没兴趣是你“看爆米花商业电影”看坏了脑子,然后再喃喃说一些“真正的艺术”“多元化”“支持本土”之类的话,总之,“小小的也很可爱”。
但无论如何重新诠释和定义今天的金马奖,当一个曾经名动天下的电影奖项既不能把荣誉授予大众认可的电影,也无法通过把荣誉授予小众电影而让电影被大众所认可,即使用再多的知名嘉宾来装点,即使再强调艺术和不落俗套,这个奖项终归已经走入了生命周期的末位,只能靠追忆昔日的荣光来掩盖今日的黯淡了。
其实纵观金马奖的历史,它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地走完了一个艺术奖项从兴起到衰落的生命周期。
台湾省曾经流传一个梗,那些服兵役的青年如果不幸被抽中调去偏远的金门马祖当兵,就会戏称拿到了“金马奖”。其实金马奖的由来恰好是这个冷战时期处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前沿的“金马”,这个奖项在1962年由台湾当局的“行政院新闻局”主办时就具有浓浓的政治色彩,以及寓意“电影界要向反攻大陆前沿将士学习致敬,砥砺前行”的敌对内涵。当然,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文化管制之下,“官办”的金马奖自然也和当时的台湾电影一样,并没有太过亮眼的作为。
早期金马奖评选
金马奖的真正崛起正是奖项开始逐渐脱离当局政治操控之后——1990年开始,金马奖开始全部转交由民间团体主办(虽然仍接受“新闻局”资助和指导)。彼时刚刚摆脱“戒严政治”高压,渴望文化自由,并且有浓浓大中华情怀的台湾文化界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让金马奖一度成为“华语奥斯卡”除了对于电影艺术性的推崇和评审的专业性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评选标准突破地域限制,将入选标准放在整个“大中华”的视野之下——只要是华语电影,只要反映华人生活,无论地域和籍贯都可以参赛。
不同于当时发展相对落后的大陆电影奖项和强调必须是“港产电影”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金马奖最大程度地为所有中国电影提供了舞台,也收获了极高声誉——回顾金马奖的巅峰时期,恰逢两岸三地的电影人和电影百花齐放的丰收岁月,金马奖的获奖名单(包括电影奖项和个人奖项)可谓群贤毕至、俊采星驰:有《阿飞正传》《桃姐》《无间道》这样代表香港电影最佳水平的影片,也有《女人,四十》《喜宴》这样的台湾影片,同时期的大陆优秀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声》也榜上有名。
特别是2010年后,随着两岸三地电影人才和资金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飞速崛起,我们熟悉的大陆影片和电影人几乎占据了主要奖项的半壁江山,其中有《推拿》《大象席地而坐》获得最佳影片,有商业片《我不是药神》的男主徐峥获得最佳男主,有张艺谋、文晏获得最佳导演,也有马思纯、周冬雨这样的新晋演员获得影后。
这样的变化也是时代发展中,整个华语电影版图极具变化的缩影。相伴而来的也是大陆电影人对金马奖的重视,每年都会有人数众多、众星云集的“金马团”开赴台湾参加盛会——正如巅峰时代的金马奖那样,奖项的肯定和电影人的推崇是彼此成就和相辅相成的。
演员范伟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
但幺蛾子自然也随之而来,当这种相互成就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拿大”,顶着“台湾电影金马奖”名号的奖项逐渐走向了扭曲和失衡。
首先是一种带着酸味的“排外”扑面而来,最典型的便是金马奖颁奖仪式上“台湾名嘴”蔡康永和影帝黄渤之间的互怼:蔡康永一句“这是我家,不是你家”让金马奖的金字招牌“天下华人是一家”变成了一个笑话,黄渤也借着“金马”和蔡康永马图案的服饰来了句经典双关:“只见人骑马,没见马骑人”,赢得全场喝彩。
另一个被砸掉的金字招牌便是奖项的公正性。就像某些明星得到了一些老牌奖项却被认为德不配位一样,奖项不但没能起到贴金的作用,“影帝”“影后”反而成为粉丝口中的“黑称”,奖项和获奖者原本就是相互成就,谁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面对中国大陆影片的高歌猛进,金马奖也逐渐把评选的标准向“本土”倾斜,在51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的评选中,凭借《归来》众望所归的巩俐却败给了来自台湾岛内的陈湘琪,让很多资深电影人大跌眼镜,也让巩俐本人说出了“这是我第一次来金马奖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的话。
但这不是巩俐真正的“最后一次”。几年后,当巩俐被金马奖主席李安再次邀请担任评审团主席时,金马捅了更大的篓子:台湾地区女导演付榆的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得纪录片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直接公开发表“台独”言论,这让原本高高兴兴前来参加颁奖礼的全体内地电影人和香港大咖们脸色难看;最终,巩俐拒绝上台颁奖,所有香港和内地演员拒绝参加庆功宴,只留下李安苦涩的表情包定格了这一届金马。
而“台独分子们”弹冠相庆,觉得在金马这么有影响力的场合为“台独”背书多有面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丝毫不在意金马的招牌被他们给“次抛”了。从这一年开始,香港和内地的绝大多数电影不再报名,一个“只要是华语电影都能来”的奖项变成了湾湾关上门自嗨的独角戏。
之后的金马奖,正式进入光速衰落的周期。可以说以这一届“台独”表演秀为界,金马奖变成了一个完全两样的东西,虽然还叫金马奖,但就像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后在岛上继续办的那个“黄埔军校”,和当年联俄联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黄埔军校还是一个学校吗?痛心的是真正热爱电影、爱台湾也有中国心的电影人。但奈何大环境已无法复刻当年,即使2018年的金马奖不“暴雷”,“台湾电影金马奖”被政治化并没落也是迟早的事——无他,土壤已经坏掉了。
李安以金马主席身份操办的盛会却被“台独”当做了表演的舞台,自己的表情包定格了这个尴尬瞬间
时至今日,看着一届届金马奖去谈什么“衰落”或者“复兴”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华语电影的“三金”格局已经伴随着电影市场的格局而改变。作为拥有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和世界第一银幕数的内地电影,永远不可能再去把一个“省级奖项”作为必争之地,更讽刺的是,首先主动扔掉“大中华”招牌的恰恰是金马自己。
与其去感叹金马风光不再或是想方设法替其挽尊,“大中华电影”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把观众从短视频的注意力剥夺中抢回电影院。毕竟在这个电影的寒冬,同舟共济才能闯出一条前路,华语电影的未来是星辰大海而非自我封闭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