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许金艳
“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清代章学诚如是说。
古人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东西两侧，浙东与浙西，虽同属于江南，同属于浙江，两地的人文历史却各有特色。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近代梁启超等人就将“浙学”直接分为“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
2024年11月16日，一场关于“浙西文化”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桐乡崇福开启。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浙西文化”的专家学者、嘉兴各县（市、区）地方人文研究专家围绕“浙西之学与江南儒学”开展交流。
何为浙西文化？
“浙西”从地理概念上说是指浙江的西部，但古人“浙西”的概念与今日不同。宋代时设两浙路，以钱塘江为界分浙东路和浙西路，浙西路包括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和江苏的苏南地区，但古代所称的“浙西”，今天习惯上是指以嘉兴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一带。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作为“浙西”三府之一的嘉兴，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被认为最具浙西文化“博雅”特质。
禾城的“博雅”面相
何为“博雅”？字面上理解便是广博典雅。相比浙东的“专家”，浙西的“博雅”也体现在浙西之学的广博。
当下的嘉兴，正在打“浙西词派诞生地”“浙西朱子研究中心”的品牌。朱子学与浙西词派在嘉兴的传承与发展，可谓浙西文化的华彩篇章。
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明清，嘉兴一郡，在文化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朱子学为底色。
桐乡一地自古便是浙西文化重镇，是宋代辅广，清代张履祥、吕留良等文化名人的故乡，与朱子学为特色的浙西文化有着特别的渊源，这一带也得到了浙西文化的充分润泽。
北宋元丰八年（1085），崇德知县吴伯举创办县学，并请《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撰文、大书法家米芾书写，合作完成《崇德县学记》，开启了浙西文教之风。
南宋中期，理学家朱熹的弟子辅广定居崇德，晚年归里，在崇德建传贻书院。清末名臣林则徐认为嘉兴一地文化名士首推唐代陆贽、宋代辅广，可见其影响力。
朱熹弟子兼女婿黄榦也曾在石门讲学，这些与朱子学思想的牵系奠定了当地的朱子学根基。
明末清初，桐乡一地又迎来了一次文化学术高峰。思想家吕留良毕生坚守民族大义，宣扬朱子学说。一代大儒张履祥则以耕读传家，践行朱子学说。
三百多年前，吕留良和陆陇其的“禾城之会”，更是深刻改变了清代的理学发展，也促成了浙西学术中心的转移。
那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都过了不惑之年的吕留良和陆陇其在嘉兴旅舍会晤，两个从事朱子学研究的中年人，彼此惺惺相惜。
“禾城之会”后，陆陇其受吕留良影响，后半生倾尽全力投入朱子学复兴大业。陆陇其也是先儒从祀孔庙第一人。
浙西学派的“博雅”，重在诗词
如果说崇尚朱子学是浙西文化在嘉兴的特质之一，那么嘉兴一地雅好诗文，更体现浙西文化的博雅特质。
。浙西学派秉持崇宋之风，也尤其注重诗词。
清康熙二年（1663）盛夏的崇德，吴之振、吴自牧在吕留良家友芳园中的水生草堂聚会，他们都不满当时诗坛过于崇唐诗而贬宋诗的风气，而宋人诗集至清初已经零落不堪，更让他们惋惜，三人于是合议，不如保护性收集整理一部宋代诗歌总集。这部总集就是《宋诗钞》。
当时吕留良的好友黄宗羲正在石门造访，听闻此事后，也主动参与了《宋诗钞》选编和勘订。
清康熙十年（1671），历时九年，《宋诗钞》的初集终于由吴氏鉴古堂镂版刊行，成为清代第一部大型宋诗选本，为后世留下宋诗一万二千多首。
《宋诗钞》的出现撬动了清初诗坛，开启和推动了清代宋诗派的再兴盛，还起到了矫正创作风气的作用。
而嘉兴人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更是拉开了清词复兴繁荣的序幕，并迅速影响、带动全国的词坛，成为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
在开创者“浙西六家”中，除了杭州词人龚翔麟，其他都是嘉兴籍，他们大多生活、游历于钱塘江以西的杭嘉湖一带，以书会友，吸引四方人士。
康熙十八年（1679），龚翔麟将朱彝尊，李良年、李符兄弟，沈皞日、沈岸登叔侄及他自己的词合刻成《浙西六家词》刊行。
朱彝尊之前就是龚翔麟父亲龚隹育的幕客，与龚翔麟相处日久。清康熙十六年（1677），龚隹育出任江宁（今南京）布政使，龚府的瞻园自然成为他们六人雅集的场所。他们在瞻园齐聚，在数月盘桓、互相唱和中，达成对当时词学的共识。
浙西词派的出现和词的命运也有关。极盛于两宋的词，到了元明却逐渐走向衰微，甚至跌落尘埃。浙西六家提出要重振词学，要上继宋代姜夔、张炎所开创的词学道路，主张“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
当时龚翔麟的瞻园还经营着刻书印刷业务，《浙西六家词》刊刻面世，引得词人争相翻阅模仿，在彼时词坛引发了一股风尚。因为符合当时“清真雅正”的审美观念，浙西词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浙西词人熙攘活跃，在不断唱和中，浙西词派和他们的词作被一次次推向了全国。
浙西词派延绵二百余年，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绵亘了康、雍、乾三朝，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望江南的诗词之路，浙西词派正是从嘉兴出发的，浙西词派成就的取得，更是与嘉兴的地理、人文环境分不开。
浙西学派的“博雅”，重在诗词
最具博雅气质的嘉兴人
《文心雕龙》里，盛赞“智术之子，博雅之人”。博雅之人，也是指一个人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
清代嘉兴学术大家如群星闪耀，多元发展，各个研究领域中都有杰出人物和成就，但论“尚博雅”，有观点认为，嘉兴地区以崇德吕留良、桐乡张履祥、平湖陆陇其、海宁张九成、秀水朱彝尊为代表。
本土学者徐志平则认为，最具博雅气质的嘉兴人，最突出的是朱彝尊、沈曾植、王国维，因为他们都是学问渊博、研究领域广阔多样，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大家，影响深远。
沈曾植是近代大学者，其研究涉及经、史、训诂、诗词、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刑律、目录、书画等各个领域。
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其研究范围广泛，举凡历史、考古、甲骨文、敦煌学、古器物、文学、诗词、戏曲、古文字及音韵、地理等研究都有杰出成就。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就称赞王国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如果再溯前追后，则前有嘉兴的陆贽，被称为“其学问之纯粹，盖三百年来第一人”。嘉善有融会禅学与理学的名家袁了凡和他的《了凡四训》；海盐有章太炎高足朱希祖和他“独出冠时”的南明史研究……
这些文化大家，他们的身上都有共通的特点，首要的特点就是广博的学识。
他们或在经史，或在文学，或在儒学等方面非常见长。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更开阔，就会发现，除文学外，浙西众乡镇在书画艺术、金石考证等方面同样一骑绝尘。近代嘉禾名贤、著名藏家倪禹功在《嘉禾藏家集秀》中描绘清初嘉兴艺文之盛况：“项氏一门功开创，李、朱、方、张继风骚。”当我们将目光放远或放近一点，明代书画收藏家项元汴、现代艺术家丰子恺身上，也蕴含了浙西博雅之气。
这群人和他们的学问，也能让我们有底气说“浙西文化在嘉兴”。
我们试着以朱彝尊和张履祥为例，再近距离从他们的人生细微处探究浙西文化的博雅之气。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 “一代词宗”朱彝尊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将其誉为“有清一代的压卷之作”，叶嘉莹先生在一次公开课上，说这是她心目中最好的清词。
这首词便是朱彝尊写下的《桂殿秋·思往事》。朱彝尊论词重“醇雅”，讲究寄托。
作为学者、诗人、文学家，朱彝尊在清初有重要的地位，他有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更有文采风流的文学作品。
朱彝尊出生于风云变幻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嘉兴府，青年时代的他不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来往于江浙一带，着力于诗歌创作，28岁开始漫游大江南北，踏上艰辛的游幕之路。在多年的南北奔走中，他不断写下诗词，其中不乏名作佳篇。
46岁那年，朱彝尊在北京潞州任幕宾，因为长时间羁旅他乡，客居寂寞，产生思乡之情。于是他写下了一百首《鸳鸯湖棹歌》，也为嘉兴留下了一部生动的风物志。
“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鸳鸯湖棹歌》充满浓厚的浙西文化韵味，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受到后世青睐，绵延数百年不绝。
这位浙西词派的开山奠基人，也曾在京任职。康熙十八年（1679），那个十余岁便能作八股时文的少年，在近知天命之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康熙皇帝亲自擢拔为一等。
进京时，他随身带了一本周密、王沂孙等人作的《乐府补题》，向京城名流广征唱和之作。结果在京城又掀起了一股浙西词作的热潮。
朱彝尊在京为官的岁月，除了任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后来又充日讲官，入值南书房。任翰林院检讨时，奉命主持江南乡试，为避免有人请托，索性闭门谢客，连信使送来的书信也很少过目。只有官府书信亲自拆阅，亲朋好友的则一律不拆。这一科所得士子，都是当时的文章名流，人们心悦诚服，他的秉公用权，更是受到好评。
在文学思想方面，朱彝尊还编有《明诗综》一百卷、《词综》三十六卷，都是反映清代诗学、词学的重要著作。
后人评价，朱彝尊在诗、词、古文及经史研究等领域俱称大家，他的研究还涉及地理学、金石学、考古文字学、医学养生学、音韵学等，且都有著作传世。如他的《经义考》被誉为中国两千多年“在经学及目录学领域内集大成之作”。他治学博雅精勤，在金石、书画上的成就，更是“足以见其渊博为独绝矣”。
朱彝尊晚年在嘉兴王店营建竹垞，名满天下的曝书亭是其中一景，他给自己文集取的名字也是《曝书亭集》。
明清时期，文人、书家、画者的交流日益紧密，观书读画、品茗赋诗成为文人雅集的日常，清初引起天下名士广泛题咏的“海内三图”，其中便有以朱彝尊为像主的《烟雨归耕图》，浙西一带的博雅风气可见一斑。
“莫忧来日苦少，从前俱是来日” “理学真儒”张履祥
明末清初，桐乡清风里杨园村的一处僻静之宅，隐居着一位理学名儒，世人称之为杨园先生，这位大儒就是张履祥，被誉为“有清朱子后一人”。
张履祥是明清之际的大儒，是浙西思想文学史无法回避的人物。浙西传承朱子学，到明清之际达到极盛，更是形成了以张履祥为中心的朱子学派。
但他不仅是位理学家，也是教育家、农学家。他隐居后以教书为主，并在闲暇时干些农活。他一生淡泊名利，一心向学，隐居乡里而“声誉不出闾巷”。
清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之时，为张履祥捐资修墓，并亲自题写墓碑“大儒杨园张子墓”，以及墓门对联：“孝弟力田耕读以外无二道，忠信笃敬程朱而后惟一人。”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研究张履祥近二十年，他认为关于张履祥一生的学行，可以从此对联说起。
张家家境不富裕，但张履祥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早逝，他与祖父和母亲相依为命，15岁考上秀才。小时候，母亲常常对他说：“孔孟亦两家无父儿，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这种家庭教育让张履祥从小就懂得了追求德行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思想家，他务本崇实；作为一名农学家，他耕读相兼，教导子弟耕田读书；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著书训子，著有《训子语》，广泛流传后世。
张履祥老来得子，四十七岁时，他的长子出生；五十一岁时，他的次子出生。由于疾病萦身，他对于自己的孩子，害怕来不及亲自教诲，所以在课读之暇，写作了《训子语》数篇。
在《训子语》中，张履祥教导他的子弟要勤于务农，在务农的基础上，还要读书。
小庐陋巷，往往书声不绝。他不仅在私塾传播自己的学问和思想，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平时耕种农作物的收获融入教育过程中。
张家有田地，在教学之余，他亲自动手干些农活，还经常向老农请教、讨论问题。据说他最擅长的农活是修剪桑树，连有经验的老农也比不过他。他的《补农书》就是他结合自己一生的农业生产经验，对沈氏《农书》不够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完成。
《补农书》记载杭嘉湖一带的农业技术、农业经营，在太湖流域流传很广，是中国农书类的一部名著，“耕读相兼”的思想更是贯穿其中。
张履祥的耕读思想强调的是耕读相兼的重要性，即在从事学问的同时，也要亲力亲为地从事农耕劳动。他更是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修身养性。
清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被朝廷批准后从祀孔庙。古今获得从祀资格的圣贤一共只有一百六十多位，嘉兴地区很荣幸共有四人：陆贽、辅广、张履祥、陆陇其，其中唯一的布衣就是张履祥。
今年是张履祥辞世350周年，后人评价他“践行笃实，学术纯正”，三百多年来对浙西一带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张履祥说：“毋悔往不可追，此日尚是未往；莫忧来日苦少，从前俱是来日。”今天，这句话也成为很多像张天杰一样的读书人的座右铭。未往之来日，只少而不多，书山与学海，且行且珍惜。
岁月悠悠，多少风流人物都已消散，但崇文尚雅的地方人文性格依然在浙西版图中得以维系，“崇德尚学、崇文兴教”的文脉更是在嘉兴大地生根发芽，不断滋养着这一方百姓。
题图 凌大纶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