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李 军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近现代知识分子依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做了有选择的传播，由此催生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五四运动前后，各类社会思潮兴起，各种主义话语在社会舆论场上展开交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实际、寻找改造中国实际道路的过程中，在五四运动后与不同社会思潮的纷争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转向。
一战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世纪末，李提摩太等人首先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但并没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初，随着大批留日学生在日本求学，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国内。由日本学者开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和使用。
梁启超最早在自己的著述中介绍马克思主义。1902年至1903年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1902年至1903年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对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进行专门介绍，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之鼻祖”。其他学者如马君武、朱执信、邓实等也通过翻译、撰写简介等方式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总体而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从自身出发，或者是为了向国内学界介绍新思想，或者为了借此宣传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诸多思潮中的一派而加以介绍，并没有将之与中国的未来道路选择结合起来，更不会将之视为可以用来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理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再思考和对社会主义思潮的重新认识。
一战爆发后，为唤醒国民、塑造新国民，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发起新文化运动向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宣战，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思想、新文化。意图在思想革命的基础上重塑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但是，伴随着“二十一条”所带来的国家耻辱、日本对山东的无理侵占，即便是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利益，而且还遭受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在“强权战胜公理”的现实政治丛林法则中，中国仍然处在被欺侮被伤害的国际地位。由此，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逐渐让位于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救亡运动。与此同时，爆发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运动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未来发展道路的新的想象。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也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对苏俄政府的好感。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8年3月到4月，李大钊即多次致函林伯渠，向其介绍十月革命与俄国的情况。“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比较来说，“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对十月革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再次指出，“我们庆祝（一战胜利），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李大钊认为，大战的胜利由政治的和社会的两个结果。政治的结果是“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
李大钊认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表明，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给中国革命指出了必须走俄国革命之路这一新的方向，已经初步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人生转折点。也说明了，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应该如何准确认识中国实际、如何改造中国实际的深入思考。
李大钊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上组织和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力量。1918年11月，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迷惑警察，研究会对外取名为“马尔克斯研究会”。不过，这个组织并没有坚持下来。1920年3月，李大钊再次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先后加入，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之革命团体。自此之后，北京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开始了有计划地传播。据罗章龙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得到了北京大学的支持，并批了办公场所。他们将之称为“亢慕义斋”。他们并提出了研究会的规约，规约规定了研究会的研究方法：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举办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不仅扩大了青年学生的视野，更使他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而是直接参与革命的行动组织了。而当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后来很多人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于1918年3月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就思想的基础而言，陈独秀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可以用“改造中国”来概括。陈独秀始终坚持社会进化，同时也是典型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强调政治要依据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巴黎和会的失败，深深刺激了陈独秀。在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陈独秀的思考。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变成取代‘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的具有纲领性质的口号，是五四运动后民主思潮的新特征。”1919年12月，陈独秀仍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关于民治的基础》中提到，“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而在1920年4月之后，陈独秀即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劳动者的觉悟》中隐晦指出劳动者的政治斗争方向，“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包惠僧回忆：“陈独秀、维经斯基是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走俄国的路，完全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训来发展中国的革命。”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传播。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得到了广泛传播。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卓越财经新闻人才培养创新计划科研成果）
